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宪法的表面矛盾看资产阶级的流氓天性
（一）
在当今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中，对某些政治哲学原则的尊崇似乎是无条件的和不言而喻的，比如：主张消极权力，反对积极权力；主张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干预；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主张自发，反对设计，等等。但是在对美国宪法的分析中，我们却发现联邦政府一面被加强权力，一面却又被限制权力。积极与消极。两种看似极其对立的倾向竟完全融合于一部宪法，这一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积极与消极、强大与弱小、干预与自由放任等首先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或逻辑，概念不等于事实。资产阶级并不是为概念而生存的，资产阶级唯一的生存原则就是赚取利润（即利益），只有利润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则。其他的原则都是为赚取利润这一绝对原则服务的，只是一些次要原则，一些相对原则，一些一定条件内的绝对原则。资产阶级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任何一种抽象原则，除了利润。在此种条件下，某类理论最适于赚取利润，他就会将其奉为绝对真理；在彼种条件下，他又会将另一种理论视作至高无上的，尽管这种原则可能在表面上与前者截然对立。比如，美国宪法表面上显示出来的两种对立性质权力共存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只让少数资产者拥有积极权力，而多数无产者则只有消极权力。[166]
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似矛盾的概念或事务，在生活中未必如此。
当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没确立时，英国带头施行重商主义——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即干预、设计、大政府等）。当这一地位确立后，他又提倡最极端的自由贸易（即放任、自发、小政府等）。当资产阶级独占着议会时，他强调国家的权威；当工人阶级争得选举权后，他开始越来越反对国家的迫害了。在美国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极力主张建立大政府；新政时期以后，资产阶级又向往小政府，因为这时大政府已成为对其有所约束的福利国家了。
这一强一弱、一大一小，都是为了资本的利益。
在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国际贸易间的干预——贸易保护，反对国内的干预——妨碍契约自由。或者说，他不喜欢国际间的自由放任，却喜欢国内的自由放任。即他同时既要干预（国际），又要放任（国内），或者说他既不要干预（国内），也不要放任（国际）。
当工人罢工时，如果法院发出罢工禁令，资产阶级就会欢迎这种干预，这种积极的权力。而如果政府通过劳工立法对工人加以保护，他就希望权力是消极的，就反对干预了。（130）
对于劳工立法，资产阶级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同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于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相比，他们更喜欢1947年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塔夫脱—哈特莱法），因为这一法案对工会作了诸多限制并重新授予总统发布罢工禁令的权力。
自里根以来的美国各界政府，对富人削减税收，对人民削减福利，这是典型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大搞赤字政策，政府与大公司——军事工业综合体 ——的合作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这又是典型的干预政策。一方面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另一方面是凯恩斯。这些看似对立的做法的统一性在于：增加资本的利润。
至于2008年九月金融海啸袭来后，各行各业的资本家更是立即置叫嚷了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于不顾，为乞求政府“救助”展开了竞赛。
（二）
资本家主张消极的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私人领域。但是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期，他们却利用国家权力，将农民从其祖祖辈辈世代相依的土地上赶走。这时候农民的消极自由和私人领域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至于在其私人领域——工厂内（实际上是公共领域），资本家所实践的更是没有消极自由，只有积极自由[167]：任意解雇工人，任意雇用童工，任意让工人加班，总之，无非是一个工厂内的专制君主。
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平民获得选举权，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财产，还垄断了国家权力，工人与其他劳动大众被排除在外，任由他们施暴。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持续通过国家暴力，强行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压至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伴随着工人反抗的增强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政治垄断，逐步给与工人选举权。丧失权力垄断的资产阶级，转而开始标榜契约自由，声称国家无权干预劳资契约，以图阻止工人状况的改善。[168]
先当抢劫犯，再当守夜人。这就是资产者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
以赛亚·伯林的思想，被资本家的辩护士们广泛引用。但伯林却认为：“资本家不受限制的自由会损害工人的自由，工厂主或父母无限制的自由会让小孩子沦为煤矿雇用者。弱者一定要保卫自己不受强者的侵犯。”[169]伯林这方面的思想是其在中国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信徒们从来不愿提及的。[170]
甚至像资本主义最忠诚的辩护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这样的“自由至上”的偏执狂，也不会处处固守他的“自由秩序的原理”的。工会，纯粹是一个自发产生的事物，决非设计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经过上百年的（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斗争才组织起来的。它不仅没曾得到过政府的扶植，而是一直遭受政府的迫害。但对这样一个自发形成的事物，哈耶克却恨之入骨，自由的“原理”在此也就不适用了。
追求私利是包括哈耶克在内的一切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但是当工人阶级通过工人政党或工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哈耶克又指责他们这是一种不顾“普遍利益”[171]的“群体性自私”[172]的行为了。哈耶克及玛格丽特·撒切尔有时也会扮演工人权益捍卫者的角色，比如在镇压英国的工会的同时，却支持波兰团结工会。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汉密尔顿反民主思想的继承者，但与汉密尔顿不同，哈耶克拥护的是“自发的扩展秩序”，反对一切人为的有意识的“设计”。汉密尔顿所提倡的“政府管理”，“干预和帮助”，“改变自然过程”等等，按哈耶克的逻辑来说，简直就是“通往奴役之路”。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哈耶克所推崇的资本主义“自由”或“自发”文明的典型——美国，恰恰是汉密尔顿们“设计”的结果，而非“自发”的结果。美国历史上确实曾有过“设计”与“自发”的道路之争，但主张自由贸易的“自发派”不是资本家而是奴隶主，而资本家则是力倡贸易保护的“设计派”。为此两派之间还进行了一场内战，“设计派”的获胜导致了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
哈耶克断言，纳粹制度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73]之所以在德国得势，是李斯特和俾斯麦提倡贸易保护——国家干预——的必然结果，而英美之所以与德国不同，则是一直坚持自由放任、拒绝国家干预的缘故。如前所述，李斯特的思想来源于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又深受英国重商主义的影响，果真如哈耶克所言，美英早就应该先德国而成为法西斯国家了。
