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五  中国革命打造了极为特殊的军政关系
这一特殊军政关系的主要特点有三条：第一，半军事化的政府和政权基层；第二，高度政治化的军队；第三，政权与军队角色之间的强大融合和转化能力。
先有共产党，后有共产党创立的军队，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再逐步建立政权。这一历程决定了共产党政权具有很高的军事化特征。
历史上通过军事胜利建立军事化政权的情况其实是有很多的，所以军事化政权本身并不稀奇。但历史上的军事化政权很容易陷入以军控政的地步，或者为了有力控军而大搞特务组织。而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半军事化的政权被建立的同时，中国实现了军队被政治组织（而不是军队本身）绝对控制，这是军队的高度政治化的根本表现。同样地，这也是由军队的诞生发展历程决定的。党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而红军在建立之初，就从根子上确立了党绝对指挥枪的原则。在经历了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以及长征的反复锻造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为了神圣的原则。
军队被党控制，不仅仅包括让打哪就打哪，让撤退就撤退，让牺牲就牺牲等等这些已经很难得的军事素质，还包括“让脱军装就脱军装，让拿劳动工具就拿劳动工具，让忍耐就忍耐，让刮骨疗毒式自净就自净”等等政治素质。 这些特点不仅仅存在于革命时期，也一直存在至今。
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就是军队和政府谁能控制谁？中国革命给出的回答是两个选择都不要，谁也不能控制谁。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领导一切的党组织，军队和政府都是党组织执行历史任务的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党组织搞好军政关系的核心不在于划出军政两条轨道然后居中平衡或者制衡（这可能是很多聪明人的第一想法），核心要点在于军和政的功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有很强的融合和转化能力。大量的政权基层组织即使在常态下都保持着随时转入半军事化动员的潜能，比如大量的人员只要需要就可以立刻转化为民兵，甚至有大量的妇女团儿童团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执行军事辅助任务。军队则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化身生产队，教育宣传队和政治工作队。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到解放战争期间快速转化战俘，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等都有突出体现。
具体到军队内部，则有军事长官和政委之间以融合协调而非对立制衡为主的基本特征（虽然制衡性也是有的）。这是中国相对于苏联政委制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键。要在军队建立双首长而又避免显然很容易产生的内耗，除了党委领导的军事化民主集中，恐怕没有其他的途径。这一套东西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难，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它一定能运行好。只能在长期的斗争中锻造出一批能够玩转这套体制的人，然后由这批人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下一批人。在军事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军队内军政两条线融合协调的前提下，军队不仅具有了很高的政治属性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军政复合型人才。很多人既能做军事主官，又是优秀的政工人员，以至于在军队打下了地盘建立了新政权之后很多军队的人可以立刻化身为地方行政首长并在岗位上作出突出工作业绩。这又从高层方面大大巩固和提高了上文提及的军政融合与转化能力。
再有，军事民主很有利于有效地从基层收集信息与经验，并且必然要求将上级的意图充分地传达给基层，使得基层战士哪怕文化水平不高也往往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战斗目的和队伍性质。这就保证了军队经常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进行从纯军事角度看高难度的灵活变化。比如分成若干个小分队行动还能实现总任务的协调，比如在大撤退或者大胜利的阶段可以轻易打散编制重新混编等等。
德国、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并且在大战中实现军队和政权比较强的协调能力。 但他们的动员和军政协调与中国革命的情况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德苏美的军事动员与战时军政协调是一种政治上的非常态，也是对经济有严重透支作用的。而中国革命中的动员与军政协调本身就是党长期生存和斗争的常态， 不仅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而且本身就是解决严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点下文还会讨论）。
第二，德苏美的动员与协调是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上的，是有非常强的中央计划的背景的。 6park.com
而中国革命者是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实现了深度军事动员和强大军政协调的，而且虽然大的指导原则是源自党中央但具体的事务安排很多是在分权条件下由各地自己探索出来的，具有强烈的分散自组织特征。但这种自组织又不是去中心化的。中央始终是一个强势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内部也形成了半军事化的民主集中关系。中央本身也具有强大的学习和反馈能力，一旦有优秀的地方自主组织经验，很容易通过进入中央的总结推广而扩散到全体系。
