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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升1964-08-08 00:00
《北国江南》的矛盾观和文艺观第6版()
专栏： 6park.com
《北国江南》的矛盾观和文艺观
胡思升
影片《北国江南》所以受到一些人的称赞，原因之一，是它打起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旗号。但是，判断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看它标榜什么，而要对它的具体内容作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把握住事物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对于影片《北国江南》，也应该持这个态度去观察分析。
斗争还是调和由此看影片的矛盾观
赞扬《北国江南》的人说，影片贯串着“一根阶级斗争的红线”。的确，影片中曾经出现过“今天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的对话，也出现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一些画面。但是，承认有对立的双方存在并不就是真正反映了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观的重要论点是：对立的双方经过斗争，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推动历史前进。这里，强调斗争还是抹煞斗争，是问题的核心。而《北国江南》所展示的所谓阶级斗争的画面，恰恰只是暴露了对立双方的存在，而抽掉了对立面的斗争。在影片里，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汇合在一个村子里，没有阶级力量对比的显明变化，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激烈斗争，更看不见各种矛盾如何经过斗争而发生转化。这实际上反映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也就是现在文艺界正在进行批判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汇合论。
影片中有两个反面人物。他们是：富裕中农董子章和反革命分子钱三泰。他们是影片中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反动势力，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敌情”。他们的言行，以及他们同周围人们的关系，是农村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农村中两条道路这个根本社会矛盾的表现。
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小旺。小旺是在董子章（背后还有钱三泰）影响下走上逃兵边缘的青年。这个人物，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对象，也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影片涉及以上这些矛盾，当然无可非议。但影片的编导对于这些反映阶级斗争的各种性质的矛盾，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以调和抽代了斗争，最后人为地解决了矛盾。
我们先来看富裕中农董子章。按影片和剧本的描写，解放前董某在农村经营烟酒杂货，是个有中间剥削的唯利是图的商贩（他连亲兄弟在生死关头托养一个孩子都冷漠地置之不顾），在饿莩遍地、逃荒处处的塞北，他过的是“屋里吊上半扇羊，燉上个小沙锅，烫上一壶酒，想吃那块就吃那块”的生活。再看解放后，董某一直恋恋不忘入了社的两头大牲口，不从事劳动，一贯做投机买卖、行施贿赂、拉人下水，最后甚至发展到替反革命分子撒毒药。这样的人，从他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水平来看，很难说是一般富裕中农的形象。
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再看看他的言论吧！办合作社、打清水井：“对人家倒大有好处，对咱们就只有坏处……井再美，合作社再好，社会主义再美，难道还会是你我个人的！……输不了我心里这口恶气，总得找个地方来出出。”再听！（咬牙切齿地）“你们不让我舒服，我也不叫你们自在……你们要整我……嗐，我那两匹高头大马，难道就让你们随便使唤么，做梦！你们在做梦！”要对社会主义出“这口恶气”的，只有地富反坏和一切敌对阶级分子；不叫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自在”的，要破坏集体经济公用财产的，也只有地富反坏和一切敌对阶级分子。因此，要划阶级成分的话，把董子章划成一个对社会主义十分仇恨的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和敌对阶级分子，恐怕更准确些。
