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李鸿章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曾经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61年1月11日，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一病不起的咸丰皇帝，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批准恭亲王奕
欣会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清政府随即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场中国版工业革命——洋务运动由此开端。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极富危机感的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就看到了民族生存危机。前线官僚们在残酷的战争中见识了中西方武器技术的巨大差距，魏源等人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大清国在战争一结束，便再次“昏睡”过去。



　　1843年，负责鸦片战争媾和签约的钦差大臣耆英，给咸丰的父亲道光皇帝上呈一支英军新式击发枪。道光帝对枪爱不释手，却否决了耆英提议仿造的奏折：“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叹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让大清国统治阶层清醒认识到洋枪洋炮巨大威力的，不是将清军打得一败涂地的外国侵略者，而是动摇大清国根基的太平天国内乱。



　　1860年安庆之战，太平军用“西洋落地开花炮”把湘军打得落花流水。在前线督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师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开设洋务运动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安庆军械所，成为兴办洋务的先驱。



　　在内忧外患、压力如山的形势下，学习并引进西方工业技术，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终于排上满清最高决策者咸丰皇帝的日程。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粗拙印痕的工业革命，就这样扭扭捏捏地拉开帷幕。



　　中国版工业革命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治维新、同光中兴，是晚清洋务派官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发展方针，首次在全国展开的大规模工业运动。“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和“师夷之长技以求富”分别是这场运动的前期与后期的口号及目标。



　　该运动自1861年至1895年，持续了约35年。在此期间，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及各类著作文献，培养了一大批欧美留学生(专题)，建立了一大
批近代学堂，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并建立近现代公司体制，为中国引进大批近代工业及化学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奕欣、文祥、沈桂芬，以及曾国藩、崇厚、
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唐廷枢等一批代表人物；也令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等名噪一时。



　　“自强”，这个源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著名词汇，当年的主要含义是发展军用工业，解决现实紧迫的国防危机。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
器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四大军工厂之外，其他一些省份也纷纷设立机器局。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全国先后创办了19家军工企业。正是洋务运动，使清
军实现了初步近代化。在收复新疆之战中，清军的先进武器特别是大炮，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如当时的英国亚洲问题专家包罗杰
（DemetriusBouLger）所评论的，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洋务运动后期主要发展民用工业，而出现这一转变是由于军费剧增。从1863年至1873年，云南一省就请销军费1，460余万两；甘肃各军之饷，岁拨
800万两；闽军援浙以及台防等项，共享银六七百万两。加上其他各军，新增经费之多，前所未有。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洋务派为寻
求财源，转而发展民用工业，先后创办民用企业共30家。



　　除了创办企业外，洋务运动还吸取鸦片战争中列强坚船利炮从海上联樯而来，中国旧式水师不堪一击的惨痛教训，筹划海防，创办北洋、南洋、福建等三支海
军。为了培养新式军用和民用企业的专门人才，当局在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还设立了方言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和实业学堂等各种洋务学堂。



　　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新式军队、新式教育、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以及铁路、矿山、铁厂等重工业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
术上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使中国开始自觉地向世界资本主义轨道上靠拢，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对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今天仍然存在。一
些建于洋务运动的机构和系统，如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至今仍在。



　　从开始时就埋下失败种子



　　洋务运动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已较封建制度显示强大生产力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然而洋务运动自身，没有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好运。



　　思想是变革的先声，人类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前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临之前，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前，教会一直禁锢着欧洲人的
思想与生活。经过文艺复兴的洗涤，现代教育得以普及，探索世界的精神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先导，由此引发的宗教改革，带来了自由、宽容的新气息，欧洲从思想
牢笼中逐渐解脱。进入17世纪后，在文艺复兴基础上兴起的启蒙运动不仅抨击过往以神学权威为主的教条，提倡理性并敢于求知，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且
宣扬自由、民主、博爱的价值，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释放了社会活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了，前所未有地提升升了西方社会的生产力。



　　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象样的思想启蒙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极具家国情怀和危机意识的知识分子虽然也产生过思想的萌动，但在中国土地上实行了
两千多年的、具有极度完备制度的封建专制皇权统治、极度愚昧封闭的封建思想，以及高度成熟的小农经济，就像三座大山一样牢牢地压制着任何不安分的思想骚
动。在思想之外的制度层面，已然没落的封建制度也完全无法和正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



