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46-2003在线全文文字检索 -> 1966年07月 -> 《文艺报》的两次假批判 [打印本页]登录 -> 注册 -> 回复主题 -> 发表主题


李基凯　吴松亭　杨匡满　侯聚元1966-07-30 00:00
《文艺报》的两次假批判第4版()
专栏： 6park.com
《文艺报》的两次假批判
李基凯　吴松亭　杨匡满　侯聚元
建国十几年来，以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把持着不少文艺机关、文艺团体、文艺刊物，积极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文艺报》就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得力工具，就是他们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谬论的一个制造公司和经销公司，就是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前哨阵地。周扬通过他在《文艺报》的亲信和门徒，把《文艺报》变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杂家”阵地。多年以来，《文艺报》摇着黑旗，紧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纠集了大量牛鬼蛇神，积极鼓动他们出笼，狂热地推行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犯下了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以后，周扬黑帮控制的《文艺报》，改变战术，假批判、真包庇，假革命、真抵制，且战且退，负隅顽抗，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让我们来戳穿一个大阴谋、大骗局！
大连会议——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黑会
人们都还记忆犹新，《文艺报》在一九六四年八、九月合刊上，抛出了《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和编辑部的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长篇材料，大块文章，一搭一档，喧嚣一时。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批判呢？
这是一次虚张声势的假批判。
这是一次瞒天过海的大骗局。
“写中间人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邵荃麟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系统地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座谈会远不只是一个邵荃麟和一个文学主张的问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会，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集会。
大连会议挂的是讨论“创作”的招牌，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周扬是大连会议的魁首，邵荃麟等人则是这次会议的积极组织者。
大连会议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夕开场的。当时我们国内的形势，正如党中央指出的：“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经受了重重考验，克服了种种困难，正在英勇豪迈地胜利前进。一切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同时，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在十分激烈地进行。党中央的这些英明的论断，早已为我国现实生活中铁一般的事实所证明。
可是，以周扬为首的这群反党黑帮，却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大连会议上，他们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样，袒胸露腹，肆无忌惮、齐心合力地把我国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乌七八糟。
他们胡说什么农民的“苦日子”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次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问题已经出来了”。“统购以后，（农民贴）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副对子”，而且颠倒黑白地说：农民的“日子愈过愈困难”。他们感到这样咒骂还不解恨，还咬牙切齿地污蔑说：农民对未来也“没有个盼头”，对党对社会主义“确实有破灭之感！”这是什么人的话？这完全是地主富农的语言，是反革命的语言！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他们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按照他们的解释，也就是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企图挑拨广大人民群众和党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大肆咒骂共产党，疯狂地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胡说党贯彻总路线“是暴发户心理”；胡说大跃进“是刮十二级台风”、“是吃了兴奋剂”；胡说人民公社是“冒进了”、“集体的优越性就好象看不大见了”。他们狂妄地叫嚣：“哪些包产到户、哪些单干，都可以！”公开主张恢复单干，复辟资本主义。
请看，这群反革命黑帮是多么嚣张，多么狠毒，又是多么得意忘形！