对上述矛盾，哈耶克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意而为之，因为要为资本主义设计一个完整自洽无懈可击的辩护体系，要能自圆其说，就只能对事实进行挑拣与删改。对于历史事实，哈耶克其实是一清二楚的，有一次他竟然（不慎？）公开认可这样的观点：汉密尔顿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及自由放任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174]
再回到美国宪法。制宪者对“多数人的暴政”恨之入骨，但是表面上仍旧要打“我们美国人民”的幌子。毕竟不能过于公开与人民为敌，尤其是当还需要利用人民去替他们火中取栗的时候。从英国革命到法国的系列革命，从团结工会到橙色革命，资产阶级对此已是轻车熟路。
不过，对“多数人的暴政”，资产者也并非一概反对。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最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但当他处于多数派的时候，对少数派却毫不留情。1848年法国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单靠自己还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多数，其成为社会多数，或者说其能够赢得资产阶级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还只是一个历史远景。资产阶级，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稳居多数，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进行了屠杀。作为多数派的托克维尔，认为对付胆敢造反的无产者，就应该“像狗一样击毙”[175]。前面提到南北战争前的麦迪逊也是如此。规则，只是用来约束别人的。
控诉“多数人的暴政”时，“自由主义”者们最愿列举的证据就是纳粹的暴行。纳粹的“多数”具体是哪些人呢？不正是以资本家、地主、军阀、政客为首的带领小资产者去欺压工人的大杂烩吗？这桩暴行的罪魁祸首不正是资产阶级吗？[176]如今他们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反倒以此来教训别人。
要探明真谛，就必须得从积极与消极、强大与弱小、干预与自由放任等抽象辩论中跳出来（这种对辩论实质的模糊只对资产阶级有利），这些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可以说是都不存在的，应当回到汉密尔顿与麦迪逊（一定情况下）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世界上没有概念或原则之间的冲突，只有具体的人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冲突。该干预时就干预，该放任时就放任，该自由时就自由，该屠杀时就屠杀，希特勒的御用法学家和政治学及卡尔·施米特对此直言不讳，难怪哈耶克对他顶礼膜拜。[177]
“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利润原则表现为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矛盾）的原则。这些对立（矛盾）能够统一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围绕着利润来运动。或者说这些对立（矛盾）能够相互转化的原因，只在于它们都是利润原则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所有这些不同的抽象的概念或原则，都被资产阶级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用来掩盖其剥削、损害他人的行径，混淆受害者的视线，以便于其在社会冲突中占具道德上的优势。这些原则有时一再被极力强调，以至于能让人相信，资产者似乎就是为了这些原则而生存的，而不是为了利润。
再比如，资产者爱标榜自己对新教的虔诚。不过，只有在新教教义能够促进资本积累的时候资产者才是虔诚的。每周做礼拜是基督徒的义务，一到星期日，资产者新教徒就携家带口去教堂做礼拜。若是工人基督徒也去履行义务，就会被资产者视作游手好闲而遭禁止。十九世纪中期之前，长达几百年的时间，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工人，大都被剥夺了每周休息日的权利，每周工作时间八九十个钟头稀松平常。多么虔诚啊！
资产阶级熟练地交替甚至同时使用着对立的原则，总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就没有理亏心虚的时候。无商不奸，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的顶峰，资产阶级也将“奸”发挥到了极致。
（三）
鲁迅曰：“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178]比如，“见贪人就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179]；“要人帮助的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180]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在不同甚至对立的原则之间轻松地“翻着筋斗”[181]。以之对照鲁迅的标准，只能认定资产阶级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流氓性是资产阶级本性总体结构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资本家要更胜流氓一筹：“‘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182]资本家及其文痞们就没有这样“直直落落”了，他们自美为“自由主义者”。全职流氓比不过兼职流氓。
“转型”中的中国，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并立，资产阶级的流氓本性因之大放异彩。也正因此，汉密尔顿哈耶克们才在中国红得发紫。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联盟为主，矛盾为辅，只是资本矫情得很：“与‘官家’人前分着，人后搂着”[183]。两口子闹别扭的时候，资本就去忽悠劳动，声称同属“民间”。名为“大社会小政府”，实为“大资本小政府”[184]。劳动若不逆来顺受，资本就不再“民间”了，转而呼求“官家”严惩“暴民”。忽而倡导民主主义，忽而警惕“民粹主义”；忽而为民请命，忽而反对“多数人的暴政”；“‘新启蒙’与‘新保守’暗中勾结”[185]，“躲避崇高”与崇拜“牺牲”明着携手。而“柿油党”文痞们，翻着筋斗，如鱼得水，“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186]
（四）
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并立，中国往何处去？
“柿油党”们喊道：“老板的奴隶们！血汗白领与血汗蓝领们！我们是为你们好呀！老板其实与你们一样受着当官的欺压。先跟老板一起把当官的赶走了，在民主宪政体制内你们就可以捍卫自己的权益了！只有在民主宪政体制内你们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这纯属忽悠。权益应该立即捍卫，哪容拖延，否则将永远无法捍卫！团结工会的瞎折腾就是前车之鉴：为资本所利用驱使，反官成功而一无所得，资本坐享其成。
那么，同时反对权力与资本可能吗？完全可能，试举一例：
上世纪俄国革命面临的局面即与今日中国相似，目前中国之权力相当于当年俄国之沙皇政权。当时孟什维克以及俄国的“柿油党”主张，革命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劳动应该只反沙皇不反资本。列宁托洛茨基则认为，劳动应当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一面反沙皇，一面反资本，相互促进，把两个敌人都搞臭。如此，推翻沙皇之后，就可以顺便解决资本了。革命进程最终如列宁托洛茨基所愿。俄国革命初期既反资本，又反权力，官僚蜕化并非必不可免，民主的计划经济并非不可能（参阅拙文《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香港传真》第87、88期）。
七、体制与“人”：资产阶级驯服民主的两种途径
（一）
