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施琅绝不是汉奸 郑成功之子要搞台独 6park.com
作者  施宣圆|发布：2017-03-29 22:25:09    更新：2017-03-29 22:25:09 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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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正当施琅研究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有人说，施琅是“海盗”。于是，我查阅了许多有关施琅的历史文献。明崇祯十年，17岁的施琅加入郑芝龙军，任千夫长。在此之前，一直在家乡“习武”、“学文”。千夫长是小头头，也就是说施琅当了郑芝龙手下的一名小军官。 6park.com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明天启元年（1621）诞生于福建省晋江县南浔乡（今衙口村）。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奉命率军进征台湾郑氏政权，收复台湾，从此台湾成为大清版图的一部分；后康熙皇帝认为台湾是“弹丸之地”，准备“弃其地”，又是施琅上疏力谏，终于保住了台湾，使台湾永远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市多次举行有关施琅的学术研讨会，先后出版了一些施琅的论文集和其他著作，充分肯定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但是，也许是由于“历史的偏见”流毒深远，学术界至今对施琅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
前几年，正当施琅研究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有人说，施琅是“海盗”。听了这一说法，我不禁愕然，施琅当过海盗吗？于是，我查阅了许多有关施琅的历史文献。明崇祯十年（1637），17岁的施琅加入郑芝龙军，任千夫长。在此之前，一直在家乡“习武”、“学文”。千夫长是小头头，也就是说施琅当了郑芝龙手下的一名小军官。
其时郑芝龙已接受明朝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是明朝的一名参将，后来又当上明朝的总兵，负责福建海防，先后剿灭横行海上多年的海盗李魁奇、刘香老，还打败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纵行海上。施琅“貌魁梧，膂力绝人”，作为郑芝龙手下的一名小头目，自然也参加了一些征剿海盗的海上战斗。不过，崇祯十三年（1640）施琅就辞去千夫长之职返乡了，在郑芝龙军队中只有3年时间。据李光地记载，施琅说自己在年轻时“作贼”。李是泉州府安溪县人，和施琅是大同乡，也说闽南话，“作贼”，就是当过海盗。那时已是大清时候了，而且李光地和施琅都是朝中大臣，施琅说自己“作贼”，也许是对自己年轻时，当过海盗的一种嘲讽。
其实，如果说“贼”，郑芝龙是大贼、大海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如何评价郑芝龙的海盗集团？现在也有新的说法，说他是一个海商集团，垄断闽广海洋贸易，商行遍布日本及南洋，富可敌国；据说拥有海船万艘，巨舰3000，堪称“世界船王”，对发展海上贸易，促进福建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施琅从17岁至20岁跟着郑芝龙当过3年的“海盗”，不管这个“海盗”属于什么性质，这与他后来平定台湾、保住台湾、开发台湾的功绩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施琅是“叛将”。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崇祯十六年（1643），在家3年的施琅到离家不远的安平（今安海）投奔郑芝龙的心腹部将施福，再度加盟郑军，施琅奉命讨伐泉漳一带“山寇”，因有战功，被提为游击。次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明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年号弘光，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擢任施琅为副总兵。
清顺治二年（1645），黄道周和郑芝龙等拥立朱聿键为帝，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旋封平国公，又封部将施福为武毅伯，提升施琅为佥都督，担任左先锋。时施琅随黄道周北上抗清。次年，郑芝龙率部降清，施琅随郑归清，旋同降清的施福进征广东。十二月，郑芝龙子郑成功在浯州（今金门岛）起兵反清。顺治六年（1649），施琅在潮州遭李成栋部将郝尚久陷害，被困饶平，后突围而出，招集余部，得800健卒，驻扎黄岗。时郑成功奉永历皇帝为正朔，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举起反清复明大旗。郑成功至黄岗邀施琅入伙，施琅遂率部加入郑军。施琅又一次投靠明朝。郑成功对施琅颇为器重，凡军机大事均与他商议；施琅对郑亦尽心效力，战功赫赫。
顺治八年（1651），这是施琅一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四月，施琅与郑成功反目，投奔了清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施琅有一亲兵叫曾德，因犯法逃匿至郑成功处，郑包庇了他并提拔其为亲随。施琅不满，派人捉回曾德。郑闻讯驰令勿杀，施琅却将曾杀了。施、郑矛盾破裂。之后，郑下令拘捕施琅和他的父亲施大宣和弟弟施显。施琅在部下苏茂等人帮助下，逃至安平施福处，并希望通过施福等人疏通和调解他与郑成功的关系。郑成功不仅拒绝接受调解，还派人潜入安平行剌施琅。由于施琅事先有所准备，行剌未遂。但是，郑成功却杀了施琅的弟弟施显和父亲施大宣。此时的施琅对郑成功彻底绝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投奔清军。
如果说，施琅第一次归顺清朝是跟着他的统帅郑芝龙一起去的，算是顺大流“入伙”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却是自觉自愿的，与其束手被擒，坐以待毙，不如投奔大清，弃暗投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郑、施在“曾德事件”前双方已存在矛盾。他们以往的是非恩怨，我们暂且不说。现在就“曾德事件”分析：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郑成功，郑如此处理问题确实太粗暴、太霸道、太简单。
