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我经常跟着小伙伴去撒传单，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子弟，所以传单有人大三红的、新人大的、红梅战斗兵团的，这些都是人民大学的群众组织，传单上写的全是些揭发批判“黑帮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的文字，还有漫画，传单撒出去后，街头大人蜂拥而上，争抢传单，看了这样的情景，我们的心里很过瘾。我还经常把外面的一些宣传品带到学校，记得有一次我抢到了一幅“百丑图”，上面都是党政领导人的漫画像，从刘少奇开头，一直到省委书记和部长，孙纹绣老师当时还没被停职，她见到后很不满，叫我今后别拿这些东西来学校了。
我们小学的高年级同学很快都戴起了红袖箍，男女同学个个身穿绿军装，扎着皮带，还骑着自行车，下车后一定要手持钢丝锁，插着腰。这身打扮和姿势在当时的街头巷尾最时兴。钢丝锁可以随时抽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也可以与对立的其他组织武斗，打群架，以此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中六年级有位同学姓李，是个高干子弟，经常来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实才四年级，特别喜欢跟着这位姓李的大哥混。 6park.com
　　李大哥经常过来告诉我们兄弟三个，什么如今最流行，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如何抢军帽、以后还知道了“拍婆子”。那时戴绿帽子很盛行，一次，他来的时候戴了顶厚帽子，也是绿的，两边的帽耳朵放下来很暖和，扎上去很帅气。我哥哥看见了也想要，我父亲设法去买了一顶，没想到戴了不几天就在街头被人家骑着自行车一把撸走了。李大哥知道后，问了被抢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来，我们因此更加钦佩这位大哥了。但没多久，他就因为参与武斗被拘留，被定为“联动分子”，后来又听说被释放，最终也没再见过。 6park.com
　　文革前，我母亲为我们兄弟三个念过《红岩》，让我们背诵过《革命烈士诗抄》，在广播里听过《青春之歌》《王若飞在狱中》《革命一家》，看的电影有《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锦上添花》《红日》《冰山上的来客》《昆仑山上一棵草》，文革开始，才知道这些都被定为毒草。当时的电影、小说好像绝大多数都被定为“封资修”的毒草，我读过一本由红卫兵编写的《60部小说毒在哪里》，读得非常细，还学会了里面的各种形容词。破“四旧”运动到来时，我家里赶紧将《普希金选集》《日日夜夜》《古文观止》等藏了起来，但院里的几位小朋友揭发我家里的小人书都是反动黑货，我只好将这些小人书抱了出去，这是些由《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改编的连环画。院里烧书的火堆整整燃烧了2天，许多线装书、世界名著都被中学来的红卫兵和大院里的小朋友扔进火中。 6park.com
　　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是叛徒而且最终畏罪自杀的有关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觉得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老师、叔叔、阿姨还有外面那么多人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连《红岩》都是大叛徒写的大毒草，看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要绷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间又加剧了这种教育。那个时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没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哄，成为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从前称作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大家都叫铁一号。铁一号大院里谁家大人被揪出来了，我们就朝谁家扔石头，弹弹弓，欺负谁家的孩子，我们还特别警惕陌生人，一见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就会跟踪、尾随。院里的公共楼道和民国时期的老建筑—灰楼，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学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学们砸破，老师根本管不了。院里还常常被人举报有反动标语，警察不时跑来，又照相又侦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看出毛主席三个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实就是乱写乱画。 6park.com
