不管彼此是否承认，中美两国的竞争，其实已经到达一个白热化的程度，伴随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美国的缓慢衰落，彼此的提防日甚一日，中美间面和心不合，目前已经是除了军事以外，动用一切手段在抑制对方……

　　美国在中国的周边，起哄了一个个领土争端，扶持了一大片仇华敌对国家，进行环形包围，同时豢养了大量的对中共的异见分子，通过广播、电台、网络、媒体、网上等进行不断的颠覆和渗透，扰乱中国国内的凝聚力，颠覆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同时启用各种金融手段，经济手段搜刮中国的钱财，而中国对此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最近好不容易出了斯诺登事件，才让中国稍稍缓了口气，但是可以预见，未来这种话语权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读完《向西看的那个槛》，有人可能追问：西方世界似乎绕了一大圈来否定中华文明，这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了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抢占文明制高点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
　　话语权的构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的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只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其实，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
　　而能否占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当年侵略者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可见这个精神统治权是要抓到底的。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能长年维持这种自信，这样想非常天真，在没有 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还诋毁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持着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为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话语权并不是靠一 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 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挡，反被欣然接受。
　　话语的流向是一场精准谋划的 战争。引一位法国汉学家的话说：中国在这场图谋已久的战争中至今处在不设防状态。在这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与自建平台是双管齐下的，操纵舆论的力量 不在于往自己脸上抹金，而在于往对手头上扣屎盆子！话语的流向绝非信息的“交流”，而自始至终都被视作一场战争！
　　西方世界对“话语平 台”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就说体育吧，掌控“话语”的基本做法是不播放中国人有优势的体育比赛；不传播中国自己组办的赛事；在各类国际比赛中封锁中国人参赛的事实。比如环法自行车比赛是法国媒体暑期大炒的项目，组委会邀请了中国自行车选手，但这种事不让法国 民众知道。为什么？因为请中国选手参赛不像挑选大陆电影界名人参加电影节，艺术不是目的，政治才是由头，不管大陆艺人自我感觉脸上多么风光，在法国这头就是为负面话语配料、送料的；而大陆自行车选手参赛则难变成这个性质，既然属于正面话语的范畴，就必须阻止其流入。邀中国人来，是为了中国媒体替法国旅游做 宣传，也就是只让话语流出去。所以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台或报纸提供哪怕一张中国人参赛的画面，媒介从业人员的广泛“自觉”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自觉的权力意识以及不与外人谋的“内忠”。直到赛后数月法国媒体报道西班牙冠军有服用兴奋剂嫌疑，顺带提到有一位中国自行车选手也被怀疑，中国人参赛才透过一则负面 新闻泄露出来。
　　这些针对中国人的负面话语，经年累月，视利益需要时收时放。其实法国民众对世界是两眼一抹黑，“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 自由。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至今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 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这么做固然可以用心胸狭窄来解释，但关键还是出于控制话语流向的焦虑。每开一个口，都不同程度给了对方“话语平台”，控制不好， 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文化领域的看守就更严密了，因为这是“话语战争”的主攻战场，一般采取全面封锁或只放负面话语两个步骤，这样做既保证“话语平台”永远在自己手里，又让受众没有失去看世界的自由权利。比如中国电影在这里的“专家”嘴里，除了被挑来的几个电影人，其余均不存在。中国人租下巴黎电影院自办 电影周，那两本文娱节目表，居然连续两年把放映地点“写错”！可见他们之所以成天与竞争对手打“言论自由”牌，就在于自己早已握有将百姓视野圈进狭小区域的决胜筹码。
　　上海电影节的新闻也被封锁得滴水不漏，因为这是掌握价值判断权的关键“平台”。为此无论法国名人在上海得到何等荣誉，传媒 万马齐喑，无一例外，名人也自觉遵从，在上海让中国人以为他们荣幸得很，回到本土则唯恐国人知道，与中国艺人拿外誉当上帝光环截然不同。比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前总统希拉克要到中国推销其回忆录，但这条新闻在法国是封锁的。以希拉克与传媒的深刻联系会找不到几家媒体报道？吕克·贝松在上海作电影节评委主席， 回国则三缄其口。为什么当事人与传媒在“防火墙体系”中配合默契目标一致？没有人会为这样的封锁抱怨失去自由，更不会把去外国电影节当成要争的福利。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言论自由或艺术自由的问题，而事关价值判断权归于谁手，从价值判断权还可以引申到艺术定价权，在这里精英阶层人人有这种自我意识。
      价值判断权直接关系文明的生存，单从经济上讲它也决定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定价权。简单说话语的流向不光决定一件衬衫、一瓶面霜或一块手表、一只手袋的定价权，也决定一部文艺作品乃至一个人的定价权。“中国造”的商品虽然质量同等但价格却远低于价值，这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流向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中国人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的厉害，这只无形而有力的手可以以数年时间，用信息（甚至假信息）接力的方式，将某国产品变得一钱不值。这真是神不知鬼 不觉的“打劫”！所以各国的“城墙”是阻挡“话语战争”、令看不见的手设法扩大“打劫”范围的工具。内外不分的民族，往往舆论的心脏控于他手都无知无觉。
　　单讲阻截中国的话语，难以服人，下面说说日本。如果说对中国是全封锁，对日本则是有封有放，对科技、工业是放，这意味着承认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这个 “话语平台”背后是巨大财富，除了西方盟国间，轻易是不让别国分享的，因为这决定了工业产品的定价权。不断让百姓接受某国技术水平高的信息，就是潜移默化的洗脑，让其认同某国产品贵得有理。产品档次的提升，质优固然重要，但并不起绝对作用，关键在于西方是否让你挤进“话语平台”。这才是当今世界最残酷的现 实！话语是操控消费者价值判断的闸门，此闸门的开启与关闭，造成的现实结果是：中国人愿意花一万块钱买一只法国品牌的皮包，而法国人要求中国人以最低价格向他们出售同样质量的物品。两国民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南辕北辙的价值判断？一件寻常物品的价值真有如此悬殊的差异？话语已成为现代战争劫财篡权的武器。 
    控制了文明话语权，则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即使对日本这个盟友，主导上层建筑价值判断的“话语平台”也是不给的。如东京电影节几十年被封锁（足见电影是话语战争的战略要地），法国人不知道有此电 影节，即便业内参赛或得奖，也只字不报。不能在民众心里树立西方之外还有别的精神统治中心！驯养猎犬的要诀即杜绝其吃他食的可能。没有一位日本歌星、影星得到与其西方同行一样的对待，几位受宠的导演都是西方捧出来为捣毁本国电影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可见艺术自由不过是拆掉别人的城墙，自己捧出的明星也不仅 仅是身负艺术使命。
　　从上述实例看，话语的流向绝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 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构建自身和解构对手的“话语平台”两者缺一不可；这里面更不存在偶然，“从天而降”的馅饼无一例外都落在被挑中的人手里；话语是现代战争的标准武器，话语流向事关国家与文明的生死存亡，像打仗一样需要知己知彼，精心谋划。
      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就这么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中国人素质差”经外诱内导、层层加码，已被制造成一种几乎无人再打问号的共识，浸透民间潜意识，上至文人学者官员下至目不识丁的贫民百姓，日常凡遇不顺，皆以此为凭。

