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习近平 “治国理政”两年，面对国际民主化变革脚步兵临城下，其基于“红色江山”之忧的“改革”，深陷“苏共教训”困局而至今不能超越。
    
    习近平误读“苏共教训”心结
    
    习近平认定前苏共倒台，国家解体教训在于：搞乱了思想；放松了对军队控制；苏共没有“真男儿”。因此，他要时刻警惕“颜色革命”，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定力。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三次强调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特别是自习近平“8.19”讲话以来，官方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新舆论斗争”甚嚣尘上，一再发起对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批判，甚至抓捕民间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更是强化个人集权；四中全会后，又亲率全军在古田开会，坚拒“军队国家化”；乃至整党、反腐的一系列举措，无疑都源自其误读“苏共倒台教训”所产生的忧患心结。
    
    正是基于这个心结，习近平当选总书记首次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为首要任务；在主持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上声称，“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然而，今日中南海显然没有从原理上弄懂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会产生与消亡，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走不通，列宁塑像为什么会被推倒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要破解习近平误读“苏共教训”的忧患心结，中南海集体学习应当补上“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不可逆转”、 “摒弃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错上加错”这三课。
    
    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不可逆转
    
    当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化工具革命，成就了资本机制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时，资本追逐利润的自发力量，便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资产的所有者们，作为资本自由扩张时代变革的主体承载者与代表性力量，必然要借助于经济优势与“等价交换”的市场观念，以及“天赋人权”的政治旗帜，来争取宪政意义上的公平与民主、一人一票的竞争与选举、国家权力的分治与制约、新闻舆论的开放与自由，来登上政治舞台，使其具有“上帝死了”的现代执政合法性，并由此建设起一种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因而，伴随着资本世界性扩张的同时，民主、人权、法治的观念，便具有了普世价值意义，从而也大大推进了“宪政加市场经济”国家制度模式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决定，当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主题的资本价值增殖方式，伴随着其原始贪婪性向世界扩张的同时，资本创造财富方式的“舞伴”——制约资本最大化盘剥劳动价值的工人运动，也就由此登上时代舞台，成为社会谈判桌上的另一端，必然地发挥着遏制资本扩张的强势与贪婪，和调剂、制约与修正资本世界化发展的速度、节奏与方向的作用。因而，一种制衡资本自由扩张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工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这无可争议地表明了，在整个资本化了的世界生态中，需要的正是独立工会与公民社会的有效发展，来构成对资本与权力结合的贪婪进行适度遏制与对治的社会条件，以保持资本扩张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在可容的社会冲突中得以正常、健康、有序地发展。
    
    摒弃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然
    
    马克思正是迎合了这种时代发展的需要，以犹太人特有的激愤，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的基础上，以救世主的心态，试图设计改变资本追逐利润生产方式的主观性革命方案。如此革命的实质，就是将既合作又斗争的制约性劳资对立关系，转化成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颠覆性劳资对抗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宿命，就是要激化阶级斗争，踢翻劳资谈判桌，用暴力方法夺取产权与政权，以求改变正处于发展、上升、不可逆转的资本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方式的世界性扩张趋势，而代之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有了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巴黎公社”，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及随后的《华沙条约》。这种旨在颠覆资本经济秩序与政治制度，凭主观设计方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也霉变出了落后国家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 “指引”下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道路”，即“专政加计划经济”的国家制度模式。
    
    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扩张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以便更有效率地进行世界性的资源配置。这一过程，是不受人们主观支配的客观过程。而“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恰恰正在于它试图凭借暴力，来结束资本生产方式世界性扩张的自然逻辑，改用少数人主观意志，来设计经济运行程序和政治游戏规则来“反作用”于自然规律。这种实践，在“共产”、“专政”“计划”等意志控制下，超越和否定了工人运动本有意义的制约、平衡与建设的作用。因此，本能地走向了反自然、逆人性、扼杀竞争，否定自由的道路，并由此导致了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僵化官僚体制与一党专政。这种体制与专政的“反作用”，已经成为资本生产现代化与民主政治现代化的桎梏，最终致使社会主义实践自身否定了自身。
    
    至此，资本追逐利润的现代价值增殖方式，以其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与主观设计的社会主义实践较量了半个多世纪，便轻而易举地在东、西方分界线上撞到了柏林墙，在苏联红场上推倒了列宁塑像，最终宣告了试图颠覆资本世界扩张秩序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由此可见，工人运动作为资本世界扩张的“舞伴”，只有处于制衡资本贪婪的地位，争取成为谈判桌上的另一端，合作共赢地推进社会发展时，才具有在政治与经济上存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反之，工人运动如若试图颠覆脚色，越出雷池半步，便注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资本方式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全球化扩张趋势，只能由经济上的劳资合作，和政治上的政府与公民对治得以贯彻，而不能借助劳方消灭资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推进。谁抗拒这种资本全球化扩张趋势，谁就注定走向死亡。这才是苏共倒台的真正原因，也是今天全人类集体摒弃“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错上加错
    
