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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日美贸易战期间，两名美国人砸烂日本车以表达不满。（图源：产经新闻）
自2018年3月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来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对美方反复的出尔反尔、极限施压，中方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措施。这既反映出美方的种种举措对中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又表明了中国完全有能力奉陪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恐美”言论，认为中国不应与美国对抗，反而应尽可能满足美方要求，换取美方的“豁免”。这样的言论虽然只是小众范围的，成不了大气候，但却反映出了一些人极度不自信、对中美经贸摩擦的严重错误认知。
这些人不妨想一想：中国如果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话，就真能换来美国的“豁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回顾发生于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不难发现，日本的一再退让，换来的只是美国的变本加厉，最终致使自身经济崩盘。
1955年，日本与美国在纺织品领域首次出现贸易摩擦，但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此后，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当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尽管日本商品在这一时期大量销往美国，但并没有对美国构成明显的威胁，所以美国彼时对日本相对“温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开始蔓延到钢铁、家电、汽车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由此导致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打压。以汽车为例，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发生之后，由于日本汽车省油、小型、耐用，所以深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1975年日本对美出口的汽车不足100万辆，此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到1985年增加至将近350万辆。越来越多的美国消费者选择日本汽车本无可厚非，但美国政府确认为这严重威胁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于是发动了“301条款”，对丰田等日本汽车加征高额关税。
面对美国的打压，日本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反而主动配合美国。比如，日本政府要求汽车企业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鼓励国民购买美国汽车等。日本的妥协做法是为了尽早“息事”，但不代表就能获得美国的“豁免”，反而令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增加了在半导体、钢铁等领域对日本进行打压的“底气”。特别是1985年，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签署了“广场协定”，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这也为此后日本经济崩盘，深陷“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
时至今日，很多国内外学者大多从经济结构、日美关系等角度来分析日美贸易战，但却忽视了当时日本社会从上到下潜在的“恐美”心理。
一方面，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不平衡导致日本政府高层始终“恐美”。1951年，日美两国政府代表在旧金山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由此开启了战后至今的日美同盟关系，但日美同盟始终是不平衡的。日美经贸摩擦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处于冷战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自卫能力远不如今天，亟需美国提供的保护。因此，日本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维护好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唯恐美国将其“抛弃”。与此同时，战后美国在日本政界、经济界、知识界扶植了大量“亲美”人士，而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的政策制订很难不受到左右。
另一方面，二战战败经历令日本人一直有“恐美”记忆。1945年，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在加速二战结束进程的同时，也让日本人感受到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这或许是战后日本人“恐美”的起源。战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人确实希望与美国人一争高下，但似乎又不希望激怒美国人，不希望再次发生日美战争。这或许正是日本民众能够容忍政府对美妥协退让的原因。
而且更让人无法忽视的是，20世纪60年至80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虽然最终以日本的妥协退让而结束，但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并没有因此戛然而止，至今依然持续。日美两国政府于8月26日就经贸谈判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被迫购买美国武器、战斗机的日本还得继续买美国卖不出去的玉米，而特朗普总统在日本人最在意的汽车关税问题上依然没有松口。
保全国家，从来都是通过斗争赢得的，“委屈”并不能“求全”。日本的教训已经足够给人以警醒：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软了没有任何退路。敢于出击,敢战能胜，才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