影片描写了这么一个不法资本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但是，对于这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的党支部始终没有对之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一味采取调和态度。对于董子章用装穷的手法，趁着集体生产遭遇困难的时候，向合作社逼账的事，党支部书记吴大成不是揭露，而是哀告：“好好，大伯，你要真有困难，社里就再有困难，也不能不管”。当董子章诬蔑合作社要实行机械化电气化是“作梦”的时候，大成还是细声碎语地：“董大伯，你说这种话，对得起谁呀！”甚至当董子章做投机生意被人赃俱在地抓住之时，大成要他作检讨，这个不法之徒拒绝检讨“气狠狠地跑了”，大成也束手无策。董子章要拐小旺到城里去，大成去制止无效，最后董子章还是唆使小旺跑了。而董子章去放毒，谁也不知道。总之，你干你的资本主义，我干我的“社会主义”，对坏人坏事不作坚决斗争，但求相安无事，大家汇合在一起。这哪里有一点革命阶级领导阶级斗争的影子呢？！
而农村的另一个共产党员银花，就更温情了。当社员批评董子章“对集体的事不上心”从而触怒了这个商人之后，董子章破口大骂，同对方争执起来。这时，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是李双双式的仗义执言，而是银花出来调和矛盾，劝解站在正确立场上的社员：“算了！”又一次，当明新建议开会斗争董子章，而小旺强词夺理地替董子章辩护，从而引起争执之时，银花又以调解者的姿态出现，轻描淡写地说道：“大伯这种人过去也享受惯了”。
请看，社员自觉起来同不法分子作斗争，“共产党员”出来说“算了！”社员愤慨地要斗争董子章，“共产党员”又寻找借口平息将起的斗争风浪。总之，在编导者的笔下和镜头里，农村无产阶级的堡垒既不了解严重的敌情，也没有斗争的火力，有的只是对斗争的回避和对矛盾的抹煞。
最为奇特的是董子章的“转变”。正因为影片中农村的社会主义力量，没有对以董子章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给以有力的回击，而是采取了调和和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作者对董子章的转变，只好安排了一个神话般的自我清醒、自我揭发和自动地回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情节。既然是神话，就不是阶级斗争的现实。试问，在资本主义泥坑里滚了那么久、陷得那么深的董子章，不经斗争，不经思想改造，就能悬崖勒马，回心转意，痛改前非吗？！凡有阶级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违背生活真实和阶级斗争规律的。
可是，作者却偏偏要向人们证明，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董子章满怀仇恨地到合作社马厩的饲料里放毒，被风一吹，顿时清醒，悬崖勒马。紧接着，作者安排了董子章一行鼻涕一行泪地主动坦白交代，很“痛悔”地哭泣着：“我都坦白了，我绝不是反革命……我……我对不住乡亲们！对不住大成你呀！”只是三个字：“对不住”，一场尖锐的斗争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看了这样的安排，人们不由得想起周谷城的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汇合成统一整体的汇合论。周先生说过，不同阶级不同思想“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你看，董子章的资本主义思想，大成的回避斗争的思想，银花的温情主义思想，进入了《北国江南》，汇合在一起，何尝不是一种“独创性”和“天才”！但是，严重的问题是，在这种“独创性”和“天才”的发挥之下，阶级斗争的精华被阉割了。
我们再来看看小旺。这是吴大成和董子章争夺的对象，是影片中另一个矛盾的焦点。而这个矛盾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小旺是个贫苦出身、在大成家里长大的青年。但是，影片情节的发展告诉我们，这个出身好的青年，不仅没有成为农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红色接班人，而是差一点被完全拉过去而成为董子章资本主义思想的白色“接班人”。这的确是一场尖锐的争夺下一代的阶级斗争。影片涉及这个问题，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在影片中，这一场斗争是以调和、温情、束手无策和叹息贯穿始终的。
支部书记吴大成，对于敌对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形势是茫然的。他对小旺的变坏始则吃惊：“你怎么也有这种想法！”后来事态日益严重，影片安排了支部书记名为向董子章讲理、实则是向董子章求情的场面。大成跑到董子章家里求救：“你是小旺的亲大伯，你好象应该帮助我把小旺养成一个有志气的人才对，是不是？”党支部书记请资本主义分子“帮助”把贫苦出身的青年“培养成”“有志气的人”，真是阶级斗争的奇谈！事实上，董子章早已在培养小旺的“志气”，只不过是爱慕二十几块钱，一双旧皮鞋和嫌恶这“鬼地方”的志气罢了。阶级敌人要溶化我们的青年，他们要争夺我们的青年，这是一场关系千万年大计的斗争，认不清形势的人决不能得胜，不展开坚决斗争的人决不能获胜。果然不出所料，小旺决心开小差出走了。在这场斗争中吃败仗的大成把拳头往桌上一拍，（向明新）发泄似地怒喊：“你还说这些干吗？你真糊涂。”