    在中国这种农业国家，洪秀全早就搞过平等均田的“天朝”统治。毛泽东又在这样的国家，异化了列宁主义，搞“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在半个世纪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中，以“公有”的名义，为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以求对接“苏维埃模式”。然而，这一荒唐的发展道路，竟被中共建制后的党主宪法，武断为“中国人民的必选择”，结果却
    被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不过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毛泽东死后，面对资本世界扩张不可逆转势头，该党终于发现只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淘金。于是中南海开一次党代会，借助“改革开放”，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把资本家再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让“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从此，中国共产党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并被美誉成了“北京模式”。这个中国特色的所谓“北京模式”，其实就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公民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走向了一条“专政加市场经济”模式的畸形发展道路。
    
    中共执政者，以暴力夺权加没收私产的方式，完成了权贵加资产的身份转变，接着又借助于“改革开放”，在政治立场上也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演变，从消灭资产者，否定私有制的极端，转向了否定、压制一切工人运动的极端，甚至1982 年通过的新宪法，竟然明目张胆地取消了“罢工自由”。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竟然不允许任何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以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贪婪，失去必须与其相伴发展的独立工会与罢工运动的制衡力量，使整个劳工阶层沦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当今中共领袖集团，否定一切不隶属自己的社会组织，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声称惟有自己代表全体人民，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摆平社会公平。然而，由于权力自身就具有无限膨胀的贪婪性，因此不能指望政府权力的那只手，可以摆平社会公平；正如不能指望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性，会自发地满足劳资双方利益均沾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错上加错的关键就在于：只要资本扩张的贪婪，不要资本扩张的制衡；只给资本家戴花，不给独立工会挂牌；只要权贵市场经济，不要宪政民主政治。由此可见，这种只要资本家，不要独立工会的“北京模式”，较之既不要资本家，也不要独立工会的“苏维埃模式”，更加邪谬。
    
    悬在“中国梦”上空的政治问号
    
    中国跌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铁证如山地证明了，由于拒绝资本扩张全球化的另一面——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加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有效对治，因而导致了政府严重扭曲市场，权贵与资本合谋掠夺的灾难后果。这30多年来，“北京模式”推行“带血JDP主义”，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国资流失、土地掠夺、工人失业、农民失地，贫富悬殊，官民对抗，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整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恶性公共事件井喷爆发，“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局面。眼下，当政者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危机冲击，其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崩盘，社会主义信仰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土崩瓦解，共产主义“幽灵”，已被“中国特色”，将死在历史的陈列馆了。这难道就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一定要坚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吗？这难道就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中国梦”的理由吗？
    
    在此严峻现实下，官方那些权力精英与理论食客们，在理论上根本无法回答是谁赋予了一个党永远执政的正当性伦理追问，只能搞出“三个自信”自我欺骗，并用“顶层设计”的“密室改革”忽悠民众。其实，主观设计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力挽地走向衰败的事实，已经无可置疑地验证了，社会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科技生产工具，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正作用”力来推进它的发展，而不是以“反作用”力来加以否定。这应该也是当今中南海无法否定的唯物辩证认识论吧。
    
    今天， 正是资本扩张的世界发展大势和资讯与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完全独立于党意志之外的信息、智力和价值观支持，导致当下中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多个角度，多条阵线上，已经共同吹响了宪政大变革的时代集结号。当此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久的命题？已经成为了
    悬在“中国梦”上空的政治问号。
    
    如何挽救改革声誉的崩盘
    
    眼下，中国拒绝普世价值的“顶层设计”改革，声誉正在崩盘。然而，中南海的治国领袖们，所教旨的马克思理论学习并不及格。习近平只有真正弄懂全人类集体摒弃“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然，才能摆脱“苏共倒台教训”困局，彻底反思上台以来，试图恢复前苏联那样往日辉煌的“中国梦”举措，是犯了根本性、
    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
    
    其实，苏共曾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召唤民众做出牺牲，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并对资本的世界扩张强势“说不”。然而，那种以“消灭剥削阶级”，强化一党专政为目的的强国、强军红色帝国道路，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力，拖累了人民。而苏共为维护安定，又不得不执行高压“维稳”，强求一致，排除异已，镇压不同政见者，致使民愤沸腾，怨声载道，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这才是苏共倒台的真正历史教训。这个教训启示我们：今日中国绝不需要前苏联那种强军政治推行的“专政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
    
    当今世界，实现民主现代化的各国模式可以多样，但国家权力来源必须正当，权力运用必须分离、制约的普世政治伦理不容篡改。处于世界现代化变革风云席卷中的中国，无论有多少“真男儿”，都无法挑战时代发展的“大风车”。习近平只有彻底跳出误读“苏共教训”困局，勇敢地效法戈尔巴乔夫，向旧体制反戈一击，告诉人民：“请你们畅所欲言，大胆批评。现在是公开性的时代，负起责任，变革社会体制”，推进中国完成“宪政加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变，才是改革“不走邪”路的正道，才能使中华民族融入资本扩张与普世价值全球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