曾德是犯法的，施琅杀曾德对不对？但是，作为主帅，郑成功不该因为施琅杀了曾德，就下令拘捕施琅和他的父亲、弟弟；更不该在事情未弄清楚的时候，就随意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因此，倘若施琅不迅速离开厦门逃至安平，势必为郑所擒，必死无疑。我以为，施琅当机立断，离开郑成功是正确的行动。施琅弃明投清，有什么好指责的？总之，“曾德事件”的发生引发了施琅背叛郑成功，施琅的“叛将”名称由此而来。但是，施琅背叛郑成功是被郑逼出来的，是不得己的一种选择。这，郑成功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一次关于郑成功的学术研讨会上谈论“曾德事件”的时候，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把责任推给施琅，说施不该杀曾德，不该逃离郑成功。因为郑是主子，施是奴才。封建时代，奴才对主子要绝对地忠诚，不可有丝毫的“异端”，主子要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听其任意摆布。这也难怪，以往学术界只研究郑成功，施琅一直被冷落在一边，而郑成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背叛民族英雄的人当然是“叛将”了。然而，指出郑成功对待施琅的过失，仍然无损于郑成功民族英雄的称号。
有人说施琅是“汉奸”。对这个问题应历史地看。施琅是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明朝，是朱氏汉族人建立起来的政权；清朝，是爱新觉罗满族人建立起来的王朝。中国历来以汉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为正统，而视少数民族（如满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为非正统。似乎中国是汉族人的中国，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人，更不能做中国的皇帝。这种“汉族正统观”、“大汉族主义”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扬弃。
因为，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汉族人可以统治中国，少数民族同样也可以统治中国。所以，施琅投奔清朝，何罪之有？更不能目之为汉奸！何况，施琅投奔清朝之时，清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明朝已经灭亡，南明小王朝危在旦夕，郑成功的所谓“反清复明”只是一厢情愿，无回天之术了。
历史上，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并不止满族，比如，元朝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建立的，他们是蒙古族。元初，有许多原来是宋朝的官员归顺元朝，更有许多大臣是汉人。为什么不说他们是“汉奸”？我想，这与清末民初的“排满”运动有关。
19世纪末，清政府腐败没落，卖国求荣，革命志士为了推翻它，将其视为“异族”，发出“反满”、“排满”的号召。孙中山的“驱逐靼虏，恢复中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都有强烈的“反满”、“排满”情绪，他们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满”、“排满”浪潮，这是一种民族意识，对于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集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留下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章开沅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和历届政府虽然宣布‘五族共和’，但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及负面效应，并未随着‘排满’口号的消失而绝于神州大地。且不说既往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的种种失误，即以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涉及晚清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论著而言，也或隐或现地流露出形形式式大汉族主义的偏执观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虽然有鉴于此并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由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年深日久，也很难说是已经完全肃清其影响。甚至在当前有关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宣传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时也隐隐约约出现其踪迹。”确实，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流毒甚深甚广，甚至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历史图书，包括不少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凡是讲到清朝的几乎都称其为“满清”，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存在。所以，说施琅是“汉奸”，其实是大汉族主义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
二 
上面我们对施琅是所谓“海盗”、“叛将”、“汉奸”的问题，作了分析和澄清。那么，施琅在收复台湾和保留台湾方面有哪些贡献？
笫一，重新收复台湾，使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