　　在街头看游斗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内容。铁一号院子里的游斗是边走边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最后走到那座民国老建筑灰楼前停下。这里是个较大的空间，既可以让过往行人都看见，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斗的人都是站在台阶上，低头对着大门，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也有斗争的群众认为被斗的不老实，就将几把椅子、凳子摞起来，让被斗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见过一位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副教授，因为工资被冻结，实在没钱买东西吃，饿极了，就在东四九条副食品商店里偷了7分钱一包的人参果，结果被售货员当场抓住。批斗他时就是站在了两把椅子上面，好像演杂技那样，专门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与我父母很熟，他说，这样才能让大家都看清他的丑恶嘴脸呀。而马路上的游斗常常在卡车上，时常看到路上有游斗的卡车或缓缓驶过，或疾驶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数人，被两侧戴红袖箍的人按着头，反扭着胳膊，呈喷气式模样。卡车的驾驶棚顶安放着高音喇叭，插着红旗，一路呼喊着打到、砸烂的口号。
在学校里，被批斗次数最多也是最残酷的是田静一老师，大约快50岁了，以前她从未教过我，但我却在学校礼堂参加过多次批斗她的大会。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级同学强迫做“喷气式”。她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房东。我还被班级选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师。那次批判会，我脚穿翻毛皮鞋，说到激愤处，猛一跺脚，吓得田老师向后一闪，以为我会踹她一脚。
文革发动没多久，红卫兵还将“勒令”贴到了我家门口、我的祖母当年被划定为地主成分，所以此时也在劫难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铁一号大门口，与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一起受批斗，浑身沾满路人的吐沫，还有人不停地向他们身上扔石头，常常被砸得头破血流，最后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临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阴阳头，不得不在头上裹着条头巾，正好我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见我就大声喊我的小名，而我却不敢上前。没想到这一喊，竟成永诀，回到上海嘉定娄塘老家后不久，她的尸体就漂浮在池塘里。当时公安局来电称“畏罪自杀”，可上世纪80年代我去嘉定，当地检察院却告诉我也有可能是他杀，真相一直难辨。那个年代，北京火车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凄惨的景象，一群群年迈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衣衫褴褛，有的蓬头垢面，个个犹如被打上了印记，一看就是被遣返回乡的“黑七类”。他们拎着包袱，低头匆匆往车站里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们吐痰、扔石块，甚至踹一脚，打一拳。返乡的一路上，他们在车厢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对象，在长途汽车同样是众人欺负的弱者。

