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名字就没有阶级斗争，对合作化是全面否定、攻击。农村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进步的，全是落后分子，一团漆黑，三八式的村长是老落后，其他党员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机，新党员李梅只知搞恋爱。只有一个贫农还写成小丑。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斗争，只搞物质刺激。把合作社写成只是为了提动了，太低级。
 文革中赵树理谈为何不搞创作:因真话不能说
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文，这是为江青《纪要》作注脚的文章，文中大谈“黑线专政”史，随意给周扬罗织罪名，并以周扬划线，诬蔑赵树理等为“资产阶级权威”，意欲一律打倒。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文章在罗列赵树理一系列“罪”名后，结尾处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是彻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的时候了。只有把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彻底砸烂、彻底清除，才能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9日，《解放军报》以第四版整版刊登三篇“批赵”专文。并加编者按胡说道：“赵树理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的历史。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创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2月1日，江青攻击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坏透了”。在江青一伙的策动下，批判赵树理的恶浪漫及全国。
    全国各省市第二个夺权的山西“造反派”自然心领神会，不甘人后。2月，赵树理从长治揪回太原，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走马灯一样轮番批斗他。有一次，“造反派”问他：“你是哪一类干部？”赵树理答：“说我是一、二类干部，我自己觉得不配。说我是三类，你们不会答应。说是四类吧，我自己不会承认。我看算三类半吧。”搞得批斗者无可奈何。
    有一次，一伙“造反派”开来一辆卡车，把赵树理拉到一个地方批斗。下车就叫他承认《锻炼锻炼》是一株大毒草。他向他们阐明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没说几句，就有人吼道：“赵树理，你别‘下车尹始，哇啦哇啦！'”他纠正说：“不是‘下车尹始'，是‘下车伊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那意思是……”那位念白字的造反派有些心虚地说：“不管下车什么，你必须老实交待，新农村有‘小腿疼'、‘吃不饱'这样的人吗？”“有！”“你见过？”“见过！”结果招来一阵拳脚。
    1967年3月，康生、江青一伙煽动“抓叛徒”活动，许多历史已有正确结论的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所谓“叛徒”，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赵树理也进过国民党“自新院”，但他并未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这时，也被加上“叛徒”罪名，打成“敌我”矛盾。7月，江青又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于是，武斗逼供成风。此时，赵树理被触及皮肉已成家常便饭，也弄不清哪一次肋骨被打折，留下了不治的隐疼。
    尽管处境恶劣，可赵树理并未屈服，是年春夏之交，一伙造反派要他交代如何“利用小说反党”的问题，时值《讲话》发表日期前后，引发了赵树理的一片真情，他倾吐了听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所受到的激励和鼓舞，坚信自己“还会有提笔的机会”，但表示“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因为“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太繁忙，……看小说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能看，这有多好。”在如此困难的时候，他心中仍然惦记着亿万农民群众，耿耿此心，纸笔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