　　（从台湾文人开始到大陆后续者接力，写中西比对绕来绕去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社会行为（主要是公共场合待人接物）的直接比较，既看不到由于社会匮乏水平悬殊，直接比较是极不公平的，也看不到社会行为差异的根源。撇开历史阶段、社会现状和文明差异这些深层因素，单拎出一些公共行为直接比较，结果是不难设想的，就是得出极其浮浅的判断，动则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甚至更绝人种就不在一个档次。

　　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就这么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中国人素质差”经外诱内导、层层加码，已被制造成一种几乎无人再打问号的共识，浸透民间潜意识，上至文人学者官员下至目不识丁的贫民百姓，日常凡遇不顺，皆以此为凭。） [此为解剖学系列文章的继续，通过细致剖析西方文明，为探就自身开拓新的视角。]

　　读我文章的时候，总有人分不清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一如有人总是把介绍老虎是肉食动物的科普常识诠释为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其实只有一个思路，就是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普通人这么浑搅着看问题，是因为即使是留洋“精英”也从来没有将概念分开来，而且从台湾文人开始到大陆后续者接力，写中西比对绕来绕去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社会行为（主要是公共场合待人接物）的直接比较，既看不到由于社会匮乏水平悬殊，直接比较是极不公平的，也看不到社会行为差异的根源。

