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南下上海后去了美国(更正：前文说他去了台湾)，但他的幼子胡思杜，自感“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而留在了国內。殊不知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愚昧政治氛围中的中国，为国家办好事的科学精英们中共都不当人对待，一个＂反动文人＂的儿子，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1950年9月22日，他写的一份为表示与父亲胡适划清界线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一文，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面学人的关注。胡适知道后认为儿子是逼不得已的，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1957年，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下，胡思杜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
能去台湾而执意不去者，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说，他就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的贺麟。王汉斌派人去做贺麟的工作，最终贺麟同意，拒绝去台湾，并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最终留在了北京。文革开始后，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斗，抄家数次，游街数次，房屋被占，财产丢失，被关进“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诬为“特务”而惨遭毒打。后来，贺麟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
物理学家张宗燧，1938年师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学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丹麦随玻尔研究量子场论。1939年去瑞士，在沃尔夫冈·泡利指导下工作，继续研究量子场论。1940年由法国回上海，复辗转越南海防、河内至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国，到剑桥大学工作。1947年同保罗·狄拉克一起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期间，张宗燧被批斗，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服安眠药自杀辞世。
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坐飞机出逃英国。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傅雷夫妇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享年58岁。
有“马列五老”之一称呼的翦伯赞，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1958年毛泽东多次为曹操翻案，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于是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翦伯赞有幸逃过了反右，无奈难避文化大革命的魔爪，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于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03年，中国国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是“新儒学三圣人”之一的马一浮留学美国，学习欧洲文学，后又游学德国、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马一浮回国，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又潜心国学。抗日战争期间，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1939年，在四川建复性书院并亲任院长。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含冤去世。
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1946年9月，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批评。1951年受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从事英语教学。他去邀李政道共同回国服务，李说他不愿回去被洗脑。1957年“双百运动”时因批评时政，在反右运动时被打倒。文革开始后继续受到各种批斗、批判。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职工待遇，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0年代初，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以贵宾欢迎回国，提出见巫宁坤时，上方叫巫别说对党国不利的话。他见到李政道后，心理不禁叹息：若李听他的话一同回国，这世界就少一个获诺奖的科学家，可能再多一个右派了。不久，偕夫人和儿女离开中国，重返美国定居。 
中国现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华罗庚，是现在大多数人熟悉的。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一片热心的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但文革中，因为他还保存着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起了对他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批斗会上他有口难辩，觉得生活在这社会没什么意义，于是愤而自杀，幸被发现及时，才保存了生命。
中国微生物学家邓叔群，1923年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2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真菌学研究。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着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
在80年代平反右派过程中，全国有96个右派“不予改正”，其中5个大右派的结局，很令人唏噓。这5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1922年，章伯钧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担任的所有职务被撤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1925年，彭文应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在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彭文应因有“严重反党言行”，被划为大右派。1957年遭到批判后，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但他仍拒不认错。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
1921年赴美留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1930年11月因发表反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1957年5月22日，提出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毛泽东称为三大右派政治理论。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1935年，储安平留学英国，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反右开始后，妻子与他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批判与控诉铺天盖地，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66年文革一开始，储安平又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193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的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
通晓十余种语言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4岁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文化大革命时，陈寅恪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陈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由于双眼先后失明，造反派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与世长辞。    
陈达：中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外交两年，获得学土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富有卓见，但被错划为“右派”。         
中国著名科学家徐璋本，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1957年因说了这些话：“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被打成为右派，结果坐了22年的牢。         
王造时：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25年8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1930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1957年王造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文革”中，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1966年王造时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9月因肝肾综合症病逝，享年70岁。
朱偰：经济学家、文物保护专家。1929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1955年南京拆除中华门、太平门、草场门时，朱偰明确表示反对，因此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分到南京图书馆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瓷器全被砸光，存书被焚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1968年7月15日，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临死前留下绝笔：“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陈序经：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后赴美获伊利诺伊大学硕士（1926）、博士（1928）。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1964年秋，因为在香港出版东南亚古史，被刘少奇斥为没有组织纪律，下令将他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0]并发狠说“此人以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
1967年，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同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4岁。红卫兵说是畏罪自杀，后解剖尸体。留在中山大学的书籍被当废品卖掉。      (未完待续)
 
2019年4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