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抗疫“反差”，背后到底是什么？
来源：环球时报
2020-12-21 07:06 6park.com
【环球时报记者白云怡 范凌志 陈青青 刘欣 王雯雯】编者按：上周，在以“群体免疫”方式抗击新冠疫情著称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罕见发声，承认本国政策“失败”。年关将至，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欧美更是迎来“大考”：法国总统突然确诊，德国总理哽咽着请求民众减少外出，英国紧急宣布封城，美国18日以日增超40万病例再度刷新全球纪录。约9个月前，当中国成功遏制住疫情时，没人能想到剧情接下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会这样上演。到底该如何抗疫，争论一直存在，这很正常，但对于中国显而易见的抗疫成果，西方一些人却至今没有勇气认可，反而频频用“威权政府”“举国体制”“剥夺自由”等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评头论足。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究有效抗疫之道，思考危机下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关系，反思西方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毕竟，傲慢与偏见带来的代价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愈发难以承受。

张莉的回忆，玛丽莎的悲伤
2020年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张莉正在餐桌与厨房间忙碌着。她把香肠、腊肉一盘盘地端上桌，而在桌边，丈夫与孩子正在闲聊，欣赏她白天在户外拍摄的照片。自春天张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后，这样普通的场景已一度很久不曾出现。“经历了死亡边缘的挣扎，经历了封城、隔离，如今我能在户外散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和家人一起过节、吃顿团圆饭，就已经很快乐、很知足。”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6park.com
而远在大洋彼岸，美国人玛丽莎·斯奇比利亚的感恩节却笼罩着悲伤的灰色：她的父亲因新冠肺炎而离世，再不能和家人分享火鸡与南瓜馅饼。“在我们的餐桌上，他的位置从此将永远空空如也。”玛丽莎对着CNN的镜头讲述道，“我情愿余生的每一刻都戴着口罩，假如这能让我的父亲回来。”
拥有类似经历的张莉和玛丽莎有千千万万，而她们背后是中美抗疫截然不同的路径。张莉直面新冠病毒的一刻，正是除夕夜。那天下班后，她有些发烧，但直到进医院前，她都不相信新闻里反复提到的那种病毒会跟自己有瓜葛。而医院里人山人海的场景也吓到了她：“有的老人甚至抱着被子来，以便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可以找地方躺一躺。”
那段日子是艰难而慌乱的。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张莉暂时无法住院，只能在自家一个空房子里自我隔离。“那是32楼的一处房子，上下几层都没有人住。一到夜晚，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回忆道。最绝望的是一天晚上，张莉发烧到39摄氏度，打电话叫救护车，却被告知前面有超过500人在等待。当时，她设想了最坏的结局，甚至写下一封遗书，随时准备发给自己最好的朋友。“我没有发给爱人和孩子，是因为怕他们无法接受。”她说。
好在转机很快到来。2月8日，张莉在电视上看到，武汉开始建设方舱医院。不久，她和其他十几名患者一起被接到武汉体育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我记得那天武汉飘起了雪花，但却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一天。”这名武汉女子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那里的医护人员——为了不浪费珍贵的防护服，他们每天超过十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的护士甚至穿着尿不湿照顾病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是上半年在抗疫一线战斗过的医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说，要切断传染源，仅靠医院是做不到的，防治传染病需要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他说，武汉最初也采取居家隔离模式，但很快发现无法切断传染链条，于是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出门，后来又建了方舱医院。三四月份时武汉新增病例大幅度下降，要归功于“没有任何死角的管理”。“当时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严酷的。但这又是必须做的。”
有观点称，中国的抗疫模式是一种威权政府行事方式，无法为民主国家所模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纽约时报》11月的一篇文章称，中国所代表的严格管理和科学支持的方法在韩国、日本、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不过，该文同时用“极端共产主义模式”来形容，称前述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
事实上，在武汉的疫情得到控制后，当其他地方再度出现少量感染病例时，中国的应对方法立即调整为迅速的大规模检测外加通过手机和软件追踪，以便及时发现并隔离感染源，进而使各地的感染率控制在接近零的水平。像今年年初那样的大规模封锁，之后再未出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很快恢复正常。
“我很高兴现在在中国可以放心地出门吃饭、逛街、见朋友。我也不认为戴口罩、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是对自由的限制。”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她认为个人自由和对社会集体的责任应该是相伴相生的。
听美国人谈“自由”与“责任”
与中国为遏制病毒传播采取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不同，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把保持经济开放作为首要任务，被认为在实质上放弃了对疫情传播的控制。然而，事情并未沿着美国决策者预想的轨道发展下去：美国不仅成为全世界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经济增长也不理想。据路透社援引102位分析师的调查，今年美国经济料将萎缩3.6%。
眼下，圣诞将至，许多美国人心头依然蒙着一层阴影。科罗拉多州的凯蒂·斯托达德还记得父亲最拿手的节日食品——青菜玉米布丁，但今年她吃不到了，因为老斯托达德今年4月在感染新冠肺炎住院一周后病亡。“一切都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凯蒂对美国媒体说，“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场疫情的）严重性。”
