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传福 · 2022-03-13 · 来源：作者投稿 6park.com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中就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说明“革命党的正确领导”，是多么得重要。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最早重视“党的领袖”的“重要性研究”的“第一人”。所以，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二大理论家”刘少奇同志的“关于党的领袖的重要性理论论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今天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同样更是具有着十分重大和伟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建党近10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根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套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与“革命党的第一领袖（第一领导人）的正确领导的关系极大”，而“未有革命党的第一领导人（第一领袖）不犯错误（乃至于叛变、背叛革命党）而不导致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严重的失败或重大损失与走弯路乃至于是走向最终毁灭的（如前苏联和东欧）。”——可见，中国的革命党（共产党），革命的人民或革命的人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如何正确选择自己的党的、国家的和人民的“第一领导人”即“第一领袖”，其关系、意义，可为是极为重大。　　
　　（一）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观”、“领导观”是“领袖是个集团”、“领导是集体领导”　　
　　列宁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时，曾经有如下这样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论述。即：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在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来这一套胡说八道呢？”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97—198页）　　
　　不言而喻，列宁的上述论述，最经典、最精辟的，是他非常强调“领袖”是一个“集团”，是一个“集体”，即列宁是非常强调“党的集体领导”，而并不是强调和突出“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领导人）的个人领导”。
　　——这是“非常符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科学领导的最高组织原则、最高领导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它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观”、“领导观”的“本质”、“核心”、“要义”和“精髓”，就是“领袖是个集团”，“领导是集体领导”；就是“党的各级领导”都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的最高组织领导原则’即‘民主集中制’”！！......
　　但是，在客观上，即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是一个”领袖集团”、“领导集体”，它实际上也总是或必须是要选出一位“第一领导人”或“第一负责人”即“第一领袖”的。由此就必然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第一领导人”、“第一领袖”与“该领袖集团、该领导集体”的“关系”,则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第二，即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集体”的“第一领导人”、“第一负责人”、“第一领袖”的“个人政治素质、理论素质素养、政治组织领导才能素养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作风风格如何”，是否能够真正与他的“第一领导职位、领导职务相匹配”，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
　　关于“前者”（即“第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第一条”中，都说得非常清楚和非常明白了。——就是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和“最高组织原则”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第一条”中所强调的：即“党委书记既要‘当好班长’”，但又必须明确“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详见《毛泽东选集》1970年袖珍合订本第1330页）。即必须明确，在党的各级领导组织中，“党的第一领导人”（包括党的“第一领袖”）同党的同级领导组织的其他成员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而并不是“不平等的”、“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关于这一点，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所制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特别对此再次作了重要重申。所以，把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和极其重要的。
　　而关于“后者”（即“第二点”），完全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自然完全无需再去多讲。这里需要再次特别补充说明和强调的一点就是，党的“领袖集团”的“第一领导人”、“第一负责人”、“第一领袖”，能否模范带头正确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点则是“极为重要”、“至关重要”。所以，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才又特别把这“非常重要的一条”而“列入其中”。　　
　　（二）刘少奇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一领袖”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应该具有的“修养标准与品格”　　
　　刘少奇同志于1945年5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该报告1950年1月经作者重审改名为《论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引言中，在论述“我们党的五大特点”的“最后一点”，即论述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时，是这样写道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跟从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并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状况的主要特点。”　　
　　（摘自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67—68页）　　
　　有的学者在有关刊物和网上发文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毛泽东同志的“不适当的称颂”，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个人悲剧的一个重要、主要原因（言中之意，就是“刘少奇同志自己搞的‘个人崇拜’而最终使他自己‘自食其果’或‘自食恶果’”）。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更客观、更历史地看待为宜。——即更客观、更历史地看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所选出的“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是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最为当时全党同志所熟悉和公认”的一个“党中央最高领导集体和最高领导集团”呢？——而毛泽东同志又是不是如同刘少奇同志所说，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最杰出的代表”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集体”的“第一领导人”、“第一负责人”和“第一领袖”，又是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呢？
　　这里，我想特别请认真阅读本文的所有同志，都能字斟句酌地详详细细地推敲一下刘少奇同志在当时对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评价和论述，是否有“半点的溢美之词”和什么“半点的个人野心与溜须拍马”呢？——特别是刘少奇同志当时就讲到：“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难道当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话，今天让我们再重新读起来，还不是“更加得振聋发聩”吗？......即这里哪有什么任何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党的领袖研究”的“第一人”。早在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最著名演讲时（那是一篇极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文献和中国共产党的极重要的党建理论经典！！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相并列和相媲美！！），就曾在该演讲中多处特别讲到关于“党的领袖”问题。
