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2月16日上午，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楼，这里在举办上海的“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展览会”，邓小平到场参观。在一个关于计算机的展台前，邓小平原本只安排参观 1 分钟，但却逗留了 6 分钟。吸引他的是两名青少年计算机操作员。13 岁的初中生李劲和10岁的小学生从霖熟练地操作着计算机。他们先是让屏幕上显示出“热烈欢迎”的中英文，然后调出了一个方头方脑的机器人，张嘴唱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最后，一枚身上标着“中国制造”的航天火箭在屏幕上拔地而起，几个大字跳出来：“中国，飞向宇宙！”整个过程3分钟，演示很顺利。邓小平兴致勃勃，看完了还不想走。李劲调出自己设计的一个计算机程序，和它下了一盘黑白棋，结果输了。邓小平笑了，摸着李劲的头，对身边的领导干部们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两年前，上海市教育局在每个区分别挑出 8 名小学生和 8 名中学生，对他们进行计算机培训，试验青少年对计算机的接受程度。李劲是那批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小学三年级就获得了徐汇区小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参加培训三个月后，他便在上海市首届“少年儿童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中获得冠军。
李劲后来被特招进清华大学，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23岁拿到计算机博士学位后赴美，先后就职于夏普、微软，又回到中国，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创始人之一。从霖写了一篇文章，叫《难忘的一天》，“离开展览馆，我兴奋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天，仿佛格外的蓝；阳光，仿佛更加灿烂。我忘不了这一天，忘不了肩上担负的责任。”这篇文章被收进了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很多人第一次知道邓小平的名字，就是从这篇课文开始的。 6park.com

1979 年 12 月的一天，北京景山学校校长游铭钧叫上数学老师沙有威，到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搬回了一台个人电脑。景山学校是一所专门进行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城区教育局共同创办。
那年 3 月，游铭钧和沙有威接待了一个日本教育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告诉他们，日本和一些发达国家都在中小学教学中加入计算机内容。这背后，是个人计算机兴起，培养计算机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游铭钧听后，决定在景山学校也尝试一下，便委托沙有威和一名退休教师开展工作。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方毅得知后，托人将出访美国时带回的一台个人电脑，转赠给景山学校。这台设备，成了中国大陆第一台用于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电脑。说是电脑，这台由美籍华人虞有澄从英特尔公司辞职出来创业，制造的Video Brain（视脑）牌个人计算机，看起来更像一台打字机。

1982 年，教育部在北京实验中学召开了一个会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多个大学的教授都前来参加。景山学校作为国内高中计算机教育先驱，在会议上做了展示。与会者之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吉庆，是中国青少年计算机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教育部召开的那个会议上，王吉庆带来了1981年“第三届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 的见闻。
1981 年 8 月的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中，前苏联计算机教育学家叶尔肖夫，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程序设计 —— 第二文化》。他提出，人类生活在一个 “程序设计世界” 里。人类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与计算机运行原理相似。现代人除了要会读写算，还要学习程序设计意识和能力。而这种意识和能力，可以通过从小教授计算机程序设计获得。
持相似的观点的，还有计算机教育家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他认为，应该让儿童摆弄计算机，在计算机文化的氛围中去理解现实世界。西摩尔最为人所知的发明，是 1968 年创造的 LOGO 编程语言。这是第一款针对儿童教学使用的编程语言，西摩尔因此被称为 “少儿编程之父”。而西摩尔的学生米切尔・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在 2007 年发明了图形化编程工具 Scratch，更易于儿童理解和上手。叶尔肖夫、西摩尔・派普特这种让青少年从小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界被称之为 “计算机文化论”。
针对 “计算机文化论” 和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后，参与会议的几位专家决定，在高中以选修课的形式，逐步开展计算机教育的试验。但由于缺乏师资和设备，只能先借助大学的资源，试验首先在大学的附属中学展开。1982 年，教育部在 5 所重点大学附中首次开设 “BASIC 程序设计语言” 课程。这 5 所大学附中分别是：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复旦大学附中和华东师范大学附中。自此，中国有计划地在中学开展计算机教育试验的序幕，正式揭开。
1983 年，教育部召开了 “全国中学计算机实验工作会议”。会议除了总结五所大学附中的试验情况，还制订了高中计算机选修课大纲——《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纲要 (试行)》。《纲要》规定了计算机选修课的教学目的和内容，要求参加选修课的学生初步了解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对人类的影响；掌握基本的 BASIC 语言并初步具备读、写程序和上机调试的能力。

1983年“六一”儿童节，景山学校拍了一张照片，上了杂志的封面：两个戴着红领巾的男孩子，一个人朝屏幕上指点，另一个操作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两行字：“我们爱科学”“欢庆六一”，和一个卡通图形。两个男孩子分别叫余晨和李葆春，后来分别考上了北大和清华。一个成了易宝支付的联合创始人，一个成了多伦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终身教授。
1983年9 月，景山学校致信邓小平，汇报学校教育改革情况，并且希望其题词一句。 1983年10 月 1 日国庆，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了一句著名的话：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4 年在上海展览馆参观时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政策明确，领导人鼓励，越来越多大中城市开展计算机普及教育。据相关统计，1983 到 1986 三年间，教育部门和其它部门为购置中小学用的计算机的资金，累计约有一亿元人民币。

