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產科走廊的待產孕婦。（取材自新京報）




鄭清明和他的兩個女兒鄭秋、鄭心，名字合起來是「愁」的意思。（取材自新京報）




「陳小鳳」一家人在看紀錄片《生門》片段。（取材自新京報）

 

一條臍帶牽著一個嬰兒在大銀幕上晃過，這個小孩剛剛離開溫暖的子宮，被一雙大手，從哭嚎的產婦胯下接到人間。有觀眾失聲叫，「啊……」有人竊語「哎呀，我肚子好痛。」女性真實的生育過程少有地出現在中國電影院的大銀幕上。
紀錄片《生門》更像一部中國式「戰爭片」。「戰士」是產婦，她們的敵人有的是金錢或時間，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戰鬥結束時，有人迎來新生的獎賞，有人被死神召喚。生死之間，有義無反顧，有得失的糾結，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屬於生命的奇蹟。
●高危產婦生死關頭
武漢人管寶寶叫「毛毛」。
「只有2000塊一晚的病房」。鄭清明沒有錢。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時「帶回來的」，沒有社保。為了能報銷，他讓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陳小鳳。「陳小鳳」隨時會有生命危險，她懷的是雙胞胎，卻是風險性極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盤。按照醫生的說法，本應長在子宮後壁、前壁或側壁的胎盤，剛好完全擋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宮頸口。孩子越大，胎盤壓力越大，「就像不定時炸彈，不知道什麼時間會炸」。
他拚了命也要保「陳小鳳」和兩個寶寶，醫院產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陣地」。
鄭清明每天早上睜開眼，催款單會準時出現在床頭櫃上。最初護士會吆喝著送催款單，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戰的號角。後來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況，催款單出現時便不再有人說話。「沒有錢，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調整。」婦產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時提醒，「血庫的血沒有錢是不好辦的」。
李家福是這場「戰爭」裡至關重要的人物。做產科醫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術近千台。在陳為軍的紀錄片裡，他被視作「拆彈部隊」首領——幫高危產婦度過難關。
●孕肚比保溫箱便宜
「輸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輸400ml，解決不了關鍵問題。」李家福算了一筆帳——一個孩子1萬5，加上大人手術費，至少需要5萬塊錢，「5萬塊錢，你去哪兒買3條人命？」
5萬塊錢是橫在鄭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裡多待幾天。「在肚子裡，總比在保溫箱裡便宜。」
錢，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談話中繞不開的話題，「一半以上都跟錢有關」。按照經驗，早產兒由於各個臟器發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沒有5萬、10萬，很難養活」。在中國，早產的費用對社會和政府來說，仍是一個未解難題。
李家福接生過一個最小600克的嬰兒，「巴掌大」，住在新生兒科半年，花了25萬。還有一個產婦，總共費用需要11萬，家裡把車都賣了，還差2萬，「非常難」。因為出不起治療費，孩子沒養活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醫院不會對產婦見死不救。」楊桂芬是「陳小鳳」的主刀醫生，她在電影院看了鄭清明一家籌錢的過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幾十家，不但挪用了親友給兒子娶親的錢，甚至還借了高利貸。
「該救人的時候肯定會救人，就像應該催你繳費就一定要催一樣。」她說。醫院曾不止一次救助過欠款的病人，有按期歸還的，也有反咬一口，「誰讓你當初救我的？」這使醫生和醫院感到尷尬，「既不敢說沒錢我們也會救，也不敢見死不救。」
但鄭清明自始至終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鄉親和自己。
一籌莫展時，他曾跑進離外科樓100米遠的器官移植中心。「你們收不收腎？」他前後攔了三個醫生詢問，差點驚動了保安。「陳小鳳」並不知道，鄭清明比她哭得還多。
●閻羅王也虎視眈眈
除了錢，死亡本身也顯得虎視眈眈。
