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梅乌鸡不是一道菜，是一个人，虽然也许只能称之为一个生物学上的人。他是我的一个同事，南方人，四十左右岁，花白短发，胡须稀疏，虽然身体强壮，但个子不高，还微微有些驼背。他人不坏，工作也很卖力，尽管穿着有些邋遢。
 
   他原名贾爱国，英文名好像叫卢瑟什么的，因为和单词Loser（大概相当于汉语里的失败者或者怂货、孬种之类的）发音有几分相似。为了避嫌，我们当面喊他老贾，私下里都叫他乌鸡。
 
   话梅乌鸡的绰号来自于他的口头禅。话梅好像是一家很有名的中国通讯产品制造企业，据他介绍产品质量远超美国的苹果和韩国的山杏，尤其是还有独家专利的乌鸡技术，号称足足领先世界几十年。他的普通话说得很烂，具体企业名称是什么不得而知，只听得他每天几十遍“乌鸡”、“话梅”地叫得起劲。不过，从常识来看，话梅的确比苹果、山杏好吃，还要贵一些，乌鸡也是很好的东西，大补，是妇女补血之友。
 
  乌鸡在厂里并没有什么地位。他光棍一根，没有老婆，虽然他说跟很多女人上过床。厂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以此来拿他开心。“乌鸡，你说你跟女人上过床。那你就给我们大家详细说一说。细节越多就越真实，说明你真干过。”之后，这些人便拿着水杯抢好位置流着口水等待他的表演。乌鸡也并不怯场，开门见山地讲述某年某月某日和什么女人在何时何地如何如何，还伴有很多丑陋而僵硬的肢体动作。看得次数多了，每次他一开场，同屋一同休息的女人们就齐刷刷地把白眼甩过来，胡乱把饭塞到嘴里，快速收拾下手头的东西，羞红着脸匆匆走开。一边走，一边骂：“这个死乌鸡！断子绝孙的死乌鸡！”
 
 
   我来到这家工厂之前，他就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他生于中国，没念过几天书，就开始四处打工赚钱。二十年前，大概不到二十岁便来到加拿大。据说老家在农村原来曾经有好多间房很多地，后来因为供他出国，家里把房子和地都早早卖了，这也是他一直对加拿大耿耿于怀的原因。“妈的，要不是当年瞎了眼为来这个鬼地方把房子卖了，现在单凭拆迁就可以拿到上千万的赔偿金。谁还要在这里吃苦受罪？！”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目眺远方、义愤填膺。
 
   尽管年纪轻轻便来到这里，并且居住了近二十年，他的英文比他的普通话还烂，除了和日常工作相关的简单会话，他连打电话办卡和申请网络这类事情也难以搞定，更不用说接触、了解和学习外国文化了。“我们中国文化、文字博大精深，谁还要学英语那些下三滥的玩意儿！”他对此并不以为意，每天闲暇时间就是用手机斗地主、打麻将，重复而无聊。我也曾好心劝他有时间多读些书。可他却翻着白眼不屑地怼我道：“读书有什么用啊？你读了那么多书，还不是和我一样做苦力？”我只能报以苦笑，摇头走开。
 
   他平日里最大的快乐来自于他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各种吐槽，从语言到文化，从生活到制度，无所不包。每当这时候他就像是地狱里的冤死鬼附体。他声嘶力竭的嗓音、涨红的面庞、极力外张的眼睛、抻长的脖子以及上面暴起的青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在痛苦疯狂的宣泄过后，是惬意无限的舒畅和满足，既像是拳击高手狂风暴雨般重拳KO对手之后的兴奋骄傲，又像是SM爱好者从地狱到天堂的升华。不过最令我意外的是，每天说归说，他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意思。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他对于所有和中国相关的，包括文化、科技、制度，都有着一种近乎痴狂的执着、迷恋和自信，虽然他连四大名著也都没有看过，说话还时常夹杂一些简单的语法和逻辑错误。“你们都不知道中医的厉害啊，扁鹊、华佗的医术都能让人起死回生。三国时期就能进行开颅手术，比西方领先近2000年。中国现在人口这么多，都是要感谢中医。哎，要是当时有诺贝尔奖，中国真是要拿到手软呢……”；“中国武术也不知道比西方那些拳击、格斗要高到哪里去了。泰森、梅威瑟他们要是遇到霍元甲、黄飞鸿，只有分分钟被KO的份儿，对于金腰带，那些鬼佬想都不要想……”
 
   久而久之，大家对他的高谈阔论也都听得厌了，视若无睹，但是他却总能保持激情依旧、活力四射、唾沫横飞。每次公司有新人入职，都免不了要和他争论一番。“西方和其他国家没有中医，人家也活了这么多年，更不用说那些老鼠和蟑螂。现在怎么没见有人能起死回生？再说扁鹊、华佗也难免一死啊！”，“中国有那么多武林高手，为啥现在不出来比赛为国争光，还有大笔奖金赚呢？”面对这些质疑，乌鸡马上就像患上了脑中风一样，支支吾吾，语焉不详。胡乱说些“时间过得太久，医术失传了。你怎么知道扁鹊和华佗就真死了？”，“高手在民间，人家根本看不上这些钱和荣誉。”之类的荒诞话。
 