就是在这样的反革命的政治基础上，他们最后给文艺规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这就是通过“现实主义深化”，大写“中间人物”，大写反党的“顶风英雄”，大力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因此，他们疯狂地攻击和嘲笑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恶毒地咒骂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他们说：我们所创造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简单，只扣英雄模范事迹，日夜不分，好象得了神经病，……好象吹猪似的，肿大起来，而且刮毛，把缺点都刮掉，洗得很漂亮，猪又胖又光，但不是活猪！”可以看出，这些家伙对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怀着多么刻骨的阶级仇恨！他们对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又害怕到何等程度！为了达到上述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嚣：要“冒死为（自己）这个阶级说话！”也就是要冒死为地富反坏右说话！
会议整整开了半个月。这一伙反党黑帮用尽了人间最狠毒的词句，肆无忌惮地发泄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
主帅登场——周扬是大连会议的罪魁祸首
这群反党黑帮为什么胆敢如此猖狂呢？这就是因为有周扬这个黑帮头子给他们撑腰，给他们打气。这个黑帮头子生怕他的门徒反党反得还不够，在会议进行中间，还亲自赶到会场，向到会的人作了一个长篇“报告”。这个集大成的反党“报告”，“质量”极高。其言词之险恶，容色之张狂，造谣之奇妙，毒性之浓烈，使在座的放毒“专家”们，个个相形见绌。
在这个“报告”中，周扬系统地、露骨地、多方面地兜售了他的反党的政治纲领和文艺纲领。
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模一样，他疯狂地攻击三面红旗，污蔑大跃进是“主观唯心主义”，人民公社“办早了”。狺狺嚎叫了一阵以后，接着他就亮出了“三自一包”的黑货，主张实行单干，大搞“自留地”，大开“自由市场”，彻底复辟资本主义。这个黑帮竟然抬出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来为“三自一包”辩护：“苏联现在自留地比我们还多，我看没什么，有点自留地、自由市场，我看不一定很坏，不要那么害怕。”而且胡说什么“只要包产到户，生产就上升。”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对单干“不要硬去纠，采取硬去纠，一纠生产下降”，而应当采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那一套。他说：“现在看来是要采取竞赛的方式。”周扬说的“竞赛”，就是搞苏联修正主义那一套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依了周扬这一套，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就会重新骑到工农兵群众的头上。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周扬的这一套反革命的如意算盘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周扬在报告中，竟多次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借口文学作品要表现“全党”的“经验”、“全党干部”，用心险恶地阻止作家去歌颂毛主席、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说：“没有党，自发（斗争）也可以写。”就是说，既不要歌颂毛主席，也不要歌颂共产党。看，周扬猖狂到何等地步！
周扬疯狂地攻击我们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他讽刺说：“单是理论不行，也还要拿出货色”。这个腔调和赫鲁晓夫咒骂我们时的腔调完全一样！
周扬竭力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直截了当地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写知识分子是错误的。用工人阶级的观点写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是可以的。工人阶级不应该宗派，不应只写工农，无产阶级文学只写工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周扬这段话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他所谓“只写”云云，是对无产阶级的污蔑和借口，目的是坚决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而他竭力提倡的则是写“甲午战争”、写“皇宫”、写“皇帝”、写资产阶级“科学家”、“教授”、“技术员”、“中小学教员”……，说什么“这些题材都可以写”。
周扬拚命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说：作家“不是一定要写当前的事”，“不要今天提出个政策，去写，明天提出个政策，又去写”，这就是说文艺不要从属于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还无耻地说，这就是作家的“党性”。很清楚，他所说的党性，就是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顽固派的党性，是他的反革命死党的党性。
在这次会上，周扬还特别提倡“暴露”文学、“愤怒”文学。他反对作家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说什么作家“要根据他自己所感受到的、所见到的写，也可能见错了、感错了，但也还要这样。”这就是说，要至死不变地坚持自己的反动观点。因此，他号召作家大写“愤怒的作品”。他说，现在的“作品没有愤怒，要搞个有愤怒的作品。我看过去的作品都是有愤慨的，现在发一点愤怒，也许会有好作品。”周扬这里所说的“愤怒”，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认为只有发泄出这样的“愤怒”，才会写出“好作品”。所以他主张大力揭露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说什么“写得好，比《被开垦的处女地》还生动。”这一切都说明，周扬提倡大写“愤怒”文学，就是要向党向社会主义发愤怒，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文艺变成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
事情非常清楚，大连会议，就是这样一个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会。决不是什么“纯文学”的会议，也决不只是一个邵荃麟的问题。这一伙黑帮，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冷嘲热讽，连笑带骂，巴不得一下子把共产党骂倒，把社会主义搞垮，好让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来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