在青少年计算机普及教育的过程中，经历了重心的转变。
1986 年 5 月，“第三次全国中学计算机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受到“计算机工具论”的影响，修改了此前（1983 年）制定的《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纲要 (试行)》。 计算机工具论” 于 1985 年在第四届世界计算机教育应用大会上被提出。当时有学者认为，计算机应当被视为一种工具，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信息社会要求大多数人能利用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要求大多数人能编程序，只要求一小部分计算机用户能编程序，因此，工具模式可能更适合于大多数学生。
“计算机工具论” 和 “计算机文化论” 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需要被教育者学习编程和程序设计。说白了，“工具论” 主张教学生怎么用计算机来处理文字、电子报表以及数据库。在 “工具论” 的影响下，1987 年 10 月 28 日颁发的《普遍中学电子计算机选修课教学大纲 (试用)》，增加了三个应用软件 (字处理、数据库、电子表格) 的教学内容，课程目的也相应地包括了计算机的应用。这意味着，中国中学计算机教育的重点，从“程序设计”转向“计算机操作技能培训”。
一些 “计算机工具论” 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转变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由于（试验）所选的学校都是以为大学输送毕业生为主的重点中学，因此这种教学内容普遍地被试验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所接受，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随着试验学校层面的逐步扩大，教师们发现，程序设计的要求成了不少学生的过重负担。这些学生喜欢计算机的操作和应用，但排斥程序设计的学习。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计算机工具论” 的实践门槛更低，推动了青少年计算机教育的全面普及。据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9 年 6 月底，中国中小学已经拥有计算机约 5.2 亿台。

由于中国特殊的青少年计算机普及路线，校外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阵地。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说法是 “校内打基础，校外出人才”。有统计显示，1986 年校外阵地约有 3 万台计算机，几乎相当于同期中小学拥有的计算机台数。中国自研的中华学习机，曾在 1990 年代带动了一股儿童学习计算机的热潮。
1986 年 “第三次全国中学计算机教育工作会议” 后，为降低计算机进入普通家庭的门槛，“中华学习机” 的研发被提上日程。国际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五个部委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七五” 计划列项拨专款投资。“从设计、试用、到投产仅用了一年时间”，当时售价不超过 1000 元的中华学习机 I 型（CEC-I）就诞生了。（中华学习机其实是一台主机，其结构灵活，配上家用电视机及盒式录音机，就可以组成基本的系统。插上汉字系统和软盘驱动器接口电路的组件，再接上软盘驱动器，就可以构成一台功能较强，而且有汉字支持的微机系统。）

中华学习机 I 型与 Apple II 兼容，且功能相当。虽然 1000 元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但相比上万的 Apple II 还是便宜很多。伴随着中华学习机走入越来越多普通人家，1990 年第一届 “中华学习机表演赛” 应运而生。表演赛主要是一些益智游戏，比如迷宫、成语接龙、24 点。评判的规则也很简单，谁用时最短，谁就获胜。由于兼具了游戏和学习属性，中华表演赛非常受儿童欢迎。“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儿！不仅老师很重视，而且市领导也会去参观。” 一位第一届表演赛的获奖选手描述道。后来，中华学习机表演赛在 1998 年改名为 “计算机表演赛”。同时，主办方将表演赛推广至更广阔的边缘和农村地区。
除了中华学习机表演赛，20 世纪 80、90 年代还发展起来了不少更加专业的计算机比赛，其中分量最重的莫过于 “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1984 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了第一届 “全国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主要面向中学生。参加第一届竞赛的人数超过 8000 人，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还亲自出席了颁奖大会。198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 IOI），中国计算机学会从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中选出一些优秀选手，组成国家队代表中国参赛。同年，“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 改名为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简称 NOI）。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计算机学会接受中国科协、教育部的委托，举办的首届全国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于1984年8月10日胜利结束历时96 天的赛程，包括基础知识竞赛和自选课题竟赛两个阶段, 最后经我国计算机专家、学者的评定, 评出 53 名优胜者。其中一等奖初中组2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易军、上海华东师大附中的张征）、高中组4人（如下）。
阮卫东（北京）北京清华附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论文选编一》第十九篇 计算机与国画创作
北京大学，数学学士（1984级）
哈佛大学，数学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UIC，助理教授
韩国KAIST，副教授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林斯健（福建）福州一中
北京大学，数学学士（1985级）
UT-Austin，ECE博士
贝尔实验室，研究员
Axiowave Networks，首席架构师
索罗斯基金、巴克莱银行等机构，量化研究员
Mediphore，首席技术官
屠一新（上海）上海光明中学
复旦大学少年班，世界经济专业学士（1985级）
IBM公司、思科公司，市场总监
上海点讯网络，创始人
周世斌（湖北）华中师院第一附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论文选编一》第十二篇 中药库管理

为了响应邓小平那句“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成都七中数学教师谢晋超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做成计算机房，让学生们随时可以上机，并学习用计算机证明一系列数学、几何定理。1994年副总理李岚清视察成都七中时，现场做计算机操作表演的学生叫王小川。两年后的1996年，在匈牙利举办的第十二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王小川获得亚军。他因此被保送到清华的计算机系，多年后搞出了搜狗输入法。
成都七中被计算机改变了命运的学生还很多。有腾讯的COO任宇昕、美团的副总裁包塔、滴滴的副总裁何晓飞、网易有道的创始人庄莉、脸书的首席软件工程师郑晓强等。还有一个是王小川的高中同桌陈睿，他对编程毫无兴趣，一心就喜欢看漫画、追动画、打游戏，只考上了成都本地的一所二本学校。但王小川说，他这个同桌身上有独特的诗人气质，会思考一些感性的哲学问题，比如人如何面对死亡。后来陈睿做了B站的董事长，终于过上了天天跟漫画、动画、游戏打交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