随着宪法的通过，富人绅士们获得了对人民的胜利。当“多数”与“少数”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在美国爆发时，对立双方已变成了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奴隶主。这时整天高喊着反对多数人的暴政、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的是南方奴隶主的代言人约翰·卡尔霍恩。面对此情，晚年的麦迪逊并没有继续死守其维护少数人的自由的教条，而是坚决反对卡尔霍恩。[187]最终处于多数的北方通过一场内战强迫南方屈从于自己。[188]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同时使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麦迪逊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一个除了双手没有任何财产的雇佣劳动者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多数。当时各级立法机关迫于工人阶级这一多数的压力制定了许多法律，以改善其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这时制宪代表们的杰作开始发挥作用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最高法院。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最高法院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9]做出歪曲性解释，称公司属于受该法案保护的“人”的范围，非经正当程序，立法机关不得干预或剥夺公司（人）和工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有关组织工会、禁止童工、禁止实物工资、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工伤赔偿、工业安全与卫生等一系列被今天现代西方社会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立法，都不止一次地被最高法院以妨碍契约自由为借口推翻。无财产则无自由，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怎么能够与一个垄断了一切财产的阶级自由地订立契约呢？法院一方面不许立法机关介入劳资纠纷，另一方面自己却进行干预，经常发布禁令以禁止工人罢工，尽管宪法并没有规定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或自由。最高法院成了资本家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的保护伞，被资本家赞颂为“美元的守护者，私有财产的保护神，捣乱者的敌人，公民的最后希望”。[190]
最高法院长期坚持极端歧视工人、偏袒资本家的立场。1933年罗斯福新政开始后，其主要立法几乎全部被最高法院否决，新政进入了死胡同，最高法院对全美国实行专政。1936年，美国工人掀起了“静坐罢工”（工人罢工并同时占领工厂）浪潮，到1937年春呈席卷全国之势。直到此时，看到再不让步将会激起革命，最高法院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自1937年3月起，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宣称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并不包括所谓的“契约自由”，使诸多劳工立法得以通过。最高法院态度转变的原因通常被归功于罗斯福的填塞法院计划，其实不然。[191]
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读者们对美国宪法的反民主的本性与功能获得一个较直观的认识。
（二）
当然，任何防御工事设计得再巧妙，最终也有被突破的可能；最高法院再顽固，在静坐罢工浪潮面前也得低头因此，美国政局或者说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对长期稳定的原因，固然有宪政体制的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统治阶级之间一旦分裂，宪政体制也无法挽救，比如南北战争；1937年最高法院革命，则在于无产阶级攻势猛烈，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
至于英国的稳定，其政体所起的作用也一样有限。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产阶级拥有他国资产阶级所不具备的特性或优势。如前所述，革命前后英国资产阶级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消灭了农民。在解决了农民后，他们得以比较从容地对付新兴的无产阶级。同时，长期的霸权地位与有利的国际条件，使英国不会因国际环境的恶化引起国内矛盾的激化。所谓“渐进”、“妥协”等富有弹性的保守主义因此而形成。[192]政治经验与传统与其说是因，不如说是果。
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近年来“柿油党”们极力抬高英美革命贬低法国革命，称后者过于激进，不懂得“妥协”“保守”，云云。其实，法国资产阶级并不比英美资产阶级更蠢笨或更浪漫，只是法国革命面临的国内国际条件要比英美恶劣得多，以至于无法做到那样“妥协”“保守”。汉密尔顿们以孟德斯鸠为师，难道孟德斯鸠的同胞反倒不明其理了？大革命期间的第一部宪法1791年宪法，何曾不巧妙设计？何曾不意味着各方的“妥协”？一面高喊“人人生而平等”，一面将立宪将公民做“积极”与“消极”之分，“金钱贵族”与“门第贵族 ”（马拉语）何曾不想联手压制无套裤汉？况且革命不久，路易十六事实上就已经成为革命的俘虏，不像当年英国革命那样为此还得需要打上好几年内战。但是1792年，即新宪法制定的次年，欧洲联军的入侵令还未稳固的“妥协”散了架。[193]抵抗强敌就需要进行全民动员，资产阶级一面动员群众，一面却袒护里通外敌的王室与贵族，同时还不忘趁机发战争财。已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不甘于逆来顺受，就先砍掉暴君的头颅，再用限价法令教训了资产阶级，革命由此而激进。此间的1793年宪法，贯彻了卢梭的直接民主原则，成为无套裤汉的大宪章。1794年热月政变后，政权再次全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但是遭受重创的保王党和极端共和党，依旧有兴风作浪的可能。为防止极端党派利用议会立宪政体掌权，1795年新宪法在分权制衡方面绞尽脑汁，做出了多种安排。可是再巧妙的宪政堡垒也无法阻止极端政治力量上台的可能，维系令上层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稳定。一会儿是雅各宾党，一会儿是保王党，轮番上阵。对此，“不论有多么好的宪法，也是无能为力的。”[194]不管哪一派上台，都意味着内战重新爆发。督政府只好一再违背宪法——即发动政变——阻止极端党派得势。雾月政变后，西耶士殚精竭虑，力图打造一个完美的立宪议会政体。无奈时势不由人，议会宪政寿限已尽，集才干、威望、野心于一身的拿破仑对此已无耐心，便自行其是快刀斩乱麻干起来。滑铁卢战役后，波旁王朝在反法同盟刺刀的保护下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后，王朝与资产阶级、“门第贵族”与“金钱贵族”达成妥协，将中下层民众排除在外，这似乎是英国“光荣革命”在法国的翻版。可惜一步被动，步步被动，旧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新麻烦又冒出来了。法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比过去的无套裤汉更难对付，资产阶级的日子还是不能安稳下去。[195]“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196]1848年二月革命，第二共和国成立。是财产共和国还是社会共和国？社会共和国的威胁通过六月屠杀被解除后，财产共和国竟然也很快垮台。1848年11月新宪法，托克维尔曾参与起草，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美国宪法。可是倍受托克维尔推崇的宪政民主政体一到法国就“水土不服”，无法阻止路易·波拿巴登上皇位。为什么？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即路易·波拿巴——引者注）。”[197]直到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共和国，共和制在法国才稳定下来。为什么？不是因为什么宪政体制创新，而是因为元气大伤的无产阶级此时根本无力利用共和制来挑战资产阶级，原来多为保皇派的资产阶级因此不再视共和国为畏途，开始接受共和国。[198]经过数十年的力量恢复期后，无产阶级才再次成为法国政坛的决定性力量。1936年，人民阵线上台。“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被吓坏了的资本家决定抛弃共和制。已得罪了却不愿推翻资产阶级，“人民阵线”只有死路一条。1940年夏天，希特勒和贝当成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守护神，布鲁姆则被关进了集中营。第三共和国，始于无产阶级的失败，终于无产阶级的复兴。[199]
由此可见，政体的作用固然不容小觑，但也不可肆意夸大。社会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比与紧张，绝非议会立宪政体能永久约束。美英资产阶级的好运总有到头的那一天，届时“弹性的保守主义”、分立与制衡等，都将如秋风落叶。
（三）
现代议会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搏斗的阵地。前者要利用这个阵地来挑战和终结后者的统治。后者则要阻止这种可能，或者说让前者丧失实现这种可能的能力。简单地说，社会政治斗争的走向，取决于两方面的合力，一个是体制，一个是体制里面的“人”。因此要驯服民主，一方面得靠制度设计——如美国宪法；另一方面，得让“人”、即无产阶级“多数”涣散无力，无法利用体制，更不用提突破和超越。“多数”本来就先天不足，数千年来积累继承下来的基本上是贫穷、愚昧、分裂等等。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这一切，获得独立意志和独立组织，并克服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将社会存在方式意义上的多数变为政治斗争实践中的多数。资产阶级、尤其是欧洲资产阶级，自十九世纪开始，其驯服民主的目标，就是要阻止这个多数变成现实，或者将这个多数重新赶回少数。这一目标只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少数”与“多数”的具体斗争才能完成。