凯蒂还记得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只能通过一名护士拿着的手机与父亲说“再见”。她的母亲更痛苦和艰难，她原本计划和老斯托达德在感恩节庆祝结婚纪念日。“所以，现在每当看到有人还不把病毒当回事，我就非常生气。因为你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还有别人的。”凯蒂说。
无奈的是，一条条生命的离开以及经济的下滑，依然未换来预想中的自由。比起凯蒂，在洛杉矶居住的电影制片人格林沃尔德算是幸运者，他和家人的感恩节晚餐在户外进行。“食物依然美味，氛围却怪异凄凉，”格林沃尔德说，太阳落山后，气温很低，但一家人只能待在户外，只为减少传染概率。“我们相互之间都离得很远，用消毒剂擦了无数遍桌椅，每个人像吃自助餐那样只端自己那份饭菜。”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描述道。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像格林沃尔德这样遵守防疫规定，这也引发人们对“节日季”之后病例再度大幅增加的担忧。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尽管美国疾控中心已劝说人们不要在节日期间旅行或集会，仍有超过300万美国人预计将在圣诞节期间乘飞机出行。
“很多美国人把自由定义为‘有权做出个人选择，而不是由政府或其他机构告诉我们该怎样做’。在这场危机中，这种观点并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它非常短视……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完全缺乏国家层面的领导。”格林沃尔德说，“我认为，自由也意味着同时要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承担一系列道德责任。可悲的是，这并不是今年以来美国人普遍的价值观。”
“在中国，人们如今可以自由出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美国人被告知，中国人现在享有的自由是以服从一套严苛公共卫生政策为代价的，只有‘威权政府’才会制定此类政策。”11月下旬，美国研究中国公共卫生的学者艾拉娜·尤瑞斯基撰文总结说，实际上，中国击败新冠病毒靠的是科学和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这离不开中国经历过类似疫情的经验。
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认为，中国自身的举国体制和强大动员力，再加上对专业人士意见的尊重，是抗疫效果好的重要原因。“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上，是很需要这样一种‘中央政府统一决策、各个部门互相协调’的机制的。”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中国怎么做都是错？西方的“悖论”
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中美不同抗疫路径折射出的是两国迥异的治理模式和社会权力格局，因此，中国对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自然而然地让国民产生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大多数美国学者则认为，是特朗普政府的无能，而非某种制度上的缺陷，才导致美国今天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把美国当前的困境仅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已经累积了很久。”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马凯硕此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美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或许可以在上世纪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找到根源，美国的关键政府机构和专业机构被严重削弱，导致处理社会危机和健康危机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正如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所写的那样——‘政府正缓慢而痛苦地脱水——政客们只对贬损各个机构有兴趣，而不寻求将它们现代化。官僚程序庞杂烦琐，公众看到了自身利益与精英群体利益之间的巨大差距……’”
“把一切都归结为制度未免太简单化。不是所有的威权主义（国家）都比民主国家更成功。”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表现糟糕，是由于疫情成为过去四年美国政治体系严重缺乏领导能力的一次“大考”。他认为，当拜登政府采取更积极明确的抗疫策略，并辅以疫苗的帮助，美国有望在未来6个月内控制住疫情。
不管怎样，人类与病毒的这场战争还远远未到结束的时候，中美两国在这一维度上的“各自表现”也在继续。“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包括疫苗竞赛，是一场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竞争，它包含了这一名词所暗示的所有元素——包括两个都不想打仗的国家可能进入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风险。”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这场不同制度间的竞争，以及它对美国将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影响，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美国陷入了困境，再多言辞也无法掩盖这一点，”艾利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民主国家一贯对挑战反应迟钝，尤其是美国。但一旦它们的注意力集中了，反应就可以非常强大。”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看来，新冠疫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前主要是国际体系问题，现在更多体现为体制、文化，它们在影响中国的形象与竞争力。“我注意到一个‘中国悖论’现象的存在，比如把中美对疫情的应对倒个个儿，即如果中国上千万人确诊感染、几十万人死亡，会有什么样的反响？西方肯定会说中国不重视人权。现在中国疫情应对的好，他们又说这不算什么，是举国体制的作用。”王义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反正对他们来说，中国什么都是‘体制的问题’，美国什么都是‘特朗普的问题’。”
王义桅表示，这种“中国悖论”在其他方面，包括全球化造成的问题上也有体现。他认为，无论从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文化与个人思维观念看，在这个从工业化向数字化转变的时代，西方有点不适应了，一些人拼命指责中国，表面是“中国悖论”，实际上是“西方悖论”。 6park.com

