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等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
即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有益的事物就有价值，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也叫普适价值。普世价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发现”的普世价值。以赛亚·柏林的定义是“普世价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1]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价值。阿马蒂亚·森认为当莫罕达斯·甘地认为“非暴力”是普世价值时，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并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2]许多不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3]和民主[4]等。
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跨越了包括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在内的一些领域。

哲学观点[编辑]
哲学上对普世价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价值论和价值观上，但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哲学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伦理学观点[编辑]
归结主义（英语：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5] 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内在价值的事物。
心理学观点[编辑]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义的“价值”是那些“影响人们选择行为和评价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观念”。[6]他假说的普遍价值将涉及到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会统筹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体生存相关的需求。包括在44个国家对不同文化的超过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结果是，存在着十种不同类型的56种具体的普遍价值：[7]
安全：强壮的肉体以避免疾病和天敌的伤害以及更高效地获取物质、繁殖后代。清洁，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报恩，健康，归属感。享乐：拥有生存必需的物质，如食物和财富，作为快乐享受生活的保障。权力：权威，领导地位，主导地位。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响力，智慧，自尊。刺激：大胆刺激的行为，多样的生活，精彩的生活。自主：创造力，自由，独立，好奇心，选择自己的目标。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怀，才智，社会公正，平等，和平，美丽，与自然的融和，对环境的保护，内心的和谐。慈善：乐于助人，诚实，宽容，忠诚，责任，友谊。传统：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谦让，虔诚，尊重传统，平和。社会整合：自律，服从。
施瓦茨还测试了“灵性”这个类型，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但发现并不具有普世性。[8]
政治学和法学观点[编辑]
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9]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规则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语：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语：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10]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11]自由、人权和民主正是通过宪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但是“普世价值”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普世制度”或者“普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