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有理

一、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加入少先队时，大队辅导员谆谆的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对此，我深信不疑。只是时而想想，如此多的红领巾，需要多少烈士的鲜血呢？直到有一次，十一参加国庆游行，自己的鼻子突然出血，滴在借来的白衬衫上，弄脏了别人的白衬衫，发现了白布染上鲜血竟是如此难看，也终于明白了红领巾根本不可能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个道理。

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小学时，经常要全班同学集体朗诵一句话：“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在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每次背诵这段话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成天饿着肚子，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多的人民不如我们。每每想到这里，就暂时忘记了饥饿，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不过这种自豪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到了吃饭的时候，这种自豪感马上就转换成了一种疑虑：把他们解救出来，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

那时，全国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相对于那三年生活稍有改善，但在没有什么副食品的情况下一个月二十多斤计划粮，对于一个十余岁活蹦乱跳的孩子来说仅仅能做到勉强果腹。不够吃怎么办，那就各显其能。好在那时主旋律代食品种类很多，我吃过的代食品就有：野苋菜、妈妈菜（马齿苋）、灰灰菜、野荠菜、地枣苗子、榆树叶、红薯叶、麦糠、棉籽、豆腐渣等等。在我的记忆中，上述所有品种，最美味的就是豆腐渣（做豆腐剩下的渣滓，现在主要用来喂猪）。买豆腐渣要在天没亮时就到徐州博爱街豆腐作坊排队，去的越早越好，但即使去的很早，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买到，买回家后，在锅里蒸一下就可以吃。如果碰到家里有点猪油，切点葱花炒熟，简直就是天下第一的美味。

当时定量供应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粗粮。粗粮供应的品种有红薯（徐州也叫白芋）、红薯干（徐州也叫地瓜干）、高粱面等等。直到今日为止，我仍认为在我吃过的所以粮食品种中，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高粱面。高粱面非但难吃，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吃完以后大便极难拉下来。
后来有首红歌叫做《学习老三篇》，歌词内容为：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做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于是有好事者将吃高粱面的事把《学习老三篇》的歌词套改，歌名改为《高粱面》，歌词内容为：

高粱面不但市民要吃，干部也要吃。高粱面不太好吃，真正消化更不容易了。
要把高粱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拼命拉，支援农业现代化!
支援农业现代化!

那时不光粮食短缺，物质匮乏。穿衣也极为困难。发给城市居民有限的布票是很难解决老百姓的穿着和铺盖问题的，好在中国人有的是聪明才智，食品短缺既能发明许多代食品，布匹短缺也可以发明代用品，于是“回纺布”应运而生。所谓的回纺布，就是将废旧的棉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黑心棉）重弹后纺织成布。回纺布质地粗糙，贴身穿刺激皮肤瘙痒，极不耐磨，容易起球。如是男孩子穿，穿不了几天，就浑身起球，千疮百孔了。回纺布不好是不好，但毕竟能遮体，而且价格较便宜，因而对于困难家庭来说，回纺布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又过了几年，一种料子裤子在农村的干部中开始流行，并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当时，中国开始少量进口日本化肥，不知什么人发现化肥口袋非常结实，洗干净用颜料染染做成裤子即结实、又有型，于是日本尿素裤子迅速流行。不过这种流行只是在农村干部中，农村的老百姓是无法消受的。伴随着尿素裤子的流行，一首民谣应运而生：

大干部         （所谓大干部一般是到公社官员一级，裤子由大队干部进贡）
小干部         （农村只有干部享此专利）
一人一条料子裤
前日本         （染后隐隐露出某某日本株式会社生产）
后尿素         （染后隐隐露出商品名）
裤裆夹个百分数  （染后隐隐露出的尿素含量）
有黑的
有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  （毛时代物质匮乏，干部利用权力得到社员得不到的东西）

那时也就想想，把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解救出来，我们能得到什么？真的解救出来，我们有限的高粱面是不是又要分三分之二给他们了，真的解救出来，前面的《高粱面》歌词中的最后一句是不是要改成“吃了拼命拉，支援欧美亚非拉！支援欧美亚非拉！”了。不过有利有弊，真的解救出来，农村社员没有尿素裤子穿的现象倒是有望解决。（待续）