相关文章阅读 6park.com
两极分化的“抗疫模式”，最终会走向哪里？
原创 鸠哉申峅 外星人看我的国 9月3日 6park.com
这几天，与病毒共存的话题火了，德尔塔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速度，比它在现实中的传播速度要快的多。


所谓“与病毒共存”，是一年多前由牛津大学最先提出的群体免疫策略。按照当时的一般预计，2021年初英国开始普遍接种疫苗，2022年初实现群体免疫。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将被迫与病毒共存，也许要死几万、几十万人，增加几百亿、几千亿的政府债务，但这都是成功的代价，大家都认了，因为它是一种从现实出发，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西方国家由于制度存在着先天缺陷，完全无法有效防御病毒，在抗疫大考中拼尽全力、几番挣扎，成绩却如此拉胯。所谓“与病毒共存”，不过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其它的选择。

而中国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的国民，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运用举国体制和霹雳手段完全制止了疫情的蔓延。此外，中国还有高效运作的公立医疗体系、完整的医药生产体系、先进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精准的移动互联网信息溯源系统，以及抗疫的独门绝技——古老的中医药体系。
所以相比西方，我们有比”与病毒共存“更好的选择。

这两类观点其实代表了全球范围内的两种抗疫模式，今后的世界，也将由两种抗疫模式分化为不同政体、不同经济体系和不同文化价值的两大阵营。
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躺平模式，这类国家因为“小政府”的政治体制和自由散漫的“个人至上主义”文化传统，无法采取强力的隔离措施，政府更多的是呼吁市民采取自我主动管理，但不会一上来就通过行政措施进行强行限制的方式来隔离，要采取措施，也必须要走相应的法律程序。这种模式是以事实上的放弃政府责任为代价的，病毒将长期以群体化感染的方式存在于国民之中，虽然有疫苗接种或自然抗体形成群体免疫，但病毒变异速度远快于疫苗开发，感染的风险会长期存在，“新冠恐怖主义”长期威胁国民，由此导致经济、民生都受到极大的影响，代价巨大。

现在，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从去年年中以来，中国的外贸形势一片大好，我国外贸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尤其是今年1月份至7月份，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分别增长24.5%、24.5%、24.4%。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大力宣传中华优秀文化，尤其是现代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可以非常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国际软实力。众多的国家将从中国的发展中受惠，因而也愿意从文化理念上来接受、亲近中国，进而对中国特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理解和认同（中国的政治会持续优化，向“智能民主”进化），这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延续到上层建筑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由抗疫模式衍生来的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优势渐渐向中国倾斜的局面，因为再好看的全民选举体制，再动听的普世价值，都必须落实到真正保障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上才有意义。中国的抗疫模式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特别美丽，但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换句话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中美两国角力的胜负分晓之时，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各国的模范样板。中国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红利，引领政治治理体制，构建“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全新文化与价值体系。

在这种趋势的发展下，中国的抗疫模式会逐渐走出国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未来有可能形成中国领导下的各国抗疫联盟，形成多管齐下、多方协作的抗疫局面，病毒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完全消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局部控制，多点爆发。不必过多去争论模式的优劣，今后的世界格局无疑将在两种抗疫模式下形成分化（合久必分）；事物是无常变化的，暂时的分化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决裂，各国人民看到中国的成绩单之后，会渐渐向中国靠拢，向东方看齐（分久必合）。中国虽然从未输出颜色革命，但因制度优势和文化特色形成的巨大向心力，将在世界各国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促使民众去推翻金钱至上（披着全民选举外衣）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新的真正平等的人民民主政体。 和一百多年前枪炮开路的列强不同，“抗疫模式”让中国的再次崛起，将是由世界人民逐渐觉醒而自发形成的推举过程，它不是一条充满血腥气味的征服之旅，而是饱含希望与梦想的新文明开拓之路！全球新的“觉醒年代”即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