如前所述，财产权或私有制与民主制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反对君主专制时，资产阶级只是要求用少数有产者的权力来代替君主一人的权力，并不要求人民主权。只是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资产阶级才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步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200]在做出这一决定后，资产阶级对民主制的实验一直心怀不安。这决非杞人忧天，工人政党利用合法性和普选权很快就壮大起来，向资本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期危机当中，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根本就无法再继续承受民主制与工人运动这样的负担。于是资产阶级便企图用法西斯主义代替议会民主制，同时摧毁整个古典工人运动。此时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欧洲古典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党）却已逐渐沦为工运官僚，在议会政治实践中陷入了唯议会主义或单纯议会道路的战略陷阱。[201]他们只知退让，不知自卫，更不用提反击；只知议会斗争，不知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只知议会多数，不知议会外多数，不知议会多数与议会外多数需要互相促进；只知固守议会陈规陋习，不知应该对民主进行以下创新：从单纯政治民主扩展为包括经济民主在内的全面民主，由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深化，用工人代表委员会民主代替议会民主。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社会民主党与已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在欧洲大陆全军覆没，被法西斯逐一摧毁。经此打击后，工人运动的激进性质在二战以后逐渐淡化，其利用民主制挑战资本主义的意志与能力丧失殆尽，古典工人运动遭到了历史性失败。直到此时，在对资本主义的威胁被解除后，民主制才在各国长期盛行起来。可以说，只有先有法西斯的肆虐与古典工人运动的历史性失败，才有民主制的盛行。[202]
民主为何从资本的对立面变得与资本长期安然共处，亚里士多德的难题为何在当代得到解决，这常常令人疑惑不解：“即使今天，为什么代议制民主会在提供这些保护功能（即与资本主义安然共处——引者注）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这一点也尚未明晰。”[203]对此，只有将其放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并综合体制与“人”的因素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理解。
在此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当无产者“多数”克服种种外部阻挠和内部分裂，掌握了主要权力部门并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或者即将如此的时候，资产者“少数”的选择，决不会是继续遵循所谓的“宪政”游戏规则，而是会用少数人的暴政来对付多数人的“暴政”，即选择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萨拉查、多尔富斯与佛朗哥，苏哈托与皮诺切特。
1973年在智利靠政变[204]与屠杀工人学生上台的奥古斯特·皮诺切特，并非仅仅是一介武夫，乃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开山鼻祖！政变后不久，皮诺切特就用机关枪逼着智利工人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为之呐喊叫好，撒切尔与里根随后师从效仿，“新自由主义”于是席卷全球。皮诺切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还深谙汉密尔顿麦迪逊思想的精华，知道政变与改革的成果，必须得用宪法来巩固：资产阶级的利益，危急时刻靠屠刀，日常还得靠宪政。1980年皮诺切特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将分权制衡原则发挥到了极致，比美国宪法更接近汉密尔顿及其传人哈耶克[205]等辈所推崇的理想模式。智利人民若想在这一宪法框架内改善自己的状况，难。皮诺切特在经济、政治、法学诸领域对资产阶级居功至伟，资产阶级心里明白，嘴上不说。
融宪政、屠杀、“新自由主义”于一体的皮诺切特模式，就是美国宪政思想在20世纪最重大的发展与创新。
2003年3月初稿
2004年7月修改
2009年5月26日再改
2009年12月28日改毕
附言：
本文初稿于2003年，2004年稍加补充。当时以为有发表的机会，结果落空。等待期间，又动了补充修改的念头，但直到2006年才着手。可改了半天后电脑竟然格式化了，遭此打击，一时无心重来。直到2009年春才又下决心。2009年5月完工后，又对在公开刊物发表产生了些许幻想，结果拖到深冬一场空。聊以自慰的是，拖也有拖的好处，现在又添了些新内容，主要集中于对美英法三国革命的比较、资产阶级流氓本性的分析、皮诺切特宪政模式等部分。对写作过程能回忆起来的主要如上。还有一处值得显摆的地方，我一直断定哈耶克支持希特勒——哈耶克最推崇的丘吉尔都这样了，哈耶克还会例外吗——可是一直找不到证据。最近发现了哈耶克推崇希特勒的红人施米特的材料，就添到文章里面了。看来在这一点上我的判断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希望不久也能发现哈耶克直接赞颂希特勒的证据，英德开战以前，有这样的言论该不稀奇。哈耶克们与墨索里尼萨拉查皮诺切特为友，又怎能不喜欢希特勒呢？这几年为哈耶克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唠叨这几句算出口恶气吧。
本文所引用的与美国宪法直接相关的材料中，2004年以后出版的并不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近年来看到的一些新材料，并不足以使我发现有对初稿做出较大修正的必要。另外，立新重于破旧，对真民主的探索比对假民主的批判有意义得多，2004年以后，我的精力主要花在这上面了（对此可参阅拙文《苏维埃还是立宪会议？——论十月革命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论俄国革命——从兴起、蜕化到垮台》、《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等）。这影响了我对新材料的搜集，也影响了文章的修改速度。
本文初稿时的2003年，美国宪法热正当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后，热度有所下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管其出发点为何，一搞民主，难免是资本家的天下，于是得出结论：世上难有或没有真民主，某些不民主的没准强过假民主，等等。至于我本人，现在则比初稿时更加相信：一种既反权力又反资本的真民主——包括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是完全可能的。
本文写作期间，曾多次向陈燕谷先生求教。2003年秋天，素无交往的王希教授曾电函对初稿提出宝贵批评。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当然，文章内容概由我本人负责。本文初稿曾刊发于《香港传真》2003年第38期，在此向王小强先生及《香港传真》的编辑们致谢。
[1]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9页。
[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7页。
[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文版序言，第3页。
[4]对民主与私有制的矛盾以及有产阶级民主观的发展演化的简明扼要的概述，参阅王绍光：《警惕对民主的修饰》，北京：《读书》，2003年第4期；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段保良、文雅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5]热衷于抬高英国革命贬低法国革命者的一大理由是，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加尊重私有产权。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无视事实的了。英国革命后地主贵族资本家将农民劫掠一空，而法国革命中，自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时代，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且再也没有丧失。难道只有资本家的产权才叫产权，农民的就不配了吗？
[6]“ 现代的美国民间信念都认为民主几乎等同于自由，而且民主理论家力求区分二者时一般都认为民主为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开国先辈们认为，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由受到民主的威胁。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页。
