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开展的。1962年八九月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提出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是“为高岗翻案”[1]。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组织的署名文章，批判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2]。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开始了一系列公开点名批判。12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提出批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下旬，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3]根据这两个批示，文化部及直属文艺单位和文艺界各协会开始整风，对部分文艺界代表人士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全国各大报刊对一批文艺作品展开政治批判。
1962年11月，陕西省在西安市召开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学习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精神。1963年10月，咸阳市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学习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旬邑按照省市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在县内展开了对意识形态领域和部分文学作品、文艺观点的批判。
旬邑县思想文化、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批判情况
旬邑县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批判，先通过全县文化骨干分子会议作了集中批判，再通过开展县内思想文化战线“兴无灭资”斗争，批判了全县干部群众和文艺工作者所谓“资本主义思想”，还通过开展“三史”[4]教育，批判了农村群众的“封建主义思想”，并对在干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力的部分文学作品和文学观点进行了集中批判。
一、思想领域批判情况
1、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进行集中批判。1964年1月11—20日，旬邑县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全县宣传文化骨干分子会议。会上，县委书记白忠厚就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作了指示，县委宣传部长周金玉以“动员一切宣传力量，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大力开展农村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斗争”为题作了报告。会议期间，文化宣传骨干进行了大会、小会讨论，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交流了经验。参会人员对思想战线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集中批判[5]，并结合文艺剧作活动，对文艺创作中“死人统治活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内容进行了集中批判。
1966年8月23—30日，县文教局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县文工团、文化馆、文化管理站、新华书店、阶教馆[6]全体职工及县文学业余创作班学员共87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学习讨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文章，传达了上级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狠批了刘少奇和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4人倡导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狠批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以及“全民文艺”、“三名三高”[7]等“修正主义”思想和文艺路线。
2、思想文艺战线开展“兴无灭资”斗争。继1964年7月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和文艺界各协会整风开始后，旬邑县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主要是开展了“兴无灭资”思想斗争。旬邑县委根据毛泽东上述两个指示精神，认为旬邑文艺战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利用文艺战线不断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而猖狂攻击社会主义。认为传统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宣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要求全县各文化部门及业余剧团立即停演传统戏剧曲目和停止创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题材的文艺作品，并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和县城“五反”[8]两个运动，向全县文艺工作者和干部群众，宣传毛泽东前述两个指示，宣传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及文艺工作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思想。