　　撇开历史阶段、社会现状和文明差异这些深层因素，单拎出一些公共行为直接比较，结果是不难设想的，就是得出极其浮浅的判断，动则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甚至更绝人种都不在一个档次。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就这么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看西方如果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就像看一个人总是从他出门的穿戴看待他的品格。我承认出门的穿戴很重要，是个优点，家里一肚坏水出门体面周全总比里外不讲理合算百倍，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但因一个人出门穿戴不羁，就得出结论他不如那穿戴讲究的人品，是看人的人之浅薄和势利。要想不得出浅薄结论，就得弄明白出门穿戴讲究从何而来？因为即便要学，也得弄清它的成因才能真学到手，而不是好的没学到，先把自己的自信给卖了。

　　我们就从浮浅的结论经常引述的公共行为开始。比如超市买菜，中国人喜欢挑挑捡捡，西方人一般拿了就走。

　　当然此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但作为笼统观察不为过。一般喜欢举这类例子的人并非例子在前结论在后，而是事先已经有结论了，就是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素质差。就现象本身比较，的确有口难辩。 大量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著作从台湾文人及大陆后续者的笔下流出，都是以此为起点和终点的。后来大陆有些文人跑到西方走马观花不但据此评判中西，还点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如国内某一级作家（作家只有好与差，不知这个级是怎么评的）去了一趟美国，乘坐一次大巴的时间里，已经为美国白人和墨西哥裔人下了断语。

　　这其实是一种当事者并不觉察的思维模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思想局限于思维模仿。但思维模仿是当事者意识不到的，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潜意识层面被绑架，表面看他也的确是目之所见，大作家觉得自己明察秋毫，一眼看出两个种族的优劣。
    平民百姓可以这么下结论，大作家思维却不该这么简单。有没有想过这两人可能差异极大的生存背景？有没有问过自己礼貌周全的白人为什么在过往的世纪里一直是后者的屠夫？所以看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属于思维模仿，观其对事物的判断是否浅薄，不失为灵验的测试方法。
    那么西人在社会行为上的胜出除了匮乏感上优于中国人，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就是规距比中国人严。公德其实并非美德而是规距，规距与美德的不同，就是规距不靠教育而靠驯化，像驯化家犬一样，要从小驯养成习惯；而且不需要里里外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特定场合一般就是公共场合。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规距？为什么内心比中国人自私狭隘的他们在特定场合愿意出让一部分私利？这就要从西方文明一个关键词“界”说起，几乎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由此起动的。

　　在西方住久了，就发现有一个词“solidarité”在其社会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英文也有与法文相同的、只一个字母之差的对应词“solidarity”，这个词一般译成“团结”，但这么译只是其中一层意思，很容易误导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概念上的“团结”往往与友爱连在一起，丝毫不带抱团串通的意思，属于道德教化而不是利益悠关，因而“团结”在中国时常流于口号，不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不会被当回事； 在西方“solidarité”却是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渗透文明基因，小至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大至政治体制、外交政策，以及西方集团与剩下的世界之关系，皆以此为基本行为模式。所以“solidarité”更准确的理解应为“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 
    单单解释字面，“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是中性的，但我们介绍时必须提醒国人，“solidarité文化”的源头是“排他”，而非我们想当然以为的“容他”。它是在普遍而深厚的“界之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换句话说这个文化是有两面的，它产生于对外的排他，落实于对内的抱团。是对外的恶滋生了一种“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是这种“自我意识”让每个人意识到与群体内的人的连带关系，

　　规矩便是在此一共识基础上做出来，并被普遍遵守。所以“solidarité文化”生出了一个双头怪物，对外它奉行双重标准的打手联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简化为“恶恶相联”的“流氓帮会”，你只需对我看不顺眼的也踢上两脚，就进“团伙”了。我们知道善盟难结、恶盟易建，由于骨子里不容异己，拉帮结伙常常只会玩恶的游戏。由此看，人性难有奇迹，不攘外就会欺内。

　　此处的对外是指国外国际，“solidarité文化”在社会内部也形成“界”与“内外”，也有利与害两面，由于民众随时随地都得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保持精神同一，舆论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接受的谎言机器，致使这个社会在表面宽容、自由的外壳下，内核非常严苛偏执，其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压抑远非中国社会可比。													 
    一生痛骂西方的辜鸿铭，反而深受西方的敬重

　　晚清、民国的文化巨子，辜鸿铭先生，据说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