如果说，大成在无能为力之后还拍桌子怒喝一声的话，那么，大成的妻子、村中另一个共产党员银花对小旺的态度，更完全不是党对下一代青年的态度，而是旧式家庭妇女的态度（这就是说，新社会许多家庭妇女的觉悟都比她高）。
概括地说，影片中所谓共产党员银花的态度是：不问政治，只问寒暖；不知批评，满腔温情；不加教育，一味迁就。
当凤兰第一次告诉银花，小旺不听劝告，同明新争吵之后正在收拾行李准备要走，银花却袒护这个即将出走的逃兵：“你们（指规劝小旺的人）就不该用那种态度来对他！”而当小旺拿着行李拒绝别人的挽留之时，作者绘声绘色地写道：“银花急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发着颤声：‘小旺，你过来！’银花很疼爱地抚摸着他……伤心地说：‘我叫他（指明新）跟你认错好不好？’……小旺心一横，背着行李就走了。……银花伤心落泪：“大成，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爹啊！’”接着，银花又提着小包去追赶小旺，碰见了小旺的爱人桂芬。桂芬倒说了一句有志气的话：“大嫂，你不要为他难过了！”而银花带着茫然若失的呆滞表情，哀婉地：“他真的走了，桂芬，赶快追上去，把这件棉袄给他，给他做好了，还没穿呢……咳，我来晚了！”
如果说，一个共产党员，为自己在同资本主义思想争夺青年的斗争中“来晚了”感到内疚，为自己在制止青年走上个人主义道路的斗争中“来晚了”感到自责，那么，这还是一个对斗争形势开始有所认识的好同志。但是，作者十分欣赏的“咳，我来晚了”的此情此景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为自己没有能用“慈嫂手中衣”最后去温暖一下这个不要集体、不要家乡、不要亲人而决心走个人主义道路的逃兵，而感到万分的惋惜和惆怅，这难道就是所谓“阶级斗争的红线”吗？不！这依然是取消斗争的汇合矛盾的构思。请看，小旺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开小差的思想、忘本的思想，大成的麻木不仁的思想和银花的旧式家庭妇女的思想，没有正面的思想交锋，不是又汇合在《北国江南》的村子里了吗？
毛泽东同志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看看《李双双》（她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吧！她为了集体利益，决不迁就自己丈夫的旧习气，而采取了斗争的态度。可是银花这个共产党员，对小旺走上逃兵道路的可耻行径，没有一点斗争，没有半点义愤，有的只是叹息和同情。有人可能会说，每个主人公的性格不同嘛，银花是个有温柔性格的人。那么，请看看朝鲜影片《红色宣传员》中的李善子吧！这可真是一个温柔的姑娘，待人接物，细声细语，有人对她个人不礼貌、冤枉她，她还是那么有修养，不动声色。但是，当她碰见同村青年官弼不听规劝，决心逃避农村斗争，到城市去找个人出路时，一个决不迁就决不息事宁人、坚持原则展开斗争的形象，高大地出现在银幕上。她声色俱厉地：“这就是革命（指农村斗争），是缓冲时期的革命！你逃避革命，你还能到哪儿去？……同志，这太肮脏了！太可耻了！是的，你是个二流子！去吧，你讨厌生你、养你的故乡，那就离开它吧！”电光在闪，雷在轰鸣，大地被震动了，官弼也被震动了。
这样一比较，就鉴别出来了。显然，《北国江南》的作者同《李双双》、《红色宣传员》的作者的矛盾观是截然不同的。
影片最后的安排是，小旺转变了。那么，这一场争夺青年的阶级斗争是如何获胜的呢？如果说，银花的眼泪只能使小旺处在矛盾关头的话，小旺的突然转变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董子章这支“神骑”又出来了，他躺在担架上说：“小旺，你大伯差点害了你，钱三泰是反革命……我差点上了他的圈套。”于是，小旺马上开始转变，抡起顶门杠去追反革命了。小旺思想中这一质的飞跃，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斗争和冲突，便完成了。
最后是反革命分子钱三泰这个人物。影片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是：农村中的革命人民，从始至终没有同他斗争过、交锋过。他安然地破坏打井标记，他放心地破坏马厩和羊栏；他按部就班地唆使董子章反对集体直到放毒；他出计叫董子章勾引小旺，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人警觉、没有人发现，当然更没有斗争。而最后这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暴露就擒，完全不是革命人民揭发、斗争的结果，而是董子章良心发现主动揭发的结果。这样，这个最严重的属于阶级敌人复辟活动性质的矛盾，也是不经敌我双方的严重斗争解决了。
从上所述，农村中社会主义力量同这三个人物的各种不同性质矛盾的解决，都不是正面力量与之斗争和较量的结果。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事，这三个矛盾的解决，都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分子（或者如编导者所设想的是富裕中农）董子章的功劳。第一，董子章的转变，是他个人自我清醒的结果；第二，小旺在矛盾关头的转变，也是董子章一句话开了窍（不管大成、明新、凤兰过去也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但都无效）；第三，钱三泰的阶级复辟活动所以被揭发和制止，也是董子章揭发和斗争（董子章还挨了一枪）的结果。
