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种最坏的民主制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大明帝国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会议是在团结、民主的气氛下召开的，主持大会的，是明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皇帝向出席会议的帝国臣工介绍了当前的社会形势：李自成的四十万大军已经突破宣府防线，进逼京畿，国家危亡在即。随后，皇帝切入会议议题，号召帝国的大小臣工们——为守卫京城的官兵捐助军饷。

　　在此之前，崇祯十二年，皇帝已经在官员中搞过一次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受到官员集团的联合抵制，皇亲李国瑞竟因此庾死狱中，可谓是：宁死不捐。在这样的强烈的反对声浪里，募捐活动不了了之。

　　崇祯十七年，帝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不得以，崇祯皇帝再次官员们伸手求助。

　　这一次，皇帝的倡议得到了官员集团热烈的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踊跃——哭穷。原来掌管帝国大权的官员们，个个是清如水的丐帮子弟，很多人回家后在门外挂牌广告：“此屋急售”——帝国的官员们，已经穷得要卖房子酬国了。

　　在经过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和决议后，崇祯皇帝在官员集团中，募集到白银——20万两。这点可怜的银两，当然是不敷保国的。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北京，缺粮短饷的明守军开门揖盗，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随即，李自成的军队在京城开展了一场“追赃助饷”的活动。不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军的助饷方式是：把明朝官员抓起来拷打。这样一番拷掠后，农民军从北京一地“募集”到的银两数目是：七千万两。这些银两，绝大部分掠自京城的官僚集团。而当时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400万两白银。

　　李自成能够从官僚集团手里取得赞助，而崇祯皇帝不能。因为，皇帝用的是“民主”的方式。

　　大明帝国灭亡了，亡于一种“民主制”。这一民主制度，我愿称之为：官僚民主制。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皇权是封建时代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历代每一个王朝的衰落过程，总是一个皇权专制向官权民主制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帝国的成长成熟，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逐渐成型，最终成为左右体制命运的中坚力量。官僚集团不仅把持了帝国的政治命脉，更聚敛了足以影响帝国走向的经济势力，从而成为政权实际的主宰。存在与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就是一种畸形的民主机制。

　　官僚民主制，是比皇权专制更为糟糕的体制模式。它主要的特征，是把官权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时期，由皇权推动的任何改革、改良举措，都会被官僚集团消弭于无形，甚至成为新的官权聚敛的契机。官场的争斗状况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达成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贪污腐、闷头发财已经是官员群体最大的共识。官僚民主制的功能，就是迅速的把帝国的民生剥夺净尽，把体制推向崩溃。同时，在这一“民主进程”里，官员的集体品德和智商向低洼处汇集，成为一群贪婪、自私、颟顸的体制蛀虫。

　　官僚民主制是一种最糟糕的制度，它兼具专制与民主制的双重弊端，却不具备专制和民主制的任何一方优势。所以毫无疑问的，这是一类最坏的民主制。

　　当然，您说的对!那不是什么民主，那只是一枚因为熟透而腐烂的专制果实。

　　(二)明朝末年的社会溃败

　　1644年，明朝官员很忙。

　　1644年3月，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的官员，争相到大顺朝的屋檐下报名应聘。明朝官员拥护新政权的热情如此之高，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午门发生了拥挤踩踏。守卫午门的农民军士兵，不得不用棍子驱赶他们。

　　一个月之后，李自成败退，满清顺治朝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员，或称大顺朝的官员，又站在了清朝的庙堂上。

　　在儒家礼教为主导的时代里，大明朝的官员，应该说，是犯了大忌。然而，利益当前，明朝的官员，已经完全不要脸了。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群猪狗不如的官员治下，明朝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事实上，明亡之际的“公务员热”本身，就是政治极度腐败的并发症。

　　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奸淫掳掠，这被一些史家视为李自成败亡的重要原因。而真实的历史记录里，极度的暴力和暴行，伴随了李自成起义的全程。李自成的农民军，曾创下十二次“屠城”的记录，总计屠戮、焚毁了20多个郡县。腐败的权力导致了革命，革命在反抗权力的同时，却以更大的暴力破坏社会。

　　在西南的成都，张献忠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同年秋，张献忠举行科举考试，却把来应试的一万七千名士子杀戮尽净，事后收集的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在四川的大屠杀，已经近乎病态，老弱妇孺概无幸免，富庶的四川一度变成人间鬼域。资料显示，张献忠的起义军，先后至少屠杀了1000万人。

　　寡廉鲜耻的官僚，嗜血滥杀的暴民，末日的大明帝国，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社会溃败的凄惨图景。

　　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这位叫花子出身的皇帝，却表现出对权力的惊人的欲望和敏感。他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清洗和杀戮，把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并广设监察和特务机构控制官员。可惜，朱皇帝不知道的是，过度的集权也许带来权力的稳定，另一个可怕的后果却是权力失控。权力集团内部的相互监控很容易达成妥协，极端化的权力不可避免的被官僚集团操纵，由此成为社会的沉重的枷锁。

　　明朝的社会溃败，早在万历年间已见端倪。宦官魏忠贤专权时，东林党人横遭屠戮。党狱迅速扩大化，朝堂上不肯阿附魏氏的清流官员，几乎被诛除殆尽。同时，驯服在魏忠贤膝下的学者文人，一律得到提拔优抚——这样一手硬一手软的两手对策，给予明朝士林学界一次致命的打击。魏忠贤这位阉宦，在全国各地拥有有无数的孝子贤孙。明朝的官员、学者、专家为魏氏广建生祠，朝夕参拜祈福。(“早请示，晚汇报”的明朝版本)魏忠贤同志成了明朝人民的大救星，热爱拥护魏领袖的人群是如此之广大，连袁崇涣等明末的砥柱之臣也参与其中。

　　魏忠贤掌控朝政六年，明帝国的知识阶层集体沦落，由此导致了明朝社会的大面积溃败。一个溃败的社会，注定要遭受大灾难。明末清初之际，在水旱灾害、农民起义、满清入关等因素合力作用下，明朝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很多地方的人口，“百不存一二”。

　　1662年，在云南，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明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前明朝大将吴三桂用弓弦绞死。至此，明朝的一页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而明朝末年的社会溃败，却是一口沉重的警钟，凄厉的鸣响在历史长的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