三、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

大约在1969年左右，1966年小学毕业后因文化大革命失学在家的我们响应毛老人家的“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升入中学上课（那时有句话叫做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可不是吗，毛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叫我们停课闹革命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在家呆三年，毛老人家让我们复课闹革命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回到课堂）。复课不久，红旗杂志分两次重新发表了十首革命歌曲并要求人人会唱，那段时间学校就热闹了，啥课不上就是唱歌。十首歌曲印象极深，歌名有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大路歌、到敌人后方去等等，许多歌的歌词现在还记忆犹新。其中歌曲到敌人后方去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当时我就不明白，到敌人后方去，怎么能把鬼子消灭净？从小老师一直教育我们的是到前方杀敌。不错，敌人后方也有敌人，但敌人大量的精锐应在前方，到后方充其量只能起到骚扰牵制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鬼子消灭净。当然这种想法是不会说出口的，不然后果是很严重的。说是不能说，但在心里已把这句歌词改为“到敌人后方去，去骚扰鬼子兵”。

四、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

小时候，老师上课时谈到抗日战争时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句话：“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刚开始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相信后心里还要狠狠的骂一句：这老蒋真不是个玩意。虽然骂了老蒋，但心里还是有点佩服老蒋，不是佩服他下山摘桃子，而是佩服他有如此大的毅力，一个国家总统能奈住寂寞，竟能在大山里一呆八年等着摘桃子。虽然当时只是个小学生，但慢慢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知道的越来越多。慢慢的知道了西安事变后，红军及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分别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全称分别是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以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国民政府对此收编。知道的越多，产生的困惑越多。为什么共产党明知国民党不抵抗还接受国民政府的收编，这不是想和不抗日的国民党同流和污吗？后来，由于家在徐州，李宗仁从国外归来之后，听老一辈人讲了抗战时期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的事，才知道了所谓的国民党不抗日的真相，后来又慢慢地知道了许多许多，才知道“摘桃子”一说到底有多荒谬。

五、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

60年代，歌剧《江姐》风靡全国，歌剧中的许多唱段迅速流行，诸如红梅赞、绣红旗等唱段我们小学生都会唱。但有的歌词也给我带来困惑。比如绣红旗中的第一句：“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我总觉着有美化国民党反动派之嫌。江姐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能拉着很长的线，一针一针密密的含着热泪从容不迫地绣着五星红旗实在超出我的想象，国民党反动派在歌中被美化的太仁慈了。当时我们受到的教育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当时我们的伟大祖国，不要说在监狱里，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敢含着热泪绣青天白日旗，不把你整死才怪。别说绣青天白日旗了，给你十八个胆你也不敢说半句国民党好的话。我小学里的一个胡姓老师仅仅因为在国民党时代上小学时加入了童子军（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文革时发现了其参加童子军的照片）就被折磨成了神经病。

六、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上小学时，上语文课经常有相关长征的内容。如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吃草皮、树根、皮带什么的，还有什么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等等等等。上述种种，少儿时代的我对此都深信不疑，唯一有困惑的就是“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句话。长征始于1934年，那时日本只是侵占了东北三省，大规模的抗战还没正式开始，所以北上抗日应该到东北去打日本人，可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一路向西走福建、湖南、贵州、广西、四川到了大西南，离日本人占领的东北越来越远（东北和西南完全是截然相反的方向呀），后来从四川掉头向北走青海到陕北，从西南总到西北，这一路上也没有个鬼子毛呀。这句话一直困惑我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发现慢慢的红军北上抗日不提了，改为红军战略性转移，后来有了互联网，我才终于知道，红军长征既不是北上抗日，也不是什么战略性转移，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无奈之举。

七、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

    文革开始后，“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开始流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小学毕业就失学在家的少年，对于无产阶级的认识只有一个，即只有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正宗的无产阶级。因为我们当时年幼无知，还没真正走上社会，尽管当时无产阶级的地位最高，但说实话，无产阶级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形象确实一般。

    先说说作为无知少年对无产阶级整体的片面认识。当时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唯一印象就是他们搞起武斗太凶。我所在的城市江苏徐州文革时武斗盛行，打的最厉害的除了毛主席的红卫兵外，全都是属于纯正无产阶级的红农会、铁路工人反到底兵团和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三个组织。

    再说说作为无知少年对无产阶级个体的认识。当时我家住在单位宿舍，全院十余家人家，除了一家马姓工人和一家罗姓工人之外，剩下的全都是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家庭。用罗姓工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个院只有我和马师傅两家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家庭。