在施琅看来，郑氏集团固守台湾“若不早为扑灭，使其生聚教训，而两岛必复为窃据。当乘其民心未固，军情尚虚，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康熙三年（1664），施琅任水师提督时就提出收复台湾，从这一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半年中就3次奉命进军台湾，但由于受到飓风的影响，均未能成功。康熙七年，清廷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调入京城，任内大臣，晋伯爵。在京一住就是13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施琅研读兵书，广交朋友，关注台湾事态的发展。康熙十九年，在“三藩之乱”即将平定之时，台湾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福建总督姚启圣、内阁学士李光地的大力保举下，康熙二十年，施琅再度被任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康熙帝还在瀛台召见他，谕道：“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施琅心想事成，受宠若惊，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十月，抵达厦门，准备进军台湾，为了不受各方面节制和干扰，他又多次向康熙帝恳请让他“独任”、“专征”，终于得到康熙帝的恩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统率大军20000多人，战舰300多艘，由铜山（今东山）扬帆出征，进军澎湖，与驻守澎湖的郑军将领刘国轩部队展开激战。清军“风利舟快，瞬息飞驰，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无不一当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郑军抵挡不住，四处逃散，据守澎湖的刘国轩和少数将领乘船逃回台湾。刘国轩见大势已去，遂劝郑氏统治集团（时郑经已死，子郑克塽继位）纳款投降。施琅提出：刘国轩和冯锡范前来面降，“将土地人民悉入版图”，遵制剃发，移入内地安置。七月，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向施琅上缴印册，同意投降。八月中旬，施琅率军抵达台湾。台湾“百姓壶浆，相继于路”，热烈欢迎。至此，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实现了康熙皇帝和施琅“四海归一”、“天下一统”的愿望。
有人认为，施琅力主进军台湾，亲率大军收复台湾是为了报私仇。康熙十九年（1680年），原为郑军部将的施琅侄子施齐、施亥因谋划反郑投清事泄，其家族70余人全为郑经杀害。对于这一杀父弟子侄之仇，谁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何况施琅！施琅曾经表示“与贼仇不共戴”，“心切父弟之仇，故靡刻不以灭贼为念”，重新受命水师提督之时，也并不讳言“窃意藉此可雪父弟子侄仇恨。”但是，当他收复台湾之后，又是怎样对待郑氏集团的呢？在攻克澎湖之时，有人就向他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回答：“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
他派人慰抚郑氏官兵，并向他们表示，他收复台湾并非为了报私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他不仅说，还折箭为誓，厚赏郑氏集团派来的亲信。到了台湾，他没有食言，礼待郑氏集团和刘国轩等人。并亲自至郑成功庙致祭，祭文曰：“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而己。”公义私恩讲得清清楚楚。当然，这同康熙皇帝的招抚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施琅能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计前嫌，心胸坦荡，郑施恩怨化解，使台湾军民消除了施琅平台是为了复仇的疑虑。这对于稳定台湾的局势，争取台湾军民的拥护，使清政府有效地控制台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一次有关施琅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人告诉我，说他有一篇论文，论述施琅进军台湾，迫使郑氏集团投诚，归顺清朝，原来标题为施琅“收复”台湾……有教授建议他改“收复”用“平定”。为何不宜用施琅“收复”台湾？据说，所谓“收复”者，收复失地也。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非失地。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用“收复”台湾，顺理成章。施琅进驻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事，还是用“平定”比较妥当。真的是如此吗？这里，有必要澄清历史事实：清廷与郑氏集团的对峙与攻战持续了近40年，经历了郑氏4代人，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进军台湾，收复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了38年之久的台湾。郑成功入台后，仍奉南明政权永历为正朔，在他心目中，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他在给荷兰台湾长官揆一的劝降书中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还，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他多次向外国侵略者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外国人不得侵占；其言词之激烈，态度之坚决，真是掷地有声。郑成功所作《复台》诗云：“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他虽然被迫退居台湾，但依然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念念不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朝一日要将台湾归入中国的版图，不论他的主观愿望能否变成现实，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说，郑成功是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英雄，不仅因为他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而且在于他始终奉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惜，在他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就英年早逝，病故于台湾。他的儿子郑经继位。这个郑经一上台就将其父称台湾为“东都”的名称改为“东宁”，俨然以“东宁国”国王自居，与清廷分廷抗礼。清廷先后多次派人奉劝他归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条件也很优待：“削发登岸，自当厚爵加封。”可是，郑经却说什么：“今东宁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
