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政治是像端盘子/做家务/逗孩子/唠磕/调情/领导谈心问你“最近工作心情怎么样”一样的大众化的社会活动，还是更像工程师/医生/律师/教授们一样的“专业工作”？我觉得更像后者一些。对于中国政府这样除了国家社会管理功能，还负有相当程度的经济管理功能的“大政府”，更需要执政者有较好的专业素养。或许我们应该区分“事务官（管事的吏，官僚中的僚/僚属）”与“政务官（管人的领导，官僚中的官/主官）”，前者需要更多专业知识背景，长期就职，相对稳定，较少党派色彩和政治倾向。一些官方的智库机构，军方部门，外交/公检法/治安/交通/福利/经济贸易科技金融货币食品药品环境安全等相关的监管教育，那些叫得上名字的各部委基本上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事务部门。我听说在美国各级政府的事务性功能性部门中有不少华人员工，有些是合同工，有些也当上了小领导，但基本上是管事不管人。政务官/主官们则在事务官们组织提供汇总研究出来的信息资料和意见初稿的基础上，把握方向，乔乔人事，平衡关系，拍板政策，有时也需要带着事务官面见媒体接受“群众监督”；出了状况，或者执政成果不彰，就得负起责任，当受气包，引咎辞职（真有“技术性”问题的话，相关的事务官也得滚蛋）；在西方政党轮替制度下，则可能因所属党派竞选失利，不得不移权给胜选党派中的同行。因落选失去主管权力的这些人，或者转去做事务性职位，或者投身学界商界，待所属党派东山再起时，或许又可重履旧职。有少数政务官员会在党派之间跳转，但我想应是少数。跳多了，就没有党派愿意接纳你，只能做没人疼没资源的“非党人士”了。
党派轮替之下，各部门主官虽然多数会替换掉，但因为事务官的稳定存在，所以通常工作方式方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除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调调组织结构换换名头搞七捻三一阵子以外。
如果两个主要政党长期轮替的话，给人感觉会有两套政务官班子，有浪费人才的嫌疑。实际上像前面说的，落选官员可以当事务官，可以去大学做教书匠，去智囊机构当臭皮匠，去给大公司打工做“公关”，不是在政府大楼外面顶风冒雨啃着面包棍干熬几年等下届大选结果，所以谈不上什么人才浪费。政党轮替更像是执政团队的民众信任度的考验，就算没出啥大乱子，做久了，民众看腻味了，也会想换个党做做，尝点新鲜意思。一个政府如果有较成熟完备专业素质较好的事务官队伍，换换领导党派其实倒也无妨，还给了民众一些“参与政治”的高级感，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有人会拿日本做例子，说日本的官僚体系成熟稳定，政府高层再怎么走马灯换人，政府总能稳妥的运作。我对日本没多少了解，只觉得新闻上看来日本政府好像只搞外交似的，很少看到有人讨论日本的“内政”，这大概正说明了日本内政的稳定，不大受党派之争的影响。
看看美国，两党分别倾向保守派与自由派色彩。这两派思潮的差别，本来不过是正常社会正常发展出来的差异化现象，农村地区偏于保守，城市商业地带偏于自由，这是长期的，历史的，自然的存在，但现在的政客和媒体们为了权位、利益和仇恨，喜欢刻意把两种倾向的差异挑出来，放大大，吹自己贬对方，党争报复，对党不对事（本该对事不对人），啃食美国社会本来固有的宽厚相容，挖掘和制造额外的社会矛盾（也暴露了部分一度不愿面对的社会问题）。这样的政党政治，负面效应就有点太多了。中国台湾地区更不用说，统独之争的党斗风头甚至能够盖过许多很基本的社会民生问题，这是政党政治更加恶劣的例子。
说到中国，这么一个急速发展变化中的大国，利益格局特别复杂（相比之下，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格局政治格局，除外来移民和外来宗教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其它副作用「产业空心，底层失业等」以外，基本上比较稳定明了）。中国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花特别多精力来化解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平衡各方利益，坚持普遍和长远的利益导向，这就要求政府有特别高的执行力，宣传力，让民众理解政府的路线政策，政府也需要高水准的把握民众脉搏，“统一思想”是一个理想化甚至有点精神暴政色彩的词语，但主要意思是上上下下的思想意识要及时的上传下达，互联互通。一个党，一个政府，长期稳定一致，相比闹哄哄的政党政治（中国社会利益的复杂化碎片化现状，会催生很多政党，比两党制更乱更难搞），自然是更能接近党群官民之间互联互通，利益普惠化长远化的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国政府把中共的政策精神和具体实践要求不仅要安在政务官员们身上，也要普及到几乎所有的，全部层级的官员部门单位中去。所以中国不存在所谓“中立”的，“非党”的事务官体系，而是全面的党化，以些来保证统一的思想和最佳的执行力。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对于政党政府的约束，有党内监督，也有群众监督。所谓“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说法，参照的是西方政党政治：在朝为“执行官”，在野则为“监督员”。对中国一党制度来说，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即承担了西方“在野党+媒体”的工作。你说共党监督共党不好，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但实际上，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政府，执行者与监督者是不同的人，隶属于不同的部门，监督效果并不太差（沆瀣一气的情况不是没有，但和部门间互斗恶斗一样，都属少数）。真有案件大到复杂到需要监督部门和被监督部门的共同上级来裁决时，大领导是会有平衡部门利益的考虑，但通常情况下还是要秉公办事，对上对下都得负责啊。人说中国官员只对上负责，这话说得也是一样没常识。不对下负责的话，下属也是人，也会有办法给领导使绊子磨洋工，这样的领导还干不干了？他的上级会不知道这个二百五下属服不了众？案件真牵扯到大领导本人的话，也自有回避制度。
当然，国家大，地方大，政府大，人多；制度条文再多，总还是有漏洞，有团伙（人性现实使然，团伙有团伙的私心私想，但团伙并不必然是恶意的），有人情，有不同个人执政风格，所以总还是有大小贪官，职务腐败，懒政怠政恶政顶（嘴）政，但就算把这些罗列千万条出来，也不足以证明中国一党政治制度的根本错误和不合时宜。这些执行层面上的问题，无法撼动中国国家社会对于高效，统一，负责任的社会治理的客观需求。
草草写完，赶紧得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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