    这罗姓的无产阶级说是一家其实全家就他一人，该人祖籍胶东，父母双亡，由于无人过问，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惯，后来加入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被炸伤命根子导致无法生育因而孤身一人，后复员留在徐州，因不能生育，外号骡子。这骡子一月工资四十多元，独自一人收入在那时相当可观了，但这骡子嗜好烟酒，每天一角九分一包的徐州产红骑兵烟要抽一包，徐州产地瓜干酒（八角五分钱一斤，俗称85酒）每天一斤，除了烟酒，每月再买三十多斤计划粮一月工资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家中一贫如洗，完全配的上无产阶级的称号。

    这骡子喝酒有个特点，每天一斤酒都灌在军用水壶中随身携带，不要酒肴，想起来就喝上一口，喝完为止。骡子家中从来不做菜，每到到吃饭时，端个饭碗满院乱串，碰巧有哪家烧个肉，他早早闻到香味，钻到人家灶跟前，嘴甜甜的喊上大娘大姨嫂子或大妹子，掀开锅嘴里说着香香嘴，夹起一块送到口中。这骡子有这个好处，如你做鸡做肉，从来只夹一块，因为他知道谁家打个牙祭都不容易，也算心中有数之人。如是这家烧的萝卜白菜，大娘大姨嫂子或大妹子照喊，掀开锅嘴里说着尝尝有盐吗，拿起铲子铲一铲放在碗中，香香的吃起饭来。久而久之，邻居们做饭时只要看见他过来，都会主动招呼他，或老罗来香香嘴，或骡子来尝尝有盐吗，气氛刹是和谐。这骡子文革时因为根红苗正，又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进入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担任委员，再有人喊他老罗或骡子的时候，他会一本正经的对人说以后喊我罗委员吧。这罗委员虽是游手好闲，但人品不坏。大院里有人被关进牛棚，家里人去送饭屡受羞辱，罗委员知道后就把送饭的事揽下来，送饭时口口声声说对阶级敌人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由于它是正宗的无产阶级，又是革委会委员，虽然有点敌我不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这马姓的无产阶级有五个孩子全是女孩，加上老婆，一家七口人主要靠老马一个月35元工资养活。那时35元工资的购买力如何，打个比方，不如现在一个人的低保收入（徐州市区低保标准为每人510元，两元一斤的面粉能买能买255斤，如到批发市场还能再多买几十斤。那时凭票供应的面粉0.165元一斤，35元钱可买212斤）。所以老马一个月工资买过全家的约200斤供应粮后基本就没什么钱了。那老马全家如何生活？一是那时人均月收入低于8元的，有资格在单位申请救济，救济不是每个月都有，一般几个月一次，每次老马都能领到，因为他太无产阶级了。二是老马的老婆找点事干，比如到郊区割清草去卖，到到采石场砸石子、糊火柴盒等等，一天能赚个几角钱。三是街坊邻居帮助，那时虽然家家户户情况都不好，但总比老马要好，比如谁的孩子大了穿小了的破旧衣服，一般都送给老马家，家里煮个红薯胡萝卜的，都知道用碗装几个送给老马家。说起老马家，用家徒四壁四个字就可形容。一家7口人的家当就一张破桌子，两个破箱子，几个老马自制的小板凳，两张可上下睡人的双人床和几个长椅子都是从单位借来的。床上没有褥子，一年四季铺的都是邻居们送的破凉席。孩子们穿的都是邻居给的可勉强遮体的破烂衣服，最小的女孩都六七岁了还光着身子。这老马人不错，邻居们家中有活，只要老马看见都会主动帮忙，一来他也闲着没事，二来也有感谢邻居们平时帮助的因素。说起来老马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一年中总有一两次喝酒喝得大醉，喝醉酒后把孩子们赶出去，关上门，使劲的打老婆，老婆被打的惨叫，邻居们赶快过去劝，于是老马把老婆放出来，关上门自己痛哭经常是哭起来没点人腔。现在想起来，老马这样做实际上是一种宣泄，是一种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可见无产阶级并不是好当的。

    有了上面无产阶级们带给我的认识，使我对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提法不寒而栗。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就罢了，解放全人类也就算了。解放了全人类，让全人类和无产阶级一样打打杀杀，让全人类都和无产阶级一样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想想都害怕。倒不如让全人类来解放无产阶级，让老罗、老马这样的无产阶级吃穿不愁，生活富裕，逐步变为有产阶级有何不好？

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每当我和我的小伙伴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时，我的脑海里就想起另两段毛主席语录。一段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另一段是“我们的共产党是革命的队伍”。背完之后，越想越转不过弯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共产党是革命的队伍，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那不就是说资产阶级也是革命队伍的人，对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也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吗？
年幼无知的我，实在搞不清这里的辩证关系，也搞不清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怎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一个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终于茅塞顿开。