编导者对资本主义分子董子章倾注了深情，既探讨了他的“良心”，又赞扬了他的“理智”。最后，还给了他以解决农村种种矛盾的关键人物的地位。这个人物的设计，不是偶然的。因为编导者既然离开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只能用这个人物来调和和解决矛盾。而有些人只看了一些表象，就相信了那就是“阶级斗争的红线”，甚至还有人赞扬这部影片是描绘北国农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见《光明日报》秦榛文）。但是，对影片的剖析表明，这是用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汇合论歪曲地反映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结果。如果这种论调通过影片反过来又影响了掌握了一部分人，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呢？
党性还是人性由此看影片的文艺观
影片塑造了两个先进人物、共产党员的形象，一个是社长兼支部书记吴大成，另一个是他的妻子银花。有人说，影片刻划了这两个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和“饱满的阶级感情”。的确，影片中有一些刻划大成的劲头和银花的耐心的画面，也把这两个人物放在影片中主要英雄人物的地位。但是，贴上英雄的标签并不就是英雄；劲头和耐心也有各种各样：既有无产阶级的劲头和耐心，也有小资产阶级的劲头和耐心。革命的文艺观应该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先进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这里，在先进人物的身上，是歌颂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还是随便什么的所谓“真实情感”，是问题的核心。而《北国江南》所刻划的英雄人物和共产党员，恰恰是把所谓“真实情感”换掉了阶级情感。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也就是现在文艺界正在进行批判的所谓“真实情感”论，或“人性论”。
我们要剖析银花，不妨也采用分镜头的手法。银花在影片主要出场九次。
第一次出场：忧郁。解放前，大成家门口逃荒者络绎不绝而过，银花很难过：“都这样，有什么办法！”撩起衣角揩眼泪。接着，大成被绑走，银花“心里一阵酸痛，顿时感到眼睛模糊，几乎昏倒了”。在那种沉重的压迫下，有的只是“难过”、“揩眼泪”、“心酸”、“几乎昏倒”这类脆弱的情感。
第二次出场：送礼。解放后，银花从县里治眼病回来，给凤兰、明新、小旺带回了礼物。观众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印象，也不知道这个银花现在是个什么人物。
第三次出场：调和。如前所述，是社员批评董子章损害集体，银花劝解：“算了”。
第四次出场：悲观。刮风天旱，银花难过。接着，在抢救庄稼后回到家里，银花对凤兰说：“我就是这么想，只要能劳动一天，我就劳动一天。”这是党员的志气？还是悲观的余韵？
第五次出场：袒护。明新主张斗争董子章，同小旺争执而闹僵了。银花出来打圆场：“大伯（指董子章）这种人过去也享受惯了”。
第六次出场：狭隘。郑二嫂因大成对她发脾气，赌气回家不上工，银花上门规劝，火爆性子的二嫂越加发火：“我不对！好，你们对！你们一家子都对！……你少叫我！你走开！……你在这儿吧，我离开你！”紧接着，作者写道：“银花一时气血上涌，觉得头昏眼花起来。她难过地呆在屋里好一会儿……她越想越难过，心情沉重极了，她走了两步，感到眼睛很不舒服”，下面就是眼瞎的画面。
第七次出场：贤淑。大成听了张书记的指示后回家，向银花表示要改掉缺点，剧本接着这样描写：“大成上床来挨在她身边，很深情地看着她：‘银花，你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实际影片中看不出银花对大成有多少帮助），你人美，心也美啊！’银花回味着大成的话（影片安排在一个床前明月光的诗情画境里），甜笑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当然，我们决不反对在文艺创作中描述夫妻之情。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的问题。在作者眼里，丈夫称赞妻子“心也美”，妻子“甜笑入梦”，堪称真情交融。但是，人们在整个影片里看不出这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妻子的思想品质的美在哪里？这里只有一个解释，作者不仅把动辄“揩眼泪”、“难过”、“心酸”、“昏倒”以及忧郁、温情、无原则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感情，放在共产党员、先进人物的身上加以颂扬，而且通过支部书记之口，赞美了这种思想之“美”。