3、农村思想领域通过开展“三史”教育，批判封建思想。1963年，旬邑农村在县委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了封建主义思想。各公社、大队通过召开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反“黑风”。通过“三史”教育活动，以讲“三史”、写“三史”、展“三史”，引导群众批判封建主义思想。讲“三史”，全县选择了600多名老贫农、老长工作为“三史”教员，在贫下中农会上，用忆家史、村史、社史对比法，忆苦思甜，教育受众5万余人以上，占全县总人口33%。写“三史”，全县165个大队支部，组织800多名成分好、阶级觉悟高、有一定文化的贫下中农知识青年，经深入群众调研，写出“三史”材料及诗歌、快板1800多篇。县文艺工作者，根据唐廷栓兴业发家史，写出10篇“唐家地主剥削史”材料，被印发至县内各公社、大队，作为全县农村批判封建主义的载体和阶级教育的教材。展“三史”，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举办了社教展览馆，展出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连环画9套，各种文字材料、实物、照片165件，以批判“唐家地主剥削史”和地主分子申汉章、蒲玉儒向干部群众学生进行了阶级教育[9]。各中小学增加了政治课，强化了周会课批判力度。张洪中学、职田中学、湫坡头中学，暑假组织学生在农村访贫问苦，写出了870多篇“三史”材料，并在校内忆苦思甜会上作了介绍和典型报告；57所小学，3700多名学生，分批参观了唐家庄园，占全县在校小学生总人数的17%；城关中学等8校，共组织了2100余名师生，参观了县社教展览和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图片展等图展[10]。通过教育批判相结合，综合批判了农村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
4、以广播站为主体，开展批判宣传。1961年8月，旬邑县制恢复后，旬邑县广播站随之恢复。受当时主流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广播站开办多个节目，大力宣传“批修”、“斗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干革命理论”等口号，大念特念“两报一刊”[11]关于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社论。这些批判性宣传，强化了县内极左思想，后来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12]。
二、对习仲勋和相关人员及涉及党史观点做出的批判
从北戴河会议起，康生等人借中央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之机，攻击小说《刘志丹》（送审样书）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为高岗翻案，致使习仲勋等关心这部小说创作的人受到牵累。1962年9月13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反映小说《刘志丹》非自己主持所写，不承认康生等人的指责。次日，习仲勋反映信见诸于会议简报，习仲勋意外招来的批判升级。9月19日，中共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公布了高岗妻子李力群1959年9月写的一份彭德怀、习仲勋问题揭发材料，揭发习仲勋在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的谈话论点中煽动了高岗对中央的不满情绪等，致使揭批习仲勋继续升级及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迅速成立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实际停职。1963年5月，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报告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习仲勋因此被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
中央展开批判习仲勋后，旬邑县跟进中央步调展开了对习仲勋及与习仲勋关系密切人员和有关党史观点的批判。
1964年11月，旬邑县委按照陕西省委指示，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学习讨论了《西北建设》第八十四期刊载的《关于陕甘宁青四省区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据此，集中检查了旬邑县镇反情况、原因和结果。沿着中央错误批判习仲勋的风向，旬邑县委对习仲勋在旬邑的革命工作做了错误的否定，给与习仲勋关系密切的若干党员干部错误扣上了“反革命分子”“职业特务”“反党分子”等政治帽子；罗织了大量“揭发反革命”材料并进行了集中批判，将习仲勋、蒙定军、张贵德、薛克明、马志超等人看作是“朝中人”。建国后参加党工作的蒲玉阶、姚春贵、刘俊贤、张景旭、文振宗等人，被错误定为因受其庇护而在建国初镇反运动免受打击并混入革命队伍者；错误认为蒲玉阶是“中统特务”及“统战对象”，安排成旬邑县文教卫生局局长，完全是受习仲勋指示的结果；错误认为张景旭是“职业特务”，于1948年经蒙定军介绍“混入”陕甘宁边区医院；错误认为刘俊贤、文振宗等人是“中统特务”，分别经马志超、张贵德等人介绍，混入革命队伍[13]。
另外，该年，旬邑县委根据1964年中央五月工作会议[14]精神和陕西省委、咸阳地委指示，从1964年8月到1965年7月，开展了清理全县自编党史、县志、烈士传略、革命斗争回忆录、文艺作品、图书和所谓“反党分子”题词、题字、碑文、照片活动。清理过程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64年8—12月，清理错定为“反党分子”的习仲勋、高岗在旬邑的物品、来信等物并对相关人员作了错误审查定性。由县委副书记崔平元负责，抽调2名党员，组成检查清理小组，重点清理了马栏、职田、清塬、石门、土桥、阳坡头6个公社35个队、69个生产队和旬邑县革命烈士陵园，收回了习仲勋照片10张、书信2封、题词1处。照片包含习仲勋单人照5张，全家合影2张，习仲勋在马栏、马家堡住过的窑洞照2张。随后，县委将习仲勋2封书信上交，对10张照片和高岗的挽联做了销毁，对烈士陵园纪念碑上习仲勋题词碑文做了抹掉重刻。两封书信均系习仲勋亲笔书写，第一封是1950年给李树森等23人的复信，内容是答复23人去信并请地方政府予以生活照顾；第二封是1958年给张廷富的复信，内容是答复张廷富去信托买手表一事。题词是1958年旬邑县修建革命烈士陵园时习仲勋所题碑文题词。清理出高岗书写挽联一副，是1942年公祭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雷庄籍张廷珍时高岗所写。另对习仲勋在旬邑所认干亲、所交部分朋友，做了错误审查定性。将姚春贵错定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歪曲了建国后马白狗、王天成与习仲勋的正常书信来往。错将李树贞定为“叛徒”，错将习仲勋个人出资代付李树贞诊治费的1000余元认作是国家报销[15]。