   其他的，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于书法他则完全是个白痴。闲暇无事，我也喜欢舞文弄墨写几幅不太象样的作品，欣赏墨迹的浓密疏淡和字体的大小错落。他照例对此也是不屑一顾。“这有什么好看的。这个像怪石压着的蛤蟆，那个像树上挂着的死蛇。这些字都是些不听话的。哪有那些书上打印的印刷体规矩好看。”他的这种审美一直延伸到了近期的冰展。前几日，厂里组织大家观看了一场据说由北寒之地著名艺术家导演的冰展。在我和同事看来，那些人物虽然形态整齐划一，但行为僵硬、目光呆滞，宛如木偶或者丧尸。期间还有几门冰雕的大炮，横七竖八地放着，像是强奸犯勃起的阳具。然而这些却令乌鸡兴奋不已，连连拍手叫好、大呼过瘾。
 
   时间就在乌鸡日复一日的争吵与挫败中飞逝，直到话梅和乌鸡的出现。这两大神器的登场，犹如一针鸡血彻底点亮了他的生活。他仿佛孙悟空找到了如意金箍棒，不管别人用什么兵器使出什么招数，都可以招架一番。别人说美国的高科技，他会说：“他们有乌鸡吗？有话梅这样厉害的公司吗？”别人谈美国的企业文化，他会说：“他们的文化有话梅厉害吗？能搞出乌鸡这样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高科技吗？”……总而言之，乌鸡话梅就像是元始天尊的翻天印，无论是对方的自由民主还是法制人权都砸之不误，战无不胜。
 
   很多同事在乌鸡的怂恿下也买了话梅手机。不过，没几天他们就纷纷抱怨说感觉好像并没有原来的苹果和山杏好用，最起码不像某人说得那样厉害。听到这些话，乌鸡就像被人问候了十八代祖宗一样跳将起来，抻长脖子、脸庞涨红、毛孔发亮、歇斯底里地大声回应：“谁说的？怎么可能？不可能？肯定是你不会用，没用好。要不就是国外的网络不支持。还说人家手机不好。真是的！”当遇到较真的同事与他比较几款手机的焦距、像素等参数时，他总是拼命地摇着头、摆着手说：“不要跟我说这些。反正我只知道话梅的手机就是好用。”一次争论得急了，他直接大声吼道：“谁说的？怎么可能不好用？我用话梅手机可以在我房间里直接拍到对面五楼的美女洗澡，其他手机都行吗？”
 
   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吧。此后，我们也懒得跟他争辩了。不过乌鸡的卖力宣传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一次老婆想吃话梅让我去买。可是等我走到摊前，低头一看，那话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个水晶球，显露出一张张歇斯底里的脸，一同狂喊着“话梅”“乌鸡”“乌鸡”“话梅”。这面孔是那样的熟悉，抻长脖子、脸庞涨红、毛孔发亮。于是吓得我打消了购买的念头，生怕那些话梅里面会渗出令人恶心的头油来。只得买了些美国的苹果和韩国产的山杏回去交差。
 
   由于有了话梅手机的加持，他得以通过上面各种中国的媒体应用对于国内的一切动态，时刻了然于胸、尽在掌握。祖国的点滴变化都会令他兴奋不已，心驰神往，壮怀激烈。而这点对我却酿就了一场灾难。当时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同时下载了很多个中文新闻软件，但很快发现它们里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我甚至花了几百块加币去查看手机是否被黑客黑掉。后来索性直接把手机扔到垃圾桶里，免得脑子被黑客及软件所控制或者吃掉。
 
   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予了乌鸡更多的自信，也给他带来了敏捷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即便有些偶尔散落的负面新闻，到他嘴里也能马上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比如说有个地方的桥塌了，他就会满不在乎地说：“国内每年有几万座桥在建啊！塌一座两座很正常啊！”看到有贪官落马，他就会漫不经心地说：“腐败哪个国家没有？就像细菌到处都是。”那情形看起来就像桥是他建的，那个贪官是他的亲爹。不过虽然就像他说的细菌到处都是，餐厅和厕所都有，但他每天也还是不辞辛苦地和我们挤在狭小拥挤的餐厅吃饭，而不是独自去厕所用膳。
 
   有时候，我和同事们倒是真希望有华佗或者他的传人在世，可以一斧砍开他的头壳，然后把能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灌进去，或者像西医那样简单地将腐烂和坏死的部分切除也好。但是日子久了，我们连对他最后的怜悯也随着时间慢慢消散无踪了。这情形就像是你看到一个在悬崖边摇摇欲坠的醉汉。你好心警示他危险。他却一笑置之，并做出一些更加大胆的动作，还跟你吐舌挤眼地挑衅。这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脚把他踹下去的冲动。这一脚很快就来了，只不过踹人的不是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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