[7]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8页。
[8]“如果说城镇的商人和骚动的技工无意中发动了那场导致美洲独立的战争，那么农民却提供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动力，并流出了洒在这一斗争中的大部分鲜血。”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9页。
[9]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9页。
[10]“1765年后，‘下层社会’的存在，或者说暴民或‘粗野民众’的存在，一直是美洲殖民地生活的事实。”梅里尔·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1961-1990）》，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11]“战争结束，不让打过仗的人（以及更多声称打过仗的人）享有政治权利，又非常困难。独立以前，各州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差异甚大，但战争之后，无论在哪一州，权利似乎开口就有。”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20页。
[12]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3-214页。
[13] Louis M. 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陈瘦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9页。
[14]戈登·伍德：《民主与美国革命》，载约翰·邓恩编：《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15]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2页。
[16]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黄雨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69页。
[17]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69页。
[18]参阅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6-49页。杰佛逊与杰克逊的小农民主政治理想与此相似。
[19]在18世纪，雇佣劳动者阶级或无产阶级还不像现在这样被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中的自由劳动者，他们通常被称作是其雇主的“仆人”。直到1875年之前，英国的劳资关系法一直被冠以“主仆法”之名。
[20]我国另有学者称宾州成文宪法中亦有此类内容，见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21]理查德·莫里斯：《我们美国人民：人民革命二百年纪念》，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90）》，王建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22]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许先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23]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24]菲利浦·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79页。
[25]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272页。
[26]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9页。
[27]伍德：《民主与美国革命》，载《民主的历程》，第114页。
[28]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7页。
[29]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09页。
[30]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7页。
[31]托洛茨基指出，双重政权的并存与斗争作为革命中的突出特征，并非自俄国革命才开始出现，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早已如此（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一章“两重政权”，王凡西译，上海：历史研究社，1941年）。笔者认为美国革命同样存在着双重政权并存的现象。
[32]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296页。
[33]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王军等译，1997年，第24页。
[34]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8页。
[35]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6页。
[36]埃尔布里奇·格里语，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18页。
[37]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267页。
[38]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267页。
[39]参阅M.J.C.维尔：《宪政与分权》第六章，苏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0]李剑鸣在《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北京：《历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中指出，马州制宪运动与后来的联邦制宪运动一样，旨在“削弱人民对政府的直接影响”（145），但同时，又称前者与后者有明显不同：后者始终有意识地脱离民众，前者却是建立在“民众参与的广泛性”与“参与途径的多样性”的基础上。这种见解的自相矛盾令人吃惊：人民广泛参与制宪，其目的竟然在于削弱自己日后继续如此行动的可能。对事实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尽管马州制宪运动旨在反对民主，不过毕竟是发生在革命前期的高潮——大众民主——阶段，因此，与革命尾声或退潮阶段的联邦制宪运动相比，其更带有些民主的外表或特征；对于革命初期的民主大潮而言，则不过是一系列反动的“高超的手腕”而已。
[41]从独立运动开始到制宪会议之前，各州内部冲突的情况，仅仅根据现有的中文资料，是不能将整个过程理清的。大概激进派在各州的影响到1780年代初期，就已走下坡路了，保守派开始恢复优势，但民众仍有相当的力量，故能在1785-1786年间掀起一场纸币运动。参阅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
[42]汉密尔顿称罗得岛州议会的做法为“穷凶极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第7篇，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
[43]对此麦迪逊评论道，“自和平以来，美国由于纸币对人与人之间的必要信任，对公众会议的必要信任，对人的勤勉和道德，以及对共和政府的性质等等方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第229页。
[44]詹姆斯·威尔逊语，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22页。
[45]史蒂文·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初晓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46]“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纸币运动是促使保守的经济势力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吉尔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4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7页。
[48]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52页。
[49]亨利·诺克斯（后来华盛顿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将军语，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188页。
[50]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51]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38页。