可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一伙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是犯错误的专家。他们骂得最起劲的时候，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最猖獗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末日到来的时候。
瞒天过海——第一次假批判掩盖了事实真相
一九六二年九月，也就是大连会议收场后的一个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全党全民立即响应号召，擦亮眼睛，对阶级敌人展开尖锐的斗争。周扬及其一伙，慌了手脚，怕暴露了反党面目，连忙夹起尾巴，收敛起反党行迹，把大连反党黑会的真相遮掩起来，又将会议记录全部封锁起来，不让党中央和革命群众知道。他们采取了瞒上欺下的手法，把这个黑会的内幕封闭得严严的。真可谓“天机不可泄漏”。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连续对文化革命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尖锐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主席的指示，有如一声春雷，鼓舞了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同时也震惊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形势对周扬一伙愈来愈不妙了。但周扬狡猾得很，他想方设法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八月，当他听说地方上的党组织要把大连会议上某些人的发言抄录回去时，非常恼火，急急忙忙叫人打电话制止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二月，事情已经过去五个月了，林默涵又指示袁水拍写信指责这件事，可见这群黑帮心里的鬼有多大！）之后，周扬做了一个假检讨。他假惺惺地说什么：“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对下面没有抓紧。”妄图用一纸假检讨掩盖住他的反党罪行。
周扬心怀鬼胎，他做了这一套之后还怕不保险。为了救自己的命，也顾不得同伙了，他就抓了一个邵荃麟当作替死鬼。于是，在周扬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一出蒙蔽党中央、欺骗群众、包庇坏人、保护自己的丑剧——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判就这样开场了。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是由周扬及其后台老板规定范围、制订规格后炮制出来的。他们只准提文学问题，不准涉及一点政治问题，凡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言论，统统秘而不宣。他们只准提邵荃麟的名字，不准提“其他人的名字”；只准公布邵荃麟的材料，不准公布“其他人”的材料，即使是属于文学方面的反动言论，也不准公布。很明显，这里所谓“其他人”，首先就是周扬这个黑帮头子。他们拿出这样的“材料”，就是要欺骗党、欺骗群众，束缚批判者的手脚，谁也别想走出学术讨论的圈子，最后达到保护周扬这个文艺界反党总头目的可耻目的。
《“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周扬及其后台老板亲笔修改定稿的。文章和“材料”一样，也是只批判邵荃麟的一个“文学主张”，竭力回避政治问题。这是和“材料”搭配得相当巧妙的“杰作”。目的很明显，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就是要定下调子，让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按照这个调子来唱。在文章中，《文艺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遵照主子意旨，发挥了弄虚作假的“天才”；周扬更胜一筹，文章中凡是有可能露马脚的词句，他都给一一剔去，哪怕是稍稍接近政治问题的一句话也不放过。
现在十分清楚，一九六四年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是周扬们卑鄙地制造出来的一个大骗局！这次批判，丢掉了一个黑帮爪牙邵荃麟，保存了一个黑帮头子周扬。而对邵荃麟本身的批判，也是假的。
以攻为守——企图在第二次假批判中溜之大吉
事隔两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文艺报》又突然吵吵嚷嚷地重新发起了对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批判”。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又是一个新的大骗局，大阴谋！
事起有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捣毁“三家村”黑店斗争的序幕。《解放军报》转载时，加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帮迟迟按兵不动，不让《文艺报》及其他刊物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处心积虑地抵制由党中央、毛主席发起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一九六六年二月，他们看到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一天天深入，再“不管”已经不行了，就要自身难保了。于是，周扬及其一伙又挖空心思，想出了新的花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其中包括要《文艺报》重新发起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把邵荃麟这个“死老虎”拖出来重新打一顿。他们企图用这种手段来转移目标，扰乱批判《海瑞罢官》的阵线，再次掩盖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掩盖自己组织
“海瑞戏”向党进攻的罪行，同时也好让“三家村”的掌柜、伙计和大老板在混战中溜之大吉。
于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周扬、林默涵等一群黑帮又通过《文艺报》，第二次着手策划“写中间人物”假批判。