第八次出场：温情。凤兰告诉银花关于小旺将要出走的消息，银花始则不信：“真有这个事吗？我就不大相信，小旺是我一手拉扯大的，他怎么会这样呢！”继而又袒护说：“年轻人嘛，心眼活总是难免的”；而当小旺进屋来，银花很疼爱地抚摸着他：“小旺，家里的人都是很疼爱你的，你可千万别要胡思乱想呀！”请看，把一种不分是非的好心和温情描绘得多么淋漓尽致：青年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严重腐蚀，她不信；背后有资本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串通勾引，她不闻不问。
第九次出场：缠绵。小旺回家卷铺盖，决心开小差了。这已经不是想法，而是行动了。银花先是流眼泪，接着很疼爱地抚摸着他，跟着又叫正确地批评小旺是“开小差、怕困难、贪图享受”的明新跟小旺认错来迁就他。而到这一系列温情和迁就都无法留住小旺的时候，银花又伤心落泪，接着，又追出去给开小差的人送亲手缝的新棉衣，终于最后叹息地：“咳，我来晚了！”
银花以上这九次主要出场，完整地构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经常流泪、满腔温情、是非不分的弱女子的形象。顺便说一句，影片和剧本中流泪次数最多的就是“共产党员”银花，我们决不是说共产党员是不流泪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共产党员为开小差的青年流泪送行，这类感情绝不是正常的。
因此，银花的“真实情感”，决不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工人、贫下中农的感情、无产阶级战士的感情，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可是却有人十分欣赏这种感情，而且硬要把它捧成是“饱满的”“坚强的”“阶级感情”（见《北京日报》七月三十一日黄永贞文）。
这里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作者为什么硬要把一个农村中的先进人物、共产党员塑造成一个非无产阶级的柔情泛滥的人呢？
可以作这样的探讨：作者的灵魂深处是不是还有一个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王国。你说银花不是个共产党员吗？但是共产党员也是人，她也有人的痛苦，也经常流泪，也象一般女子一样受不了刺激。总之，也有人的共同感情。这一套观点，显然是为了麻痹革命人民，叫他们不分敌我、不辨是非，跌进人的抽象感情、共性、人性的五里雾中。我们说，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抽象的人的感情。但是，《北国江南》却不去颂扬共产党员的爱憎分明、是非分明的阶级感情，而是着意渲染所谓人的共性、共同的感情。周谷城艺术观的一个核心是：艺术的源泉是情感，是真实情感，并且反对提“阶级情感”。周先生还说，艺术作品“只要它所体现的情感还是人类中可能有的，其感人的作用亦必随着存在，是曰不朽”。
我们不能说，《北国江南》宣扬的非无产阶级的软绵绵柔情，在人类生活中没有。相反地，在中国的社会里，这种感情，还同无产阶级的情感，进行激烈的搏斗。但是，这种以
“真实情感”论和人性论为基础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以及在这种文艺观指导下创作的文艺作品，决不会感动工人、贫下中农以及全世界的一切革命者。在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者看来，它不是“不朽”，而是腐朽的。
影片《北国江南》是由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本首次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同年十一月出版）的《电影剧作》上，而根据剧本摄制的影片是在一九六四年完成的。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这两年，是国际范围和国内范围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两年。同样地，这两年，也是阶级斗争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尖锐搏斗的两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文艺路线、两种文艺观的斗争，反映到文艺的一切领域里，当然也包括电影创作在内。只有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总的背景上，运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事物，才能看清：《北国江南》是反映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其中包括周谷城美学观）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的问世，是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向战斗的无产阶级文艺观发起的一次挑战。 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