[52]“正如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独立之后，宪法颁布之前的这段时期里，美国人干得并不差。过去许多评述邦联时期的文章总是巧妙地用未经证明的假设来参加辩论，把它所声称的经济困难归咎于邦联政府。然而，即使把问题加以夸大，邦联也无须充当替罪羊。……就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情况而言邦联这种政府形式其实并不坏，可是它却成了报刊的恶意中伤的牺牲品。”杰拉尔德·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杨宇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48-149页。
[5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4页。
[54]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7页。
[55]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页。
[56]当时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美国独战争已使民众顺从官府当局的传统受到滋扰。像托马斯·斐因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就认为，起义反抗英国的政治暴虐是天经地义的，起义反抗债权人的经济暴虐也是地义天经的。如果欠英国商人的债务可通过立法予以豁免，那么为什么不能如法效仿豁免美国商人的债务呢？”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孙占平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57]汉密尔顿称暴动者的“真正目的是取消一切债务，废除契约和对财产来一次新的分配——简言之，一种完全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美德、财产和社会差别将被破坏”。司美丽：《汉密尔顿传》，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129页。
[5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02页。
[59]这是约翰·杜鲁门总统对宪法的评论，乔治·E·莫里：《美国总统对历史的使用》，载《奴役与自由》，第115页。
[60]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49-50页。
[61]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达了因不能解决公债问题而引起的对邦联的不满：“凡能伤害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尊严或降低其品格的事情，我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了。在保证我们的政治存在的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不是向外国人和本国公民借过债吗？对于偿清这些债务依然未作任何适当的或令人满意的准备。”《联邦党人文集》，第71页。
[6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75页。
[6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37页。
[64]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36页。
[65]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53页。
[6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18页。
[6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04页。
[6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8页。
[69]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8页。
[70]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上册，罗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71]“ 民主思想最可能根植于心怀不满的阶层和受压迫阶层以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间阶层。它或许也可能根植于原先贵族中某些异化了的，部分被取消了继承权的阶层，但民主思想对那些仍在大力扩大特权的特权阶层是没有吸引力的，费城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是有相当地位者和富豪子弟，只有少数人几个例外。”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8页。
[72]美国历史学家马丁·范布伦称费城会议“拟订一部新宪法一事是不符合大陆会议给它的指示的，这是一起英雄的行动，但却是一起非法的行动”。法学家伯吉斯则说：“如果朱利叶·凯撒或拿破仑做出这样的事，人们早已把它称之为政变了。”曹德谦：《批准美国宪法过程中的风波》，北京：《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4期。
[7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03页。
[74]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187页。
[75]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45页。
[7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6页。
[77]“这个新国家的法律强调保护现存的财产的权利，同样强调获得财产的权利。这是通过财产法和契约法的结合起来实现的。……在起草联邦宪法的时候，制定者为保护个人权利而确立的一项真正重要的保障，是宪法的1条第10款，即契约条款。如果说，他们这样规定时，在措辞中表现出来的兴趣和讨论的内容出人意料的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几乎一致地想到并写出了需要对各州加以限制，以防侵害契约权利。”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第26页。
[7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7页。
[79]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5页。
[80]詹森：《美国革命和美国人民》，载《奴役与自由》，第222页。
[81]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4页。
[8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41页。
[8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19页。
[84]阿塔克、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上册，第136页。
[85]哈耶克将当时的英国吹嘘为自由的理想国，并自诩为托克维尔的思想传承者，但是托克维尔的评论与哈耶克是不同的：“我不知道过去有哪几个国家的贵族政体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但是，也不难看到，英国的立法常为富人的福利牺牲穷人的福利，使大多数权利为少数几个人所专有。结果，今天的英国集极富与极穷于一身，其穷人的悲惨处境与其国力和荣誉形成鲜明的对比。”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67页。
[86]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6-47页。
[87]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8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6页。
[89]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民主”在当时制宪者们的嘴中还是一个贬义词，他们更多地使用“共和”一词，但绝没有把“共和”看作是无害的——像现在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们”所言，而是依旧需要改造。在他们口中，民主与共和有时是互换的。
[9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8页。
[91]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7页。
[92]沃农·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93]哈克：《美国资本主义之胜利》，第146页。
[9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8页。
[95]麦迪逊语，《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文版序言，第3页。
