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当天，杜聿明又回了一趟功德林，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杜聿明，著名抗战将领，曾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日军号称“刚军”的第五师团，历任国民党军装甲兵团团长、第五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昆明防守总司令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国军阵营的一员猛将，出了名的“顽固”，记得有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中有这样的桥段：

济南战役期间，杜聿明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时，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好，连连回答：“是！是！按校长指示办。"

一旁的参谋官提醒他：“此时援救济南，对王耀武而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部而言则是钻进共军的口袋阵”，又说：“如果前线与南京的电话专线断了，国军才可能打胜仗。"

杜聿明严肃而无奈地说：“校长的命令还得听。"

杜聿明，恐怕是蒋校长最听话的学生。



直到解放战争后期，眼看国民党已日薄西山，大势已去，尽管杜聿明此时身患重病，却仍旧“忠心耿耿”，指挥着80万部队在横跨苏鲁皖三省的广阔战场上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兵团大决战。

一直打到自己的队伍溃不成军，当解放军战士冲上来时，他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已的太阳穴准备“报国成仁”，他的副官冲上前去将枪夺下，他又捡起一块石头将自己的头击得血流如注，最终他还是被解放军救活，成了一名人民的战俘。

刚进战犯管理所，他被同伴称为最不能改造的“花岗石脑袋”，但就是这样一个人，通过战犯管理所10年的教育与改造，彻底“脱胎换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这与他在战俘管理所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是分不开的。

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疾后，人民政府用小汽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治疗；

为了医治他的重疾，人民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奔赴港澳，为他购买国内奇缺的贵重药品；

为了使他的虛弱的身体得到尽快恢复，管理所特意为他开了“小灶”，虽然当时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但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能经常吃到红烧鱼、炖鸡等高蛋白食物，每天还喝一磅牛奶，这样的食谱，甚至超过了他当“剿总”时的伙食标准。

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关心治疗下，杜聿明连治带养，竟将自己多年的身体宿疾调治好了。



作为一名战犯，他事先想的更多的是接受惩罚，但是国家对待他们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思想上、生活上处处关怀备至，这是原先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在管理所的安排下，为人民立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等先后前去看看望他，更重要的是，他与在台北的妻子曹志清取得了联络。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担任缝纫组组长，自己动手为他人做冬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又主动带领大家做了上百把拖把，受到了表扬，这让他的思想得到了锻炼和改造，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花岗岩脑袋”变成了人民的小学生。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与另外32人被宣布第一批特赦战犯，获得了自由，此时距离他到战犯管理所得时间整整10年。

首批特赦的33名战犯，住在北京京崇内旅馆听候安排。

当天下午，他们乘大轿车直驶中南海西花厅，受到了宴请。

当时的气氛十分融洽，杜聿明很惭愧地对周公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负老师的期望。”

周公回答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说罢，两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杜聿明又向陈老总作检讨：“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肯见，是顽固透顶，罪加一等。”

陈老总摆摆手，笑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嘛！”

……



回到崇内旅馆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自己花钱制作了一块“感恩匾”，亲自抬到功德林。

这个意外的举动，让管理所感到很突然，急忙请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答复说：“他们的到来，说明了对我们党很有感情。现在人家都已经是公民了，这次到来是朋友之间的会见，应该请他们留下，还要好好款待款待！”

事后，管理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杜聿明声称自己是“回娘家”，向功德林尚未特赦的同学传达了当天接见的盛况。

会开得很生动，有声有色，管教者与被管教者都很激动。
特赦后，杜聿明不仅和自己的妻子团聚，而且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后于1981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