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美国国会山只隔几条街的一隅，坐落着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这座仿照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建造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治下的受害者”。
　　三天前，这个受害者名单上又多了一位——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我们低估了这个党的能量，这种杀人的能量，”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间学者王康说，“他们曾经杀害了无数的人，他们最近杀害的一个人叫刘晓波。”
　　7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因病去世，终年61岁。他没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死在自由的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和家人依处于严密监控中。
　　星期天（7月16日）晚间，美国首都华盛顿100多名华人聚集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悼念这位中国最知名的异见作家，其中不乏刘晓波的生前好友。
　　“他的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已经沉入海底，” “六四”后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电视片《河殇》的总撰稿苏晓康哽咽了一下继续说，“中国的善良和光明也随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晓波在这条路上付的代价比我们都大，”海外民主运动领军人物之一、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说。
　　“我们这些人走这条路的时候是有思想准备的。从一开始走入公共空间时，我们就准备改变中国，承受该承受的一切，但晓波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走这条路的，”他说。
　　王军涛形容80年代的刘晓波是个“率性而为的狂人”，时常口出狂言，笔下也多是一些辛辣嘲讽的文字。他说，89年初识时，圈子里的大多数人都讨厌他，但刘晓波并不以为意，甚至觉得那是他特立独行的标志。
　　但是1989年的那个夏夜，北京城里的枪声改变了刘晓波。
　　“他说，他要带着一种愧疚感去讨还89年逝去的正义，”王军涛说，“晓波从此性格变了，脸上开始有了我们说的那种永不消失的微笑。”
　　“温和”是刘晓波留给作家郑义最深的印象。
　　“他不是一个怒目金刚式的勇士，在‘笔会’里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老婆婆，”同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的郑义这样回忆这位前会长。
　　他说，那时的刘晓波整天坐在电脑前，协调世界各地笔会成员间的不同意见、纷繁的人际关系。
　　不止一位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认为，那时的中国，也只有刘晓波能够将诸多思想不同，政见不同的人聚集起来，后来签署的《零八宪章》正是这种努力的标志。
　　“一个政府竟然会把自己反对派中最温和的一位领袖人物这样凶残地谋杀了，实际上他们关上了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 郑义说。他的白上衣胸前写着“六四”的字样。
　　前89天安门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王丹说， 不论这个执政党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发展，但是刘晓波之死让全体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蒙羞。
　　“是到了该结束这个政权的时候了，是到了该让中国改变，让中国做得更好的时候了，”他说。
　　王丹说，刘晓波去世后，他收到一位在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的来信。信中说：看来我们年轻一代必须要站起来了。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来自成都的陈涵即兴走到台前。他说，自己走上新闻道路同刘晓波为之抗争的人和事密不可分。
　　“我了解到天安门大屠杀，2008年汶川地震……这些事件点燃了我对这一领域的热诚，”这位23岁的男生说，他希望向刘晓波致敬，同时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实践新闻，“因为真相不容等待。”
　　悼念者排队向摆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的一把空椅子献花。2010年，在奥斯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也摆放着这样一张空椅子。
　　刘晓波去世后，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宣布，这把椅子将永远地为刘晓波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