[96]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06页。
[97]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6页。
[9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1页。
[99]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1页。
[10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0页。
[101]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51页。
[10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9页。
[103]汉密尔顿语，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27页。
[104]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7页。
[105]汉密尔顿通过反问别人阐释了这一思想：“我们需要从民主中被挽救，但提出什么手段了？一个民选的议会要受到一个民选的参议院的制约，而这两者都要受到一个民选大法官的制约。”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38页。
[106]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04页。
[107]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59页。
[10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65页。
[109]1913年通过宪法第17条修正案后，参议员才改由选民直选。
[11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15页。
[111]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16页。
[11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21页。
[113]邹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载《战略与管理》创刊号。
[114]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20页。
[115]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8页。
[116]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2页。
[117]后来杰佛逊对最高法院攫取司法审查权的行为深为不满：“我一直期望摆在公众面前的无缘无故的判决能有一个恰当的理由，并且宣布那不是法律。”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71页。
[118]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1-395页。
[119]“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那些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09页。
[120]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4页。
[121]“法学家们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法院是……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09页。
[12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393页。
[123]这是当时一位反对派对最高法院的评论，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124]最高法院的法官克尔斯·伊凡·黑格对此直言不讳：“我们位于宪法之下，但法官是什么，宪法也就是什么。”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118页。
[125]林肯曾说到：“如果政府对于影响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因最高法院的判决而无可改变的话……那么人民将不会成为自己的统治者。”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86页。
[126]王希：《原则与妥协》，第108页。
[127]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第122页。
[12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37页。
[129]“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方案一样，通过限制选举权、通过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部门的选举，精心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防止激进的民众运动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从而引起危险的变革。”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0页。
[130]哈德利语，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4页。
[131]“ 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文集》）作者所说的制度包括两个基本的部分——一部分是积极的，一部分是消极的。……在某种情形下，行动总是直接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职权获得经济的利益，他们当然要有一种赋有必须权力的制度。……在另一方面，统治的利益集团也往往可以从阻止政府的行动中获得利益。……许多财产的拥有者，畏惧政府的积极行动，正如畏惧他们不能通过有利的立法一样。在私有财产业已扩充到实际上包括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形式之时，这就尤其真实了。”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08-109页。
[132]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第44页。
[133]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45页。
[134]“制宪会议之保守气质一如《独立宣言》之革命气质”，阿克顿：《自由史论》，第204页。
[135]王希：《原则与妥协》，第121页。
[136]纳尔逊·弗雷德曼·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许季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6-207页。
[13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0页。
[138]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0页。
[139]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4页。
[140]“ 他们旨在建立一种政府，由它充当有产阶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诚实的经纪人，保护他们抗御共同敌人，并防止其中之一变得过于强大。制宪会议是各类不同财产者的联谊会。各类财产应在政府中按比例拥有发言权。有时也许不得不牺牲别人的财产利益，但这种牺牲只是为了有产者利益的整体。”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15页。
[141]戴伊和齐格勒也认为宪法仅仅是少数统治者的作品，不过广大民众并没有较积极地起来加以反对，而是消极旁观，未曾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批准过程中去。戴伊和齐格勒：《民主的嘲讽》，第53页。
[142]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页。
[14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8-209页。
[14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11页。
[145]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3页。
[14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22页。
[14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14页。
[148]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49页。
[149]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50页。