二月八日，林默涵急急忙忙指示说：《文艺报》要订出“一个文学战线上的作战计划”，并暗示说：“不能光跟报纸跑”。这就是说，不要跟着一起去批判《海瑞罢官》，而应该“重新提出‘写中间人物’问题”。这个阴谋经过他们密谋之后，首先在《文艺报》一九六六年思想批判计划中实现了。这个直到今年二月份才制订出来的计划，公开宣称“要提出在文学战线上的主攻方向”。说什么今年的“主攻方向是：以‘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为主要对象”，而“‘写中间人物’的实质”，据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小人物”；所谓“现实主义深化”，据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计划中明确规定，一定要把这次批判“引导到对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的方向上去，且要抱住这个“主攻方向”“通盘部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他们明目张胆地说，要把大毒草《海瑞罢官》放在批判的“主攻方向以外的几个主要题目”上去考虑，并且提出下一个步骤：“对《海瑞罢官》、《谢瑶环》等的批判再深入展开后，想着重在”“历史剧的古为今用”的问题上“参加斗争”。
很明显，这个反革命计划，企图把所有的批判都引到“纯学术”的道路上去，以此公开反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想丢车保帅、混水摸鱼，保护周扬一伙蒙混过关。
“方针”既定，林默涵一伙就“通盘部署”、“坚持不懈”地干起来了。他们搞了一大堆批判“小人物”和“现实主义”的选题，搞出了“重新发难”的文章。
这第二出假批判的丑剧，在《文艺报》四月号上，以《“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为题，粉墨登场了。他们也提到大连会议，可是既不公布这个黑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材料，又不准文章的作者在文章中引用这些材料。他们一再的删削文章中引用的政治言论，一再的把文章中政治批判尖锐的地方修改、磨平。原文中本来有这样一段话：“这股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新的历史特点：是它多半都在党内找到了代言人，而且不少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往往是以贯彻党的方针指示的面貌出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路线进行传播和推广的。因此它就更加迷惑人，危害就更大，这是阶级斗争深入的一种表现。”这段话刺到了这群资产阶级黑帮的痛处，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这段话，最后就抡起板斧把这段话砍掉了。文章经过四次修改，政治言论删削得差不多了，政治批判也不尖锐了，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在《文艺报》上发表出来。
尤其恶毒的是，在这篇文章前面还加了一个欺骗性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中满纸都是“文学主张”，什么邵荃麟“却要文学创作”如何如何，什么“他的文学主张”如何如何，什么“如果依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又会如何如何，等等，不一而足，可就是只字不提邵荃麟和“其他人”政治上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煞费了苦心，用尽了心思！
陷入重围——周扬黑帮反革命阴谋大暴露
这些阴谋家、野心家就是这样阴险，这样狡诈，这样毒辣！他们企图通过以上这些阴谋诡计，再搞一次如同一九六四年那样“声势浩大”的“纯学术批判”，既掩盖了大连会议的黑幕，又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吸引过来。他们异想天开，不仅要保住文艺黑帮总头目周扬，还要把“三家村”的
“将”“帅”“车”“马”们，从工农兵群众的重重包围中解救出来，立一奇功，以便将来“加官晋爵”。
周扬一伙这次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美梦完全破灭了！正当他们策划新的骗局、新的阴谋时，他们的黑手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他们的假面具被戳穿了，他们的黑幕被揭开了，他们陷入了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重重围剿之中，再也溜不走、滑不掉，他们的末日到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作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周扬这个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艺的头号敌人，挂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家”的头衔，长期窃踞着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一直在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为非作歹，弄虚作假，干尽坏事，来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大连会议和“写中间人物”假批判，就是其中之一。周扬利用职权，招降纳叛，纠集了大量的牛鬼蛇神，组成他们反革命的阶级队伍。他们长期控制着文艺机关和文艺刊物，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阳奉阴违，篡改抵制，推行一整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周扬黑帮一步步地要把他们所控制的文艺机关，变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把他们所控制的文艺刊物，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周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彻底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的反革命面目。
今天，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已经揭开了，周扬这个黑线“祖师爷”已经揪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继续揭发周扬黑帮的种种罪行。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和文艺黑帮统统打倒！一定能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