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共百年之际摆在世界面前的一道难题。作为邻邦日本，究竟是如何评价这一百年大党的？日前，特约记者刘海鸣在东京专访了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姬田光义。
姬田光义出生于1937年，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作为在战后最早来中国了解这场战争、研究这场战争的学者，姬田光义不仅成为日本 “三光”政策的揭露者，而且对中共和中国有着历史纵深的认识。
以下为访谈实录。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以“抚顺奇迹继承会”代表姬田光义（前排左二）为团长的“重生的大地”合唱团在“七七事变”78周年纪念集会上演唱。（新华社）
问：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党，中共的百年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而中共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也有着重大的历史影响，作为日本学者，你如何评价中共这一百年?
姬田：
中共这一百年，我个人的看法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就是伟大。分析中共，不能不考虑中共建党之前中国所处的环境和状态。而这种环境和状态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到是非常恶劣的。从鸦片战争清朝败北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就在不断的加深。外部，面临的是西方列强的瓜分，而内部则是面临着国内统治阶级中的保守和既得利益集团不思进取扼杀国家向前发展动力的困难状况。 6park.com

可以看到，在中共出现之前，中国是存在进步阶层的。可以看到他们为中国救亡图存所做的努力。比如，清朝时期的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中的开明派，他们分别主导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预备立宪。而农民阶级则是发动了中国在王朝时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另外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但你能看到，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中国面临被瓜分、继续沉沦的黑暗状态。
中共的出现，可以说一开始就背负了前面中国进步阶层所做的努力失败后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中共通过革命战争、对外反侵略战争、以及建政后的摸索成为现代执政党的一系列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让中国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状态最终成为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国家，并且依然让人对其未来的发展抱有无限期待。因此，中共这一百年，确实配得上伟大这两个字。
问：在中共早期的创始人中，有不少人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比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这些中共创党先驱的日本经历又如何影响了中共？
姬田：
确实，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特别是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中，有留学日本经历的人不少。这些人对中共的政策，特别是中共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众所周知，中共领导了五四运动，而这一时期，中共有着日本经历的高层最大的感受就是遭到了背叛。因为早期的中共先驱者们是抱着对日本的无比羡慕，并希望从日本强大之中找到能使得中国走向强大方法的心态来到日本留学的。而日本当时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也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特别是日本的老师们将日本如何强大的理念也毫无保留的教给了包括留日中共先驱在内的中国留学生。
问题在于一战结束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而这些曾经抱持着羡慕日本心态的中共先驱们感受到了日本的背叛。因此在五四运动中，中共创始人们无不对日本表现出了愤怒的一面。
问：所以中共早期对于日本的印象注定不会好？ 6park.com

姬田：
这一点恰恰相反，即使在创党初期感受到了日本的背叛，中共先驱依然对日本的诸多领域抱有好感，依然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日本并且和日本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复兴。而这也被证明了是中共先驱者们的应该被历史铭记的政治智慧。
这一点在抗战结束后，中共和国民党同时遣返日本侨民和战俘中就能看出区别。中共制定的政策创造了国际人道主义的奇迹。1946年，中共在葫芦岛遣返了其控制区内的超过百万人的日本侨民和战俘，而这百万人在中共及其领导的民众的照顾下无一人死亡，这百万人日后感恩中国，成为了日本与中国友好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后，新中国面临西方封锁，但日本民间与中共政权进行了频繁友好交流，甚至为当时的中国送来了非常亟需的战略物资。
这种局面的出现，无不与中共内部一大批有留日经历先驱者的政治智慧有关。比如周恩来，在成为国务院总理后不遗余力的推动中日民间往来，最终在历史时机到来之时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如行云流水般地得以实现。有着留日经历的中共先驱的政治前瞻力和为之所铺路的努力功不可没。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姬田光义接受记者采访，详谈了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特约记者摄 ）
而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效的利用了日本大举攻击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时机，不断地发展壮大自身，同时，更是建立了有效的民族统一战线，使得中共在中国民众心中的政治地位急剧抬升，成为了团结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的主导性政治力量，这也是让中共很快打败当时的国民政府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 6park.com

问：那么，你如何评价夺取、建立政权之后的中国共产党？
姬田：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开展了很多带有试验性质的社会实践，而这些社会实践其实主要分为两块，一个是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就是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前者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灾难，而后者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强国。
但不管是失败的社会试验，还是成功的社会试验，都能看到中共在成为执政党之后一直在摸索中国实现复兴的道路。毛泽东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思路使得中共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偏离了航向，而中共本身也深受其害，这直接导致出现了林彪、江青等政治集团，这些政治集团差一点就窃取了整个中共的“革命成果”。
而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共又一场大型的社会试验，这场社会试验仍然在进行中，会将中国带向何方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但在从中共在建党百年节点上向外界释放的信息来看，这个党依然对自己的道路相当有自信，并且正在运用比以往更多更复杂的方式重新塑造中国，以期重现历史上的辉煌。
问：2012年上台前，外界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是“年轻版的邓小平”，而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更像毛泽东。你怎么评价习近平以及他对中国的改变？日前中国官方媒体刊发两篇署名“宣言”的文章，分别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你怎么看中国与社会主义的互相作用与塑造？习近平以及他带领的中共和中国，能否最终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这对于资本主义的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姬田：
作为历史学者，评价一个人物是需要谨慎的。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我注意到目前舆论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有很多看法，但是，很多时候，历史是从更大的维度来进行观察，所以，以目前的历史进程对习近平和他对中国的改变做出任何评价都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其创建了一套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实践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过去人们提起社会主义，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印象是苏联式的，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简单枯燥的社会模式，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创建了一个更多元更精彩更复杂的社会模式。
至于习近平和他带领的中国能否扛起社会主义大旗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考虑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依然是从刻板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思考方式出发，历史会不会简单重复，会不会按照统一模式发展，中国会不会重复苏联的历史，这样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显然过于天真，也许中共的执政理念中的一句话——“与时俱进”就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
而对于日本来说，日本有日本的历史传承，日本会在自身历史传承的基础上继续走日本的路。日本面临很多课题，对待中共治下的中国也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百年中共对于日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还需要等待历史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