　　我的母亲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文革期间先被关押，后又送水泥厂劳动。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军代表和我母亲的一个学生忽然来到我家，召集我们全家开会。那个女学生个头很高，其父是军级干部，所以披件军大衣，趾高气昂。她高声要求我们帮助母亲找出问题，认清历史，端正态度。幸亏我那时没有犯傻，最终也没有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母亲。而我家邻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一天，红卫兵将他的父亲揪来大院游斗，说是让邻居认清反革命黑帮分子真面目。他的父亲低着头，戴着纸糊的高帽，边走边敲锣，喊“我是黑帮”；而他，则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亲的脖子上，嘴里不断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个大院里还有一家，父母分为两派，姐妹二人各随一派，天天家里争吵不休，互相揭发批判，都自称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高喊打倒 围观抄家 领教武斗 下放劳动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孩子除了学语录、唱颂歌、向领袖像鞠躬、批斗老师、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报和捷报，学校要求我们晚上只要有重要广播，都必须在广播后到校集合，然后游行、学习。最新指示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九大闭幕，我们无不上街庆祝，高呼口号，一直折腾到深夜。我们还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相继到缅甸驻华大使馆、印尼驻华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外示威，嘴里高呼过“打倒吴奈温”“打倒苏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前面那条路不知去过多少次，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游行更加起劲，嗓子都喊破了，那条路也早被改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后40来年，除了战斗英雄孙玉国的事迹外，珍宝岛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离开了社会舆论的视野，难道领土问题也分时段？
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是文革前期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抄家，在那时最为常见，我经常跟着四周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院子里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只见屋主人低着头站在门外，屋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箱箱的东西被装上卡车运走，书籍、手稿、笔记本、相册、绘画、书法、首饰、存折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时的抄家由谁来定，似乎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据我所见，有专政机关，有群众组织，甚至也有几个红卫兵自己就能敲定。那个年月，夜半查户口也是一景，家里的大门半夜里突然就会被擂响，有人在外高喊查户口，每次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既无证件，也无制服，手持手电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我从红卫兵小报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国武斗很盛行，最厉害的是保定、郑州、柳州、重庆、武汉，远比人民大学的两派对垒凶残得多。有一位远方堂兄住在广西柳州，一天忽然间投奔到我家。据他说是躲在货车里逃出来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军的进攻，除了飞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铁棍向他砸来，幸亏他用左臂一挡，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却断了，我们因而称他为“断手哥哥”。我和父亲陪着“断手哥哥”去动物园，在那里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孩正乞讨，“断手哥哥”告诉我们，这个男孩与他同在一列火车上逃出了广西，男孩的父母在武斗中双双丧生。
在小学，学习的榜样是刘文学，还有龙梅和玉荣，所以，我们脑海里被深深植入这样的意识：见到阶级敌人破坏一定要奋不顾身去斗争，见到集体和国家财产受损一定要舍生忘死去抢救，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这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学校专门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纪录片，说是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结果留下了两个难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经过多少年之后，水牢大概人们早已忘却，可喝人奶竟然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延续下来，化作许多老板和领导的偏好。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一首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听起来似乎个个崇尚拾金不昧，实际上歌词早被改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的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孙子，找钱！
讲用会也是我们的课堂内容，讲用就是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所以讲的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有时请外面的模范人物，也有时就是自己讲。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因为讲得过于频繁，所以就拼命想法编故事，不然，无话可讲。我们最喜欢编的是在路上如何捡到一毛钱、五分钱，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买冰棍买糖果，后来想起了毛主席教导“要斗私批修”，所以就交给警察叔叔，或者老师。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编，但交老师不能不确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学就自己交出零用钱，以便获得表扬。劳动时想偷懒，后来脑海里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也是同学最爱讲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好处就是真假难辨，永远无法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余江。我的父亲先去了那里的五七干校，过了大约半年，我们和母亲才从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车到达鹰潭，当时鹰潭称镇，半夜又转乘轮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达锦江镇。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干校在刘家站，一个小火车站，而我们兄弟三个则独自住在锦江镇，那年哥哥13岁、我12岁、弟弟9岁，自己照顾自己，一个季度才能与在干校劳动的父母团聚一次。我们吃饭可以去五七干校驻锦江联络处的食堂买，最困难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进井里，锦江镇位于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镇，也是过去的县邑所在地，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还有座很有名气的天主教堂。可惜，自从私营商业被取消后，店铺大都关闭，成了住房。