　　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在与他人的合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分析了英国制度与工业革命的关
系，“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力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
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了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更重要的是，议会至上和习惯
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尽管未能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进行了系统改革，既通过废藩设县，消灭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又废除旧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还实行立宪，建立内阁制度。



　　与欧洲、日本相反，当年中国正处于衰落的皇权专制时期，政局衰败，腐败深入骨髓，国家积贫积弱。抱着家天下皇权理念的慈禧太后和满清皇族，当然不会主
动革自己的命，寄生于清政府的洋务派，也从未想过改革制度。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中国就不可能像西方、日本那样，破除封建制度，更不会触动封建政治体制。
洋务派所能办的，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与设备，实行不彻底的经济改革。



　　1938年，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总结洋务运动不彻底的原因：“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



　　被无知耽误的救赎机会



　　某种程度上，洋务运动其实是满清的一次自我救赎。从根本上说，发起洋务运动的满、汉大臣，还是要维系住大清国的皇权统治。也就是这种极具封建愚忠精神的士大夫精神，反过来又将洋务运动牢牢束缚。



　　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另一位最有影响的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则更清晰地表示：“中
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1876年，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前来北京赴任，经过
天津，李鸿章特意会见，两人有过关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对话。李鸿章断言，中国决不会像日本那样进行西化变革，并反唇相讥：“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
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



　　见微知着，睹始知终。同治初年，中日官员不约而同赴欧洲学习考察，德国宰相俾斯麦看到两国官员的不同表现后，预言中国将败给日本。他说：“三十年后，
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
强弱之原，其在此乎？”甲午战争验证了俾斯麦的预言。更遑论在顽固派和洋务派之间，还有着更为激烈的争论。就算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顽固派
也决然不放行。



　　顽固派站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保守立场上，对洋务运动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
反对学习西学。他们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还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
国帑”“便于浮冒”；认为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等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更有甚者，认为开矿修路会“破坏风水”，要求“永
远禁止”。



　　顽固派还对洋务派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等“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对商人买办出身的洋务派，更是十分轻蔑，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
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讦唐廷枢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另外，官僚的扯皮和洋务派的视野，也严重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实际进程与成效。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始终贯穿着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抗争，洋务派渴望有更大自由
空间，但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洋务运动的支持非常有限，甚至态度暧昧。比如全国修铁路，李鸿章在1872年就已经提出，17年后，1889年慈禧才同意。



　　在战争中灰飞烟灭



　　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中最让大清国脸上有光的成果，也是李鸿章晚年的杰作。



　　1888年，清政府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其实力达到顶峰时，有“远东第一舰队”之称。北洋海军麾下拥有威震远东的“八大远”：铁
甲舰“定远”“镇远”，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济远”，以及海防巡洋舰“平远”，此外还有其他各类巡洋舰、炮艇、炮
舰、鱼雷艇等，共计25艘军舰和数十艘辅助舰艇，总吨位达3.4万多吨。



　　曾几何时，北洋海军“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四舰前往日本长崎检修，并展开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远东第一舰队”一度震惊日本。北洋水兵
上岸购物，有人违反军纪，与日本警民发生冲突，双方各有死伤。在四艘巨舰的威慑下，日方支付抚恤金远远超出清廷，等于向中国赔款。这就是极大刺激日本的长
崎事件。自此之后，日本举国上下勒紧裤带，大举扩建海军。



　　正是在北洋海军成军当年，清廷批准了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上奏的《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以治理黄河经费不敷为名，宣布停止进口船炮，中国海军
一直紧跟世界海军发展潮流的步伐便戛然而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前夕，当全国舆论认为凭借北洋海军实力必将一举荡平日本之际，李鸿章上奏《覆奏海
军统将折》称：“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只，为倭船所不及……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不过，李鸿章仍然认为，“今日海军力量，
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实力的判断过于乐观，事实证明，北洋海军连自守都没能做到。1985年甲午战争，不仅北洋海军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宣告夭折，台湾(专题)及其附属岛屿也被割让给日本。从此之后，大清国一蹶不振，直至被革掉性命。



　　正如李鸿章在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曾经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