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清晨，一场火灾发生在杭州城东蓝色钱江小区。一位年轻的母亲，同她三个可爱的孩子，永远留在他们甜美的梦乡里，再也没有醒来。
　　经公安机关调查，这是一起放火案件。纵火嫌疑人莫某晶，是死者家中的保姆。
　　触动社会神经的，是“保姆”这一社会身份。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加诸其上的标签还包括：涉嫌偷窃，嗜赌如命，四处躲债，而且陷入官司。
　　法律之剑已经亮起：目前，莫某晶因涉嫌放火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罪行掩盖了不到40个小时，就被天网擒住。然而，近年被曝光的“毒保姆”何止一个莫某晶？我们在同声谴责她疯狂行径的同时，今天更想聊聊——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该用什么来避免？
　　 在这一惨剧的文字报道中，发现了如下细节：
　　“保姆是爱人通过上海一家中介公司找到，来了快一年，每月工资7500元。上个月保姆说要买房子，问他们借了10万元钱。……女主人曾经丢了一块价值二三十万的手表……是莫某晶拿去典当了，她还偷窃了小孩的手镯。”
　　“6月23日下午，莫某晶的一个朋友告诉澎湃新闻，莫某晶沉迷于赌博。”
　　这些细节令人震惊：如此沾染恶习、人品低劣之人，是如何经过家政公司的审核，摇身一变当起了别人家的保姆？保姆直接参与雇主的家庭生活，了解掌握雇主的家庭情况和个人隐私，按理说，家政公司对保姆的身份信息、身体状况、性格心理、人品德行，都应当进行全面的审核和考察，并毫无保留地披露给雇主以供其选择。莫某晶如此顺利地成为这家人的保姆，雇主一家是否毫不知情？如果当初雇主能够了解到莫某晶的过往经历，是不是一开始就不会雇佣她？
　   以上只是假设。但类似的惨痛教训，却已屡见报端：
　　记得几年前广州的“毒保姆”吗？这个保姆用尽方法杀死70岁的雇主，竟自称只是为了早点拿到工钱，而这仅仅是她涉嫌制造的另外9宗故意杀人案中的其中一件；还有，育儿嫂猛摇婴儿头部假装已哄睡孩子；数见不鲜的保姆殴打、虐待老人……
　　尽管这些“问题保姆”代表不了整个行业，但不断曝光的问题，却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杭州保姆纵火案与之相隔时间并不久远，而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触及了老百姓“安全感”的神经。
　　对中国而言，保姆属于家政行业。而整个家政行业对中国，是一个新鲜东西。对此，避免悲剧的根本手段是——法律的阳光，必须跟上。

（图：网传的“杭州保姆纵火案”遇难的一家四口：妈妈和三个孩子，愿逝者安息！）

　　保姆的工作，通常是照顾家中的老人、儿童和病患，或是提供一些类似打扫、做饭等的家政工作。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当代人所熟知的这些保姆功能，其实是在家族中——由家族成员来完成的。那时，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乃至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比比皆是。可以说，当时的“家政”，是消解在家庭内部。
　　但社会在不断变迁。随着市场经济彻底取代自然经济，大家庭逐渐被可以自由迁徙的小家庭所取代，加之女性就业率增高、二孩政策的放开和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家政工作的负担，相应来说更重了，也就逐渐暴露出小家庭“人手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部分工作，也就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让市场解决。这就有了家政市场。
　　近年来，家政从业人员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中国家政行业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家政，既然已形成“市场”，那么调节市场行为的，就应该是相应的法律。于是考验也随之而来。
　　雇佣保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用经济行为替代了伦理行为。传统家庭结构中，伦理纲常能够直接谴责乃至惩戒不慈不孝之举，刑法也能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遗弃行为科处刑罚。但是，保姆经济使得家庭伦理纲常“无用武之地”，当雇主发现保姆存在问题时，能够采取的手段也仅限于扣减工资或者解约，再加之保姆直接和雇主生活在一起，掌握雇主的种种隐私和信息，一个屋檐下的密切，也造成了雇主维权的忌惮和尴尬。
　　以“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家政市场已经浮现出了许多问题：
　　比如莫某晶当上保姆需不需要有个标准化的“门槛”？需不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资质和背景的审核？
　　比如那家上海家政中介公司，是否应该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行业准入制度、资质认定制度和行业监管制度，来进行监督管理？
　　再如莫某晶可以伸手管雇主借钱，这中间是否应该存在有一条职业道德的界线？在她偷窃主人的手表时，脑海中是否该存在有一条法律的红线？
　　当莫某晶们知道雇主的个人信息、住址、孩子情况等私人信息时，是否有有效的机制去保护雇主的合法利益？使他们的安全感得到保障，免遭恐慌侵蚀。
　　对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虐待、殴打看护对象以及从业期间触犯刑法的保姆，是否用全国联网的大数据，建立“一票否决”机制，令其终身不得从事这一行业？
        种种环节，哪一个环节出现疏漏，都可能酿成悲剧。
　　 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颤颤巍巍的老人，一些“问题保姆”一边拿着不菲的工资，一边做着违反职业底线的行为。虽说保姆与雇主是萍水相逢，一个支付报酬，一个付出劳动，本不指望“老吾老、幼吾幼”的高尚情操，但这一行业绝非“法外之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人性可能的阴暗时，法律，更需要通过权力义务的设置以及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来让雇主-保姆的行为各有边界——法之所及，不该有任何“阴暗角落”。
　　这些，都是“杭州保姆纵火案”留给中国法治的思考：当我们因这场大火关心人性和安全时，更应当让法治渗透到新事物的方方面面，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配合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愿逝者安息，愿罪恶早日被严惩，更愿法治之路更加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