[150]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51页。
[151]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52页。
[152]这 “双方”，“一方由小起义者构成，他们是借债者，不需要法律，但想要分享别人的财产；这些人被叫做平均主义者，谢伊（即谢司——引者注）派，等等；另一方由少数人构成，他们拥有奴颜婢膝的支持者，比前者更危险；这些人贪婪地攫取所有权力和财产；你可以在这些人的行动中看到对自由和平等政府的明显不满，他们还要对这个国家的政府进行系统的本质改造；这些人叫做贵族派，在这双方之间是社区的大多数：他们拥有不多不少的财产，没有债务，满足于共和政府，也不想发大财、做大官、掌大权。1786年，小起义者和平均主义者纷纷出现，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想要根据他们的意愿建立政府。他们的行动显然激励了一方，后者于1787年占领了政治阵地，在时髦的追随者的支持下，迫不及待用口和笔努力建立一个更为高雅的政府。比起社区里坚定、自由和独立的部分而言，这两方面……都微不足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第254-255页。
[153]罗伯特·A·拉特兰：《麦迪逊在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中的作用》，载肯尼思·汤普森：《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0页。
[15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3-204页。
[155]阿塔克、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上），第84页。
[156]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69页。
[157]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53-154页。
[158]“在顺利批准宪法的四个州，……行动敏捷可以说是由于一般民意都拥护宪法，也可以说是由于行动的迅速使反对派措手不及”，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61页-162页。
[159]“宾西法尼亚州是批准宪法的第二个州，因为这个州联邦党人的策略，是抢在反联邦党人组织起来之前，把事情赶紧办妥”，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330页。
[160]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168页。
[161]“必须用私利来贿赂政客们”，宪法的定稿人古维诺·莫里斯说道，巴克曼：《美国宪法入门》，第53页。
[162]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册，杨国标、张儒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4页。
[163]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九章。
[164]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第209-210页。
[165]比尔德语，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译本再版序言第5页。
[166]“ 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体制是两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目标加以折衷的结果。一方面，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拥有充分的权力来保卫公民的财产，免受不负责任的州立法机关的侵犯。同时宪法的制定者十分了解，一个权力极大的中央政府，又有进行专制统治和压迫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宪法给中央政府列举了某些有限的特定权力。这些列举或授予的权力，同加之各州的禁律相结合，就使全国政府有充分的权威来控制各州的某些行动。与此同时，宪法中的相互制约和权力平衡制度，又使突然行动或急剧与过激的变革更加困难。”菲特与里斯：《美国经济史》，第194页。
[167]“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四节，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4页。
[168]“ 正如财富的长期统治肯定用于财富的积累一样，穷人对权利的侵入也会伴随着将之广散天下的计划。看一看前时代的人的智慧用在教育和健康，在安全、合作和救死扶伤以及在保护劳动者反对自利的法律方面作的是多么少，在这一代人完成的是多么的多，那么就有肯定的理由相信这样大的一种变化是需要的，民主主义的奋斗力气并没有白费。”阿克顿：《自由史论》，第79页。
[169]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170]“ 令伯林极为恼怒的是，他的论文被广泛理解成这样一种意思，即一切干预经济决策的政府行动都属于‘积极自由’一类，因此也与共产主义是一丘之貉。柏林的目的不是要否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迫使福利国家主张的支持者通过经济学本身来捍卫经济平等的理想，而不是把经济平等当成一种自由的形式。事实上，当他在1969年重新发表这篇论文时，伯林特意指出，消极自由通常被用来作为剥削的通行证，经济上的不平等剥夺了人类享受自由的社会条件。”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367页。
[171]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萃》，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7页。
[172]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第十五章，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17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八章，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74]参阅拙文《视自由放任为虚构神话的哈耶克》，北京：《绿叶》，2009年第一期。
[175]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01页。
[176]纳粹所谓的“多数”的形成过程，参阅拙文《唯议会主义的悖论——社会民主党的自我毁灭》。
[177]威廉·舒尔曼：《不光彩的结盟：施米特与哈耶克》（节选自威廉·舒尔曼[William E. Scheuerman]：〈卡尔·施米特：法律的终结〉[Carl Schmitt: The End of Law，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 1999年出版]），刘毅译，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二期（总第十二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78]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179]鲁迅：《“吃白相饭”》，《准风月谈》。
[180]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181]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182]鲁迅：《“吃白相饭”》，《准风月谈》。
[183]黄纪苏、祝东力：《“五四”之后的两种启蒙》，北京：《绿叶》，2009年第五期。
[184]黄纪苏：《壮大公民社会的文艺》，黄纪苏等：《中国不高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5]韩少功：《知识突围的道与理（序<另类立场>）》，谢少波：《另类立场》，赵国新、陈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6]黄纪苏：《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黄纪苏等：《中国不高兴》。
[187]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1页。
[188]近年来随着哈耶克在中国的走红，受其推崇的“阿克顿勋爵”也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位“自由主义”的“大师”，当时就站在卡尔霍恩和奴隶主一边，坚决地捍卫奴隶主奴役他人的“自由”。
[189]1868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是南北战争结束后为彻底摧毁奴隶制而制定的，其主要内容为：“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州的公民。任何一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公司根本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