“今日东宁，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足以自强。”要清廷“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可见，郑经已经完全背离其父亲郑成功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康熙皇帝心里明白，郑经口口声声称“不削发，不登岸，不称臣，不纳贡，约为兄弟之国”，已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自立为“国”，于是他愤怒了：“岂有国家如此盛大，肯与为兄弟之理？”郑经的分裂主义行径，坚定了康熙皇帝征服台湾郑氏集团，使台湾纳入大清版图的决心。
康熙二十年，郑经病逝，次子郑克塽续位，年仅12岁，凡事皆由刘国轩、冯锡范处置。台湾人心益失，内乱纷起。就在这个时候，康熙皇帝再度起用施琅，进军台湾。施琅一向主张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即使是招抚，也要有充分的武力准备。他一到厦门，就积极备战，伺机进军，终于不失朝廷所望，采用“剿抚并施”政策，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所以，我们可以说施琅奉旨“平定”台湾，也完全可以说施琅奉旨“收复”台湾。因为，此时的郑氏集团与郑成功时代已经完全不同，郑经和他的继承者已经成为“台独”的罪魁祸首。
第二，力主保留台湾，使台湾永远成为中国的领土。
台湾收复了，如何处置这个海峡东面的宝岛呢？施琅收复台湾的捷报飞驰京城，康熙皇帝大喜，颁赐施琅《御制褒章》，还表彰他“矢心报国，大展壮猷，筹画周祥，布置允当”，“加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但是，康熙开始对台湾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他说：“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朝中不少大臣也不敢违背皇帝的旨意，有的甚至主张“空其地，让夷人居之”。对于台湾的弃留问题，朝中大臣议论纷纷，福建总督姚启圣、施琅、赵士麟等竭力主张保留台湾。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施琅上奏的《恭陈台湾弃留疏》是一篇决定台湾命运的光辉篇章。其实，对于台湾的重要性，施琅早就认识到了，他早先的《尽陈所见疏》和后来的《晓谕澎湖安民示》、发往台湾的《安抚输诚示》、《谕台湾安民生示》等，都指出台湾属大清“版图”，“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
台湾收复以后，施琅在众人的陪同下，到台湾各地视察，进一步感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恭陈台湾弃留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疏中指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台湾是国家东南的屏障；可是，在荷兰人统治时代“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在郑氏集团时期，“纠集亡命，挟诱土番，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台湾与大陆唇齿相依，不可分离，台湾不纳入版图，大陆沿海不得安宁。他看到台湾并不是不毛之地，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地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在施琅看来，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烟稠密，是一个宝岛。纳入大清版图，可“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
施琅的远见卓识，更在注意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动向。荷兰侵略者虽然被郑成功赶出台湾，但贼心不死，仍对台湾虎视眈眈，伺机卷土重来。他在疏中指出：“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上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技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仍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施琅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本性有深刻的了解。台湾与大陆（“沿海诸省”）一衣带水，休戚与共。施琅的分析是何等的透彻！
《恭陈台湾弃留疏》引起了康熙和朝中大臣的注意，在内大臣议政会上终于为康熙所采纳。次年，在台湾设一府（台湾）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属福建行省。同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驻兵8000。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3000。如果说施琅平定郑氏集团，收复台湾，使台湾纳入大清版图，那么，施琅的一纸《恭陈台湾弃留疏》则使台湾永远成为中国神圣的领土。其意义比起奉旨收复台湾还要重大、还要深远。
上述可见，施琅对开发台湾，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台湾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原文发布时间： 20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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