我看到，无数革命队伍的人被同是革命队伍的人关心的死于非命，  爱护的投入冤狱，  帮助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不翻身。

我还看到，革命队伍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同是革命队伍的人关心成为叛徒、内奸、工贼。曾被革命队伍称为“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人被同是革命队伍的人爱护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在革命队伍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被同是革命队伍的人帮助的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后，革命队伍的人又继续帮助他把名字改为刘卫黄，使死后的骨灰能有安放之地(而同为革命队伍的贺龙就没有刘少奇那么幸运了，贺龙死后革命队伍的人帮助他改名为王玉，最后连骨灰盒也没找到。)。

说实话，现在想想，我实在是佩服这支革命队伍，它即可以全体一致伟大、光荣、正确地通过决议把刘少奇开除出这支革命队伍，多年之后，还是这些人又可以全体一致伟大、光荣、正确地把已死多年的刘少奇重新接纳进这支革命队伍。

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上学时，唱的最多的歌曲之一就是国际歌了。当时国际歌学校共教了三段，三段歌词全都背的滚瓜烂熟。起初唱国际歌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但唱着唱着困惑来了，越唱越觉着哪里不对劲，后来发现了，觉得不对劲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活。单纯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歌词里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问题是当时流行大会开始时全体起立唱“东方红”，大会结束时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唱着唱着就糊涂了，刚唱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就要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常常胡思乱想，这大救星和救世主到底有有什么区别，如果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改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救世主”，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改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大救星”不是意思一样的吗？既然大救星和救世主是差不多的意思，那为什么刚唱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就要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吗？可胡思乱想归胡思乱想，你照样要一本正经的唱，照样一次又一次的无可奈何的打着自己的嘴。

十、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70年代，已经参加工作了，由于离家较远，就住在集体宿舍里。那时白天上班，晚上有时开会、有时学习，有时搞大批判，有时集体收听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那时只要电台提前预报今晚有重要广播，注定要组织收听的。当时重要广播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发布了最新指示，有时还有我国成功发射卫星、爆炸原子弹、氢弹等内容。通常收听完之后，还要组织全体人员到厂区外面一条晚上几乎见不到一人的道路上，敲锣打鼓喊着革命口号去游行（有时喊的口号是毛主席刚发出的最新指示，记得有一次喊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去游行，第二天当地的村民对我们说毛主席太伟大了，说的太形象了，深挖洞、光脊梁、不穿褂，毛主席真是高人呀。)，当然声嘶力竭地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一天，又到收听广播的时间了，听到的既不是最新指示，也不是诸如卫星上天，氢弹爆炸这样的好消息，听到的是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当时我们的文化程度大都是小学毕业，哪能听懂诗词这般高雅的东西。但听懂听不懂，你都要认真的听，不然就是对红太阳的不恭。你别说，认真的听还真能听懂一些。由于我的文化水平较低，所谓的听得懂的只是一首词的开头一句和最后一句的通俗易懂部分。这首词的开头一句的通俗易懂部分是：“鲲鹏展翅，九万里”，这首词的最后一句的通俗易懂部分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听是听懂了，可我实在不太敢相信这通俗易懂的近似粗俗的最后一句是出自红太阳之口。可不管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如假包换又确确实实出自红太阳之口。

我不懂诗词，但听说最有名的宋词或婉约，或豪放。从来没听说粗俗的放屁能登大雅之堂？粗俗就粗俗罢了，这句话逻辑上也说不过去。土豆烧熟了，再放牛肉，那等牛肉烧熟了，土豆烂成泥还能吃吗？还不如说牛肉烧熟了，再放土豆更加合理。更不可思议的是还不叫放屁，那个时代老百姓的肚子大多吃萝卜、白菜加红薯，好不容易吃上一顿土豆烧牛肉，不让放屁谁能受得了？所以不能不叫放屁，而应该抓紧放屁才对。正确的应该是：牛肉烧熟了，在加土豆，抓紧放屁。虽然也是粗俗，但至少比较合理。可你觉着粗俗也好、你听不懂也好，听完以后你还要老老实实地上街去游行，老老实实地喊着口号“热烈庆祝毛主席诗词发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那时已是1976年初，到了文革后期，离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毛主席实际死亡日期已经不远，民间的不满已经显现，我只记得游行回到宿舍后，我唯一的舍友对我说：“自己成天放屁，还不叫别人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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