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权外交”，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和霸权主义需要，奉行的以“人权”作为建立和发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外交政策。“人权外交”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其实质就是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美国政府年年抛出针对他国的人权报告，大肆鼓吹自己在全球“推进民主和人权”。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横加指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世界各地出现了人权倒退现象”。善于搞“人权外交”的美国“双标”严重，从美国高级别官员口中说出类似的话语，对整个世界而言，似乎也并不陌生。而在国际问题观察家看来，近些年，每当美国自身国际形象不好、人权纪录极差时，就会变本加厉猛打“人权外交牌”。而美国搞“人权外交”的行径也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有力回击。
驴象两党都打“人权外交牌”
“人权外交”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传统保留节目”，早期的雏形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那些大力推崇民族自决和民主制度的原则，也是美国首次以“道德优越者”的身份向世界彰显其对人类秩序的主张。
而美国让“人权外交”大行其道还是在冷战时期。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严重的内外困境：在国内，“水门”事件、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引发民众普遍不满；在国外，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失败，苏联充分利用美国所处内外困境，从两极对峙态势由守转攻。在这种背景下，1977年1月，卡特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美国国务院还新设人权和人道事务协调员的职位，后升格为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同年，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份人权报告。次年12月，卡特又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周年大会上再次讲道，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与其他国家保持何种关系的一个因素”。事实上，美国“人权外交”的源头，是试图利用国际社会和美国内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各派政治力量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以扭转当时处于低位的国际形象。那一时期的美国人权外交对象不光是针对苏联，还包括菲律宾、洪都拉斯、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国。
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决策层更是认为：“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因为它是美国自我概念的中心……人权不是某种被加到我们外交政策上的东西，而是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在全世界维持和促进自由……”至此可以看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把“人权外交”当成必打的牌。
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都以“人权卫士”自居，长期打着人权的幌子在国际社会横行霸道，找各种借口通过发动地区战争、“颜色革命”等形式干涉别国内政，扶植亲美力量，进而实现美国的政治目的。
2018年，特朗普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在偏见”，“无法有效保护人权”等理由“退群”。等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又开始“谦卑地请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其重返”。今年2月24日，美国国务院在题为《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声明中提到，“美国未来将开展‘人权外交’，并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盟友共同促进人权”。拜登政府还大肆宣扬“美国致力于实现一个人权受到保护、维权人士受到赞许、践踏人权者受到追究的世界”，殊不知细观美国历史及当前的“人权外交”行径，美方的宣传口径越是冠冕堂皇，越发凸显其自私与逐利的本质。
一条勾结内外的“产业链”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人权外交”在有政府财力支持、政客极力鼓吹的背景下，已形成一个系统完善的“产业链条”，各家机构互有分工，各司其职又相互串联。以对付中国为例，首先要提的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这家2000年10月成立的独立委员会由两党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组成，每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涉及中国人权状况及法治发展的年度报告，经费由美国国会拨款。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当时由CECC主席、众议员史密斯，联席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参议员汤姆·科顿等人提出。今年初，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再次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对我进行无端指责，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制裁。对美方的所谓“人权法案”，中方都做出措辞强硬的回应。去年7月，中方决定对CECC以及卢比奥、史密斯等人实施相应制裁。
“产业链条”上还有1998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该委员会8名委员分别由美国总统及联邦参议院、众议院领袖任命。2020年，该机构发布的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越南、埃及、古巴等29个国家列入所谓“特别关注国”和“特别观察国”名单。今年4月，USCIRF还建议美国不参加北京冬奥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个所谓委员会一贯对中国充满政治偏见，年复一年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宗教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其谬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引起广大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今年3月，中方已宣布对这个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实施制裁。”在美国，还有一个曾强烈反对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构——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其前身是国会人权小组，该委员会创办人兰托斯议员曾投票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美国，更老牌名声也更坏的还有1983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曾这样描述类似NED这样的由美国国家预算资助的机构——它们渗透到世界各地，以各种发展民主、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计划为幌子，试图影响一些国家的民众，并将他们纳入美国的轨道。
美国还勾结盟国成立人权问题组织或论坛。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总部设在华盛顿，由加拿大政府出资，从2009年开始在加拿大军港哈利法克斯举办年度论坛。中国问题一直是该论坛讨论的重点。去年，该论坛以《中国与民主：最伟大的博弈》为题，讨论“中国日益敌对的外交政策”。近日，该论坛的组织者计划将“麦凯恩奖”颁发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因受到来自加拿大政府的压力而作罢。
在美国对中国推行“人权外交”的过程中，不仅有“逢中必反”的政客，还有所谓的“华裔精英”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就是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意识形态战”和“人权战”的始作俑者之一。
污点众多，美无权教导别国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并没有在对华“人权外交”上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地制造“新疆人权问题”“香港人权问题”。与特朗普的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相比，拜登政府在“人权外交”问题上更强调打“盟友牌”。早在2020年竞选时，拜登就提出举办全球“民主国家峰会”，还要组建“民主十国”。拜登还多次强调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并提出欧盟应当成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左膀右臂。
拜登政府的做法让在中国有巨大商业利益的美国商界忧心不已。3月31日，波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通过视频在参加美国商会航空业峰会时呼吁，美国政府应将人权问题与中美贸易关系分开，避免令波音失去在华生意机会，令对手空客公司坐收渔利。卡尔霍恩表示，波音“无法承受被踢出中国市场”。他敦促拜登政府“继续鼓励在这（美中）两个经济巨人之间营造自由的贸易环境”。
反观美国国内，“人权灾难”层出不穷。2018年6月18日，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还在批评美国在边境地区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强制分离的做法。美国自身践踏人权的一个又一个事实摆在世人面前，成为戳穿其自我标榜“人权卫士”谎言的最好证据。就连美西方扶持的“人权观察”组织都在最新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指责“美国对内、对外都在人权方面大开倒车”，特别是美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方式，以及对少数族裔权利的保护不力。报告称，“美国在2020年显露出重大的人权缺失”，并重点谈及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杀事件在全美引发的抗议浪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19日报道，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近日在社交媒体嘲讽说：“最近几天，美国总统、西方政治家和一系列文化活动家发表了担忧我国遵守人权情况的声明。这些人可能很忙，也许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就阿桑奇和斯诺登的情况发表声明。”他还特意强调说，阿桑奇和斯诺登的行为是为了全世界公民的利益——公布信息并捍卫人权。俄政治学家列昂尼德·萨维称，“美国人所谓关心俄罗斯等国的人权，是因为他们把干涉他国内政当成一种工具。”他认为，美国正在利用人权对每个国家分别采取行动，试图寻找“敏感点”，对于美国而言，保护人权绝非关心人文主义，而是政治施压的手段。俄人民友谊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尤里·波奇塔表示：“美国指责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存在人权问题，是因为俄中等国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支持国际安全措施。美国自身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许多问题，在此问题上美国无权教导别国。”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志鹏近日也撰文称，中美之间的人权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伦理立场已发生改变，不再是以往美国单方面咄咄逼人的境况，而是进入彼此强势对垒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