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在九泉之下看到今天中国军队史无前例的大腐败，他们一定无比愤怒和痛心，绝对想象不到他们付出极大心血建立的军队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腐败危机。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案是撕开军队腐败真相的第一道口子，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案则毫无疑问是中国军队反腐的第一个高峰。徐才厚案是自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因为腐败而落马的最高军队统帅，其牵连的贪腐金额、各级将领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就在绝大多数人还未从对中国军队腐败的愤怒与震惊中走出来的时候，一场更大的军队腐败案件即将浮出水面。3月2日，郭伯雄之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出现在14人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通报名单，这让流传已久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落马传言几乎变得板上钉钉，只差最后一道窗户纸。

传闻中的“大老虎”郭伯雄

中国军队两位军人出身的前最高官员，一个早已落马，被斥为国妖，一个摇摇欲坠，如同砧板上的鱼肉。如果说周永康案是中国官场反腐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徐才厚的腐败绝对可以称为中国军队反腐的标志性事件，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如果只有徐才厚一人腐败，人们在震惊、愤怒之余还能理解，毕竟小人防不胜防，可是如果再加上郭伯雄，整个问题的性质立马发生改变，这意味着曾经掌控中国陆海空三军长达十年之久的两位职业军人出身的最高军队领导人都是蛀虫。若从级别而论，郭伯雄、徐才厚的腐败堪为中国军队诞生以来最大的腐败，是军队领导人带头的腐败窝案，其严峻程度，足以称得上1927年建军以来的世纪大腐败。

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在主流的舆论宣传中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形象，是报效国家与服务人民的坚强力量。回望历史，中国军队先是有过艰苦朴素和不朽战功的革命时代，后有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改革时代，均在大多数国人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甚至一度被誉为“最可爱的人”。本来徐才厚和大量军级以上军官的落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多数国人对于军队的良好印象，如果郭伯雄大老虎成真，无疑将曾经裹在光环之下的军队推向舆论的风暴口。试想而知，当人民看到曾经一直被广泛宣传为光辉形象的军队其实有着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想象的史无前例的腐败，当人民看到军队两位军人出身的领导人都先后落马，他们怎么可能不愤怒不担心？他们不仅有可能会痛恨过去被主流媒体蒙在鼓里，而且还有可能从今往后对中国军队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怀疑遭受腐败侵蚀的军队是否还能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民安全的根本职责。倘若如此，中国军队必将迎来一场信任危机，接受国人的质疑与重新审问，甚至可能有人会质问谁该为这场中国军队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世纪大腐败负责，而中共则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

然而，尽管公开查处郭伯雄的腐败罪行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破坏国人对于军队的信任感，但是不得不公布，因为腐败已经上升到亡党亡国的地步，是制约中国社会进步和毒害社会肌体的肿瘤。在反腐高歌猛进之际，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遭遇1989年以来的最大寒潮，阶级斗争的极左论调沉渣泛起，企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的大时代混淆视听。如果非要用阶级斗争的说法，遍布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官员才是阶级敌人，而诸如徐才厚之类的腐败军官更是最大的敌对势力。自有国家以来，军队便一直是一个政权最为倚重的力量，是最后的堡垒。如果作为中国国家主权基石的军队被遍地丛生的蛀虫蚕食，如果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不断遭到侵蚀，如果连军队两位级别最高的军人出身领导人都是大蛀虫，那么这样的军队何以保卫中国和13亿人民？所以，如果非要说中国有什么阶级斗争的话，反腐便是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与所有蛀虫的生死决战，而军队反腐堪为最严峻的阶级斗争。

正是因为军队反腐的严峻性，所以即便公开查处郭伯雄可能会将中共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但也必须如此，唯有敢于惩治外界传言的“铁帽子王”，敢于彻底根治腐败，才能真正让军队获得人民长久的支持，才能让中国军队肩负起人民赋予他们的使命。

可是，到底该如何根治军队腐败呢？这么多蛀虫，甚至最高级别的职业军人出身的军队统帅，他们是如何一步步爬到最高位置？当为郭伯雄、徐才厚的腐败愤怒和痛心之余，更要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才造就这样的腐败蛀虫，并让这样的人掌控中国军队达十年之久。正如周永康案反映的是整个官场制度与文化的问题，郭伯雄、徐才厚反映的同样是军队系统的制度与文化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制度和文化，才让周永康这样的人能够祸害中国公检法领域至少十年，才让郭伯雄、徐才厚祸害中国军队至少十年。所以，中共欲想彻底根治军队的腐败问题，必须要彻底重构中国军队的制度与文化，建立一种让德才兼备的军官脱颖而出而又能不被腐败侵蚀的制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