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歇根州，黑人占該州人口的15%，但卻占被診斷患有COVID-19的人口的35%。這意味著密歇根州黑人感染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可能性比他們在該州的比例高出133%。由於密歇根州的死亡率徘徊在4%附近，與COVID-19相關的死亡人數中黑人的比例也過高，占全州死亡人數的40%。相比之下，白人占被診斷患有COVID-19的人的25%，占死亡人數的26%。白人占全州人口的75%以上。

在伊利諾伊州，黑人約占該州的16%，但30%的人被診斷患有COVID-19。在芝加哥，70%的人死於冠狀病毒。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和紐約州表現出相同的模式，差距稍小。在下麵顯示的四個州中，黑人感染冠狀病毒的可能性比他們在該州所占的百分比高出74%。隨著病毒傳播到新的地區，這種差异可能會繼續存在。冠狀病毒甚至還沒有對美國農村造成嚴重的打擊，許多縣甚至連一張病床都沒有。

布魯金斯浮水印
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約占該州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卻占19人死亡人數的70%。這些死亡大多集中在新奧爾良地區。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縣的黑人約占45%的診斷和70%以上的死亡與COVID-19有關。像退休警官萊納德·威爾斯這樣的黑人正在以很高的速度死亡。威爾斯是20世紀70年代初密爾沃基第一個綜合警詧招募班的一員，之後在孟菲斯大學（我的母校）教授刑事司法課程。著名的馬里蘭大學教授和藝術家大衛·德裏斯克爾也死於與COVID-19相關的併發症。德裏斯克爾的名字赫然矗立在校園中心附近的一個藝術博物館裏。

一些人推測，先前存在的健康狀況導致了COVID-19的種族差异。在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的簡報會上，自1984年以來，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博士說：“非洲裔美國人的健康狀況一直存在差异……[冠狀病毒]照亮了人們對這一點的不可接受性，因為，當你遇到某種情况時像冠狀病毒一樣，他們遭受的痛苦不成比例。我們將克服冠狀病毒，但仍將存在健康差距，我們確實需要在非裔美國人社區解决這一問題。”

我認為，影響先前存在狀況和健康差异的結構性條件是該流行病的主要罪魁禍首，該流行病正肆虐美國各地的黑人社區。10年前，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健康政策研究學者。我對肥胖和體育活動進行了研究，發現健康結果不僅與地方有關，還與種族有關，更具體地說，社區的種族構成。

造成種族健康差异的結構性條件是什麼？

與白人相比，黑人更可能居住在缺乏健康食品、綠地、娛樂設施、照明和安全的社區。這些次級社區植根於紅色線的歷史遺產。此外，黑人更可能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地區，進一步新增了他們與其他人的潜在聯系。它們約占所有公共交通用戶的四分之一。黑人也不太可能獲得公平的醫療保健，這意味著醫院離得更遠，藥店也不達標，導致更多的時間等待緊急處方。囙此，黑人社區的健康問題並不是因為黑人不照顧自己，而是因為他們的社區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在工作方面，黑人更有可能成為新的COVID-19“基本”勞動力的一部分。黑人占公共汽車司機的近30%，占所有食品服務工人、門衛、收銀員和存貨員的近20%。在像COVID-19這樣的高傳染性流行病中，黑人工人及其家庭暴露過度。在這方面，在檢疫期間呆在家裡是一種特權。讓這些可怕的統計數字更人性化的是像傑森·哈格羅夫（Jason Hargrove）這樣的人，他是底特律的一名公交車司機，他發佈了一段病毒視頻，稱一名乘客在公車上不捂嘴反復咳嗽，還有27歲的萊拉尼·喬丹（Leilani Jordan），馬里蘭州拉戈的一名雜貨店工作人員，他想確保人們有隔離的必需品。兩人都死於冠狀病毒。
還有一個重要的交叉層面，突出了種族和性別的綜合影響。與更廣泛的健康差异相似，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容易死於COVID-19。但是，女性主要從事服務性工作。他們也更有可能在家裡做護理和家務。

氣候也給黑人社區帶來了挑戰。以黑人為主的社區更容易受到污染和毒素的影響。我們只需要看看弗林特到底特律的走廊，那裡的孩子和家庭都被過度曝光。許多人患上了軍團病和其他極端的健康併發症。然而，這些有害的健康後果不僅僅存在於弗林特。在巴爾的摩（黑人人口超過60%），兒童的鉛含量是建議的兩倍多。鉛暴露不僅會導致身體健康問題，還會損害認知發展、理性決策和學業考試成績。美國每年支付約150億美元處理鉛中毒案件。想像一下，如果像巴爾的摩和弗林特這樣的地方不存在鉛污染問題，這些資金可以用來改善學校、社區基礎設施和衛生資源。

當然，刑事定罪在種族健康差异中也起著作用。黑人男子報告說，他們因穿戴個人防護裝備被警詧攔在商店裏。雖然面具應該是健康預防的訊號，但如果一個人是黑人，特別是如果他是男性，它就意味著潜在的犯罪行為。巴爾的摩一名警官在一個公共住宅區巡邏時被記錄在案，他公然向黑人居民咳嗽，目前正在接受調查。

巴爾的摩警詧局長，邁克爾哈里森。巴爾的摩警察局的300多名警員和文職人員已經被隔離。囙此，鉛中毒和醫療服務不完善的社區與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這樣的人遭受警詧背部傷害並最終死亡的社區是一樣的。囙此，COVID-19期間的過度固結可能導致一些黑人不太可能使用PPE。
除了結構條件外，微觀層面的因素還形成了種族健康差异，包括醫療中的種族偏見和感知到的疼痛耐受中的種族移情差异。在醫患互動中，黑人患者大多是被交談而不是被傾聽。這些經驗以及法國醫生的評論說，應該在貧窮的非洲人身上試驗潜在的COVID-19疫苗（類似於愛滋病藥物在妓女身上的試驗），恢復了人們對醫療不信任的集體記憶，並進一步加劇了種族健康差距。美國和歐洲國家有著漫長而狂熱的殖民遺產，他們把黑體當作科學和醫學的豚鼠，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和亨麗埃塔遺留下來的缺乏HeLa細胞的問題浮現在腦海中。

總的來說，這些結構狀況和微觀層面的結果等同於一個災難的處方，其後果是黑人暴露、診斷和死於冠狀病毒。現在，我們不得不問，在地球上最富有的國家，這是如何發生的。這種不平等怎麼會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好吧，種族不平等是美國建國的秘訣。鄰里資源和醫療體系的不平等正是這種做法的表現。而且，當像COVID-19這樣的危機發生時，不平等現象會加劇而不是减少。顯然，這是“我們為不平等付出的代價”，正如美國大學社會學教授、前健康、風險和社會中心主任金布蘭肯希普所說。現在是美國實施立法的時候了，以便在這場流行病結束之前和為時已晚之前縮小健康差距中的種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