　　我家开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缝铺里，面积不小，后面有灶间，前面有铺面，上面有阁楼，本来住在这里的裁缝一家早已经被下放到偏远村子里去了。因为这里潮湿，半年后我家又迁到不远处的一家楼上，楼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两个民兵的押解下去劳动，可算一算年纪，1949年他也不过就是个少儿。

　　锦江镇的中小学合在一处，已经改名为五七学校，其中小学只有5年纪。课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语录，再加点算术和唱歌，一周还有3天是劳动，往6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前后装着满满的大粪赶往农场，学校规定一天必须挑4个来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颂歌外就是歌颂解放军，有一首歌我至今记得，用的是当地民歌的调式：“我们地解放军好、解放军好、解放军好啊啊啊，毛泽东思想举得高，举得高，举得高奥奥奥……”学唱样板戏这时也已经进了课堂，一次，全班同学整整唱了一节课的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军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不排队。1970年的春节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买凭票供应的节日肉，可排到傍晚才买到一个猪头，他说，肉都被前面的解放军家属买走了。从那时起，我和哥哥都想当解放军，当解放军起码有买东西不排队的特权。

　　在五七干校，有几件事情让我产生了与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里路去刘家站看我父母，干校的男女一律分开居住，父母相距很远，我住在了我父亲那里。当我看见有些叔叔不但农活干得不错、盖房子的手艺挺高，而且喂猪也喂得好时，难免疑惑，因为几年来的教育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当时冯其庸与我父亲住在一个屋里，一下工就在那里埋头读书。他告诉我，他出身中农，从小就下地干活，都是白天务农，夜里躲在蚊帐里捧读，耕读是中国的传统。我父亲种的南瓜还让当地的老表很惊讶，听见一位老表问他：陈老师，您的南瓜为什么种得这么好啊，我父亲回答，多动脑子多看农业书就行了。后来五七干校被撤消后，他们在刘家站盖的一批房子竟成了当地的抢手货，因为质量特别好。
该学的不会 没用的都知道 扭曲的知识塞满一脑瓜

那年，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进了学校才发现，我居然连小数点、汉语拼音都不会，错别字连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赶上了，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历史、地理、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这时，虽说还有考试，但考试不影响升学、无关毕业，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入伍，就是下乡插队，所以没多少人听课。我们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聊天、瞎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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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老师很有水平，我就读的人民中学，后改为165中学，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是所教会学校，所以拥有不少一流的教师。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我刚进学校时她还戴着大口罩在扫地，因为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后来终于走上讲台，依然留着个“特嫌”的尾巴。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地理老师王守让则毕业于辅仁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读大学的老师读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但是，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的师资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经开始让中学毕业的学生教书，主要教政治和当辅导员，结果，我们学校发生过多次老师和高中学生谈恋爱的风波。

　　我在165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外语、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最后这两门新课程就是为了将来进工厂、下农村做准备的，后来的经历证明，基本没用。

　　语文课其实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课文都围绕着阶级斗争，有的课文实在难以称之为语文范文，只能说是合乎当时政治需要的阶级斗争范文。鲁迅是当时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经被形容得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所以，课本里必然会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文字，经过老师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封建礼教吃人、反动势力一定要打倒这样的信息，从此也知道梁实秋、林语堂、杨荫榆都是反动派的帮凶。文言文虽说也被选入，但像《东郭先生》一类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课文里还有文革中的报刊文章，我记得选有一篇《杨水才》，因为杨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赞扬的，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是舆论宣传的。杨水才的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结婚，只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问中学历史老师在讲什么课，回答是从猿到人，他马上批评道，讲那些干嘛，还是讲讲咱们的“老三篇”。

　　外语课分英语和俄语，那个年代连中文课都没人听，如何上外语课？老师只好劝导大家，学英语是因为毛主席还在背英语单词，而学俄语是将来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时可以用得上。我们学的英语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别的没记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话：起来，干活去，你们这些懒鬼！人人都会。我们的英语老师姚景唐毕业于洛阳军事外语学院，教这些真是大材小用，记得他还教了一句缴枪不杀，我们也记住了，因为他说抗美援朝时，这句英语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儿”，教会了所有战士，从此同学互相打闹时都喊“葡萄糖一根儿”。
　　1971年，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又没多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历史课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政治课则是10次路线斗争再加秋收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那个时代，10次路线斗争，人人了如指掌，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抗日战争，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抗战的主力则是共产党。少量的革命电影也逐渐被解禁，《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出现在电影院里，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对抗战的基本认识，至于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慰安妇，那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平型关大捷曾经是我们了解最详细的抗日战役，连被歼灭人数、被击毁车辆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后就隐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最响亮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而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始至终响彻云霄。前些年，北京万寿路一家以鲍鱼闻名的餐馆，每天早晨员工培训的口号竟然也是这一句，足见这一口号早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里。可以说，我们是在战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练这个词，现在打开词典说是部队训练的一项内容，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当年经常离开学校、跑到郊区拉练，像士兵那样学会打背包、背背包，双腿肿痛、脚底磨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为的是战争到来可以随时出征。比拉练更频繁的是在学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时间每周下午都在那里挖掘，挖出的土就运到东单公园，我曾经多次跟车去公园卸土，如今公园里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们中学的防空洞与四周的防空洞还连成了一片。为了配合战备，政治课里增加了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内容，这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此外我们还常去电影院观看教育片，内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夺我国领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贴主:军统六哥于2021_01_09 22:13:3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