总之，中国革命打造的特殊军政关系使得中国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在缺乏先进生产力和充分经济资源的基础上广泛深度动员全社会的潜力去执行中心任务。而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对手由于不理解这一套厉害体系很容易产生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严重低估。日本，国民党，美国，印度都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六  中国革命极端曲折的历程导致政治权力的地域性基本被消除
之前我在分析困难性的篇章里面已经指出，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地域化的问题，表现为各地区的军阀割据以及连名义上的中央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基础也有很强地域性。这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整合国家之困难可能不亚于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即使侥幸获得了明面上统一的国家，如果不以强力抹平政治权力的地域性，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极深的拖累。
我们看一看国际上的情况。能有资格和中国比的主要国家也就是苏联、印度、美国这几家了，其他的规模都太小。苏联和印度的政治权力地域性问题显然是远比中国严重得多。即使是美国，虽有最长时间的建国史来逐渐抹平地域差别，但直到今天它依然有极为深刻的红州与蓝州之间的地域性政治张力，严重制约了衰落期美国的国内改革和国外政策。和上面这几个国家比，中国政治权力的地域性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关于这一点，只要想想中国大陆内部不同地域间所谓政治矛盾在中国政治讨论中的排位然后再和美国政治中的红蓝州和摇摆州议题热度比一比就知道了。或许还会有人说存在“山头”的问题，但现实早已证明“山头”远比地域性权力来源问题容易处理（还是与苏，印，美，民国比比吧）。此外还要注意，中国这个局面的维持并不是基于高层的来源在地域上均匀分布（这本来也是一种苛求了），这说明有更深层原因。
这种在广土巨族中很大程度上抹去政治权力地域性的奇特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来自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程。
首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有五湖四海不重地域性的特征，但真正把这种愿景落实的还不是意识形态（否则苏联会做得更好），而是具体实践。由于北伐基于南方以及苏维埃国基于南方，在长征之时共产党的政军上层有大量的南方人，他们中很多成为了未来的党和军的上层。延安时代他们又必须在北方全力扩充自己的基层。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上层很多南方领导而下层大量北方军民的这种南北合力的超强跨地域组合。抗战后大量干部进入东北协助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大量南下干部跟着部队进入南方和西部与原先的本土干部结合。经过了来自东南西北贯通上中下层的几轮大混合，到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现实状况上具备了可以强力抹平政治权力地域性的基础。
很多人会认为中国能够比苏联、印度、美国更能做到政治权力的地域性一统是中国大一统传统决定的。我承认中国的历史传统有深刻影响，但历史传统绝不能决定上述格局的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强有力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都依赖于一个建国的军事贵族集团。从大秦的关中集团到满清的八旗集团都是这样子的，而这个集团有很强的地域性。与此同时，可能还会有另外的基于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其他地域性集团与这个集团相辅相成或者相互制衡，比如明清时代的江浙集团。这种依赖于一两个地域性很强的集团来长期统治维持大一统的手段在古典时代是可行的，但是如何转型到现代社会是绝没有现成答案可供遵循的。而且即使在古典时代行得通，内部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比如极易形成严重党争。总之，很多人明白中国要重建大一统，但这还是浅层问题。深层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一统，这是中华传统文明里找不到答案的。
中国革命以一种前人很难想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荡平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地域性。之后各种有意无意的安排又使得这一局面可以长期维持。到了今天，与外国比，中国大陆内部没有出现“保守派地区”和“自由派地区”的激烈斗争（这个说法本身都有点违和感，对不对？），哪怕内部经济发展是长期严重不平衡的。这令很多外国观察家困惑而又失望。或许还有人想说自治地区如何如何，但仔细想想其权力架构其实是顶层设计的，权力源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国家一隅，实践早已多次证明如欲实施各种重大政治举措在法理或者实操层面并无大的障碍（也远比其他国家容易）。时至今日，与传统朝代比，中国没有出现湖南集团或者四川集团或者江西湖北“军功集团”，困扰中国至少五六百年的江浙政经学集团搞结党恶斗并常把江南本位看得比全国利益重要的问题在共和国也得到了解决。
中华大地上的“大一统”进程在信史中有三个关键发育期。第一个是西周，形成了“天下，华夏，王土，王臣”等观念；第二个是秦，出现了郡县制的实践；第三个是共和国，造就了大体上抹去政治权力地域性的格局。而且如同秦汉的变革领先世界一样，这次共和国同样领先世界。西方有句政治名言“all politics are local”，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基本政治常识，但中国是例外，已经超出他们的政治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