夏錦菊是真正走過一趟鬼門關的「戰士」。她在ICU睜開眼時，靜謐的藍光籠罩了一切。她想說話，嘴裡插了胃管，發不出一點聲音。力氣遠離了她。甚至，連眼球的轉動也要耗費半數體力。術後3天，她總共失血1.8萬ml，相當於全身的血換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歲。供給胎兒營養的胎盤，長在了前兩次剖腹產的疤痕上。不僅如此，胎盤穿透子宮肌層，植入了膀胱。這是典型的凶險性前置胎盤。當胎盤像大樹一樣被拔掉時，「血像泉水一樣冒出來」。在寶寶分娩出來的一瞬間，「失血達2000ml」。57歲的攝像師趙驊把鏡頭推上去，能從鏡頭裡看到針線一樣細的血，噴向不同方向。
懷孕3個多月時，夏錦菊從廣州回到老家黃梅保胎。小縣城的婦產醫生天天往外趕她，「你就是個定時炸彈，」醫生勸她打掉孩子，否則到時候大出血就像自來水管，關都關不住，「人財兩空。」
她唯一記得的是，穿著麻質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錦菊，你想不想見毛毛？」她點頭。「想見就要堅持下去。」11天後，她轉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顧了「陳小鳳」。孩子抱出來時，護士衝著鄭清明喊：「恭喜你，一對姊妹花」。「恭喜啥，我一點高興不起來。」他擔心的是「陳小鳳」。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經歷和40公斤不到的體重，害怕起來——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天亮時，42歲的他，覺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條生路。
三年後，當夏錦菊和「陳小鳳」作為主角，出現在銀幕上時，在真實生活中，她們已經帶著上一次「戰爭」的獎賞，投入新的「戰場」。
鄭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後，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莊附近打零工，蓋房子、修路、掏豬圈，來者不拒。即使如此，兩個孩子喝奶粉的錢，「還欠一萬多。」
他讀書讀到四年級，認識的字有限。一個「愁」字拆開，成了兩個女兒的名字——鄭秋、鄭心。在外面幹了一天活的鄭清明，一手抱起一個女兒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爐子裡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燒起來。他攬緊兩個女兒，用粗糙的鬍子激出一串嬉笑。這是鄭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時刻。
更多時候，兩個孩子黏著「陳小鳳」。她們比同齡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樣抓緊她，把她扯得東倒西歪。孩子調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著哄。只要摩托聲在家門前響起，媽媽就暫時解脫了。
沒有兒子之前，夏錦菊是一個「像駱駝一樣」的人。她務實、能幹。她和老公在廣州做服裝輔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紅紅火火。為了兒子和青春期的女兒，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職媽媽。
像鄭秋和鄭心一樣，三歲半的兒子無比依戀媽媽，夏錦菊上廁所的時間，他會哭著找媽媽。
●跟母親妻子和解吧
《生門》攝像師趙驊60歲了。拍完這部片，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這回事」。
他把幾十年攢的私房錢都給了夫人，撂下大話，「你愛幹什麼就快去幹什麼。」1983年，夫人在中南醫院生下女兒時，還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年代。他沒有細膩的體貼，一心撲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一個40多歲的的士司機，老來得子。趙驊跟著他返鄉報喜，男人「上山祭祖，鳴鞭。」家族繁衍的儀式感令他動容。還有一個早產的母親，通過醫院找到趙驊，想看看孩子出生時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後夭折，趙驊拍下的是那個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這個被他視為女性本能的自然過程，突然變得值得敬畏。「正是這種被忽視的本能，才使我們得以繁衍。」趙驊說。
現實像生育本身一樣殘酷。影片中，躺在手術台上的夏錦菊為保子宮，心跳停跳兩次，「全身血液換了2遍」，彼時觀眾緊張的情緒可比肩《屍速列車》高潮部分的峰值。 
「跟你的母親或妻子去看吧，」導演陳為軍說，就像達成一種和解，「感謝她把一個生命帶到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