第二阶段，1965年1—3月，开展春节移风易俗，清理了所谓反动字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石印字和秦宜轩、蒙兰轩、马明轩、潘寿轩、王九思、杨少峰、岳怀英的字画，被认为是宣传封建礼教、散布封建迷信思想、麻痹群众的反动载体，被予以清理。共收回对联字画12151张，书籍18641册[16]。收回的字画，多数被部门和各公社自行销毁，交回县上的150余张，经审查后被全部销毁。
第三阶段，1965年3—6月，清理旬邑地方党史及与党史有关的文艺作品，并批判了文艺作品中的部分观点。旬邑县委在指示各公社、各县级机关普遍清理外，重点清理了县文化馆、新华书店、档案馆、旬邑中学图书室、武装部、唐家庄园6个单位，清理出旬邑地区党史1套4本3万余字、革命烈士传略1套16幅1万余字和旬邑起义党政军组织表、旬邑起义军出征路线、参加起义军的村庄、旬邑党组织及党员分布情况图4张，涉及党史的文艺作品4篇。
对上述清理出的文艺作品，由县委副书记莫汘负责，抽调5人，集体研究，用时8天，审定了上述党史文艺作品中的观点。审定发现，这些作品初衷整体是好的，是为了突出陕西和旬邑革命斗争历史地位和作用。但部分论点和措辞确有不当。如：刘志丹是“陕北红军的伟大领袖”，许才升是“旬邑人民靠山”。《地下革命活动》中：“1930年12月间，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带领红军南下，打败了蒋介石的心腹军队，给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革命的萌芽》中：“共产党员许才升从西安诚德中学回旬后，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灿烂光辉，开始照耀到这个古老的山村，这是旬邑人民的宿命所在，命运的靠山”。《扩大苏区，建立人民政权》中：“旬邑不但是关中一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且也是西北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这些党史观点表述均以“过于夸大个人和地区的作用”为由，遭受批判。《停止内战，粉碎围剿》中：“陕北红军南征北战，执刀杀敌，建立巩固后方，为毛主席领导的军队，结束了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被错批为不讲党中央的领导，夸大了陕北红军的作用；《旬邑革命概况资料》中，“吕振邦等烈士牺牲后，革命红军由习仲勋同志继续带领”，被批抹杀了阶级斗争，是为“叛徒和反坏分子”歌功颂德[17]。
上述文艺作品观点，被提上县委会议做了讨论、批判。收回的党史、烈士传略，一套上交上级部门，一套留县档案馆保存，其余予以销毁。收回的党史图片，被予以全部销毁。涉及党史的个人编写材料，审查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作者做了检查，并在机关干部中接受了严厉批判。
三、对其他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批判情况
在批判涉及党史文艺作品及党史观点外，旬邑县1964年，开展了对其他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的批判。县委宣传部根据毛泽东“不破不立”的指示，组织召开了全县文艺工作者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要求，发动与会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会批与小会批相结合，开大、小会议8次，人人口诛笔伐，批判了《三家巷》《保卫延安》《海瑞罢官》等文艺作品，共形成批判文章80多篇。
同期，还批判了“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指责有关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方面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批判了正常的艺术手法，把全县文艺界多种创作主题并存的局面错看成了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表现。强调必须加强文艺界整顿，文学创作要遵守毛泽东思想，坚持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创作观点。以上批判都对，也没有错误，但过度限制却不恰当，致使旬邑文艺创作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思路受到束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艺事业的健康多样化发展。
该时期旬邑县在思想文化领域、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
批判上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60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及对部分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的批判，是“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蔓延发展的现实表现，有利有弊且弊大于利，整体上阻碍了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创作积极性。旬邑县思想文化领域及对部分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的批判，利在大面积地锻炼启发了全县干部群众，抑制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意识的扩散。弊在对旬邑文艺事业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未处理好清理思想与改造人之间的关系，使对思想的批判泛化成了对人的批判和人身及政治性攻击。二是文学作品和文艺观点的批判，打乱了“双百方针”在旬邑正确贯彻执行进程，阻碍了旬邑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对部分文艺观点的批判，过分强调了文艺的革命性和政治性，局限了旬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路，使该时期旬邑文艺创作形式愈发单一，60年代革命样板戏盛行一时。三是结合对文艺作品批判，对习仲勋和与习仲勋关系密切人员的批判打击整体是错误的，造成了当事人不应有的精神摧残、肉体打击和政治荣誉的抹杀。旬邑县过左的清理销毁古代石印字和名人字画，破坏了文物名作的保存传承。对涉及党史文艺作品和党史观点的批判，有正确也有错误，不能一概而论。但对所收回本县部分党史、烈士传略予以销毁，实无必要。对革命史回忆录的销毁，使旬邑革命时期党史资料体系出现了不应有的人为缺失，破坏了旬邑党史资料体系的完整性，制约了党史编研的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