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交者: 魏习加[♂★★★社区平天下平★★★♂] 于 2020-03-09 21:17 已读 1566 次 1 赞 | 魏习加的个人频道 |
法制源于契约精神，源于平等观念。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守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前者大体上算是“共识”，但后者实际上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各阶层之间相互不是轻视鄙夷，就是盲从/忍耐，最后爆发为“造反”，再周而复始，此外还有文人相轻的“优良传统”。
中共在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等方面，从官兵平等到官兵民平等/社会平等诸方面，都是建政后不久达到了巅峰；各阶层各民族的和解与互相尊重，特别是对劳动人民人尊重，在中共政府早期治下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在另一个极端里，中共在历次的“运动”中，又拎出了（或引蛇出洞）“地主”/“反党反革命”/“四类分子”/“地富反右坏”/“反动权威”/“臭老九”等加以批斗侮辱和人身残害（加害者多是政治投机分子和原地方流氓恶霸，受害者绝对数可能不太多，也确有个别坏人，但大多是民族精英和中华文化载体），还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文攻武斗，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全国几乎陷于内战。“法制”一度成“资产阶级反动招牌”，被“革命化人治”和“群众舆论/运动”所取代，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许多人被戕害惨死，或被逼近自尽。所幸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伤痛的记忆也未化为持久和明显的社会仇恨和冲突；之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也部分的修复了中共政府的形象 - 可是人都已经不在了，一些坟头上的平反通知书，也只能些微的慰藉生者的心；更别说许多年轻冲动的心在武斗中化为灰烬，何人给他们“平反” - 他们当年何尝不是满腔革命理想，把另一些满腔革命理想的人，正义凛然的处死，或者“光荣就义”。
文革余波之后，法制再度正式恢复，但在八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的剧变中，一些社会矛盾不时突出展现，因此有了许多次的“严打”，即针对一些特定类型的犯罪，不论轻重，全数从快从重处理，虽然有效纠正了社会风气，但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那些因为轻浮了一些姑娘的冲动小青年（人称流氓），或是因为聚众看看“爱情动作片”，就被轻率枪毙的人们，又有谁能为他们平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中国政府展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暴戾执行力，那些对于人权/隐私/身体的侵害，对于足月胎儿的灭杀，以及间接引致的民间对女婴的杀害，这些又能对谁说理去？在城市建设/乡村改造过程中，对拆迁户的财产甚至生命的予取予夺；在对各种海外/国内资本家的献媚中，对农民工群体权益的故意忽视，对小摊贩的暴力“执法”这些又有谁人能给个“说法”？有一个时期，基层“执法”队伍吸收的都是社会流氓渣滓，满地是各种花样的大盖帽，一身虎皮的他们干下了多少恶事，损坏了多少政府和党的形象？
法制之路艰难前行。现在来看，中国的法律不可谓不严整不充分，制度不断完善，专业化水平提升，态度也在好转，但执法水平/执法意愿/执法干扰却不尽人意，“人性化”/“权益保护”与嫌疑人的嚣张，与执法者的跋扈共存，事实上的不平等更侵蚀了人们的守法意识，比如“大家都贪，为什么偏抓我？”
大概是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一些不合理之处，出现了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失信忘义（这类缺德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治也没少干 - 正宗官方老赖），公平正义缺位，政府公信力缺失，许多官员民众都肆无忌惮的破罐破摔，这些都必须在发展中不断更正改进，法制任重道远。
美国的法制自然是老牌子了，总体比较完善均衡，但也衍生了“拿法律当挡箭牌”的情况，法制惩凶除恶的作用被钻了空子，打了折扣。可以类比参考的是香港警察前脚抓人，法官后脚放人；张子强之类的人能够在香港逍遥法外。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这样的势头。司法漏洞，光靠更多条文补丁是补不完的，更需要释法/执法水平的提高。此外，除了国法森严，中国还有党纪，形同“家规”，这对（预）犯罪分子也形成威慑。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制化，也随着国内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进步，基本上越过了“放胆抄”的阶段，开始完善，同步保护国内国外的知识产权。 - 实际上仍然有些差距。
金融相关的法制化，政府管理/决策相关的法制化，这些“高难度”的法制，也在艰难前进。如同我以前说过的，不论是政治建筑，经济建筑，还是文化建筑，越到上层，“法制”的效果就越差，“人治”的比重越大，即人心/道德/操守/信念的比重越大。这是社会治理的规律，也是法制的局限性。
我一向分不清法制与法治。估计相关内容都一锅炖了，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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