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四年，对华政策空前强硬，从贸易打压到舆论围剿，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此背景下，在美反共华人和美国本土反共力量相结合，迅速占据舆论一角。比如曾经和"爆料革命"领导人物郭文贵、中国国足前主力郝海东在今年六四当天一起宣布成立"新中国联邦"闹剧的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师班农(Stephen K. Bannon)，曾夸赞法论功背景媒体《大纪元时报》称，“他们用远超自己体量的气势出击，他们有读者，他们将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无论是被中共通缉的外逃商人还是被取缔的宗教，郭文贵和法轮功不是唯二的存在。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在中共驱逐或者追捕之下，不仅没有低调潜藏，反而成功占据对华或者说对中共舆论战场的一角。
作为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逃亡商人，郭文贵之所以能成功引起外界的注意，首先是他从2017年开始通过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种新媒体平台，借助各种热点话题贩售自己的评论和观点，赚取足够多的关注流量后，在加以各种定期不定期抛出各种充满离奇、色情和黑幕的“爆料”，满足常年苦于中共“密室政治”的看客，尽管这种“爆料”真假难辨甚至最终被证伪。
法轮功则是早在江泽民时代就被中国官方宣布取缔的组织，其创始人李洪志1998年逃往美国后，法轮功也从一个中共眼中的“邪教”演变成为一支中国境外的反华力量主体。法论功背景媒体《大纪元时报》近两年的成功套路也大致也是如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2016年至2017年之间，《大纪元时报》创建几十个脸书页面，用感觉良好的视频和病毒式点击诱饵填充它们，并利用它们来推销订阅，并将流量带回其偏向性的新闻报道。并最终“创造了一个全球规模的虚假信息传播机器，多次将边缘叙事推向主流。”
抛开法律和道德立场以及各种信息爆料真实性不谈，“郭文贵”们对新媒体的运用、对热点话题的灵敏捕捉，以及对部分阅读心理的迎合（当然，这种迎合夹带很多不实信息来满足某些八卦和窥癖心理），是其成功的关键之处。他们能在华文媒体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恰恰证明了今天的媒体生态已经不同于传统媒体独霸天下的时代，自媒体已经抢夺到自己特有的“麦克风”。
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这股力量妖魔化的中共以及其外宣系统，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刻板、生硬以及口号化的表达方式之中，一边拙于应付一边不思改变。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代前后，中国故事的讲述就为西方媒体所垄断、“中国声音”缺席国际舆论场这一被动局面，让中共当时的领导层大为不满。习近平上台执政后，是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大核心目标。但是至今，中共外宣机构从热衷于“妖魔化”中国的西方媒体手中，中共外宣机构抢回话语权了吗？

2013年8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被称为“819讲话”。（新华社）
显然没有。中共外宣系统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仍然停留在“只讲中国好故事”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层面上。这不仅让中国故事中积极的一面失去了说服力和公信力，更使得自身在应对西方媒体的负面报导时永远慢半拍，越来越捉襟见肘。
远的如“一带一路”，近的如已经在全球传播了一年多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美国不断大肆渲染“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背负沉重债务，以及传播各种中国实验室泄露病毒造成疫情的时候，中共外宣媒体只是满足于做出枯燥乏味的辩护。
以目前仍未结束的新冠肺炎病毒（SARS-CoV-2）“中国人造论”为例，原本只是中国境外几个明显外行的猜测妄言，结果中国官方媒体先是回避，进而也未能及时给出足够有说服力的回击，当个别外交系统官员“以牙还牙”——用类似美国极端右翼官员方式称新冠肺炎病毒可能“美国造”反击时，反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更讽刺的是，现在西方不少普通民众更愿意相信西媒报端的小道消息，而非中国的“官宣”。
早前的“一带一路”债务说，新疆“再教育营”争论，之所以流传开来并被很大一部分西方人相信，无不是大致此类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共外宣另一大弊端是习惯了国内喉舌的政治宣誓式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框架，老套且说教感十足，给其受众带来严重的阅读障碍和有违常识的现实疏离感。
如此循环往复，中共大外宣不仅失去了自己作为媒体的公信力，也毁掉了原本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当中共号称自己正努力走向“第五个现代化”的时候，当郭文贵和法轮功媒体都能占据舆论一角的时候，外宣系统还不自我反思如何打破僵化现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