　　比如他在阐述“共产党员的修养标准”时，就把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修养标准”确定为“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笔者认为，这是中国一切共产党人、一切共产党员“永远的、永恒的即永远也不可为其他任何标准所替代的修养标准”。
　　关于这一点，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道：
　　《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练，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当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否则，是学习不好的，是学习不到的。事实上，在我们的队伍中，对于这种学习，是有几种不同的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态度的。
　　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藉，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
　　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是不少的。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这当中刘少奇同志就特别地谈到了“领袖问题”！！）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蟊贼。这种人在党内，终归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和抛弃，是无疑问的。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就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这里刘少奇同志当然是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和张国焘了。引者注）
　　另一种人就完全和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他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他们仰望这些创始人的伟大人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而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已是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都是为着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民族的和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成功，而没有其他。
　　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才能使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以上摘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0次印刷，第12—15页）
　　笔者的理解，这里刘少奇同志所讲的“后一种人”，我认为，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有领袖们”而“最应该首先具有的最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与品格”。　　
　　（三）刘少奇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和“一切资产阶级、剥削阶级领袖”的“渺小”
　　
　　当年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还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的领袖”与“地主阶级、新兴商人阶级事业中的领袖”的“伟大”和“渺小”的“比较”而写了如下这样一段话。即：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最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们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实现过程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又清楚地了解这种困难是一定能够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完全克服的，绝不为困难所吓倒。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是人类过去历史上任何阶级的英雄豪杰所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可以自豪的。
　　我记得西欧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传记作家去到了苏联，曾经和斯大林同志谈过历史人物的比拟问题。斯大林同志当时说：列宁好比是大海，而彼得大帝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地主阶级、新兴商人阶级事业中的领袖，在历史地位上的比较。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了解：为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成功而奋斗的领袖，是这样的伟大；为剥削阶级事业而奋斗的领袖，是那样的渺小。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也不是好共产党员，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0次印刷，第41—42页）　　
　　亲爱的读者同志们，这岂止是“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难道这不更是“做一名好的共产党的‘领袖们’而更应该具有的标准”吗？　　
　　（四）刘少奇特别论述了“什么人不可以当无产阶级领袖”和“什么人可以当无产阶级领袖”的“负、正两种标准”的“对比”
　　这里我们还更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还特别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谈到了、论述到了、论证到了“什么样的人”而“不能够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不能够被当选为无产阶级的领袖”，而又“什么人可以当无产阶级的领袖”即“可以被当选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则又作了“非常详尽和深刻地论述”。可以说，刘少奇同志当年的那些极精辟的论述，让我们今天重新读起来，真是不可能不“更加思考万千”和“更加思绪万千”。
　　感兴趣的同志们可以翻开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七章即“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其中的“第三条”就是如下这样写的：
　　第三，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在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是刘少奇当时对党内错误思想意识的第三个方面的举例。引者注）
　　有这种思想的人，他首先计较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有个人的野心，“逞能干”，好居功，好表现自己，好包办，没有民主作风。他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做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企图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时”，不能“倒霉”，他受不起委屈。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装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在他这种目的不能达到的时候，在他受到委屈的时候，他就可能有动摇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这样的原因而动摇出党的人是不少的。在这种人的思想中残存着剥削阶级的意识，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胸怀。
　　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就算某些同志很能干，做好了某些工作，获得了大的成绩(如我们军队的指挥员率领几万几千人的军队打了胜仗，我们各地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在工作中创造了较大的局面等)，这或许是“伟大”的成绩，很可以“自骄”一下。然而，如果拿这点成绩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呢?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把工作做得对，做得好，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他应该防止自满和骄傲，力求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个人地位，又有什么得失值得计较的呢?个人地位总莫高过于皇帝了，然而拿这来和共产主义事业家比较，到底又有多大呢?还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罢了。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计较和夸耀的呢?
　　不错，在我们党内，在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无数的共产主义的英雄，需要很多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目前我们有威望的革命的领袖和英雄还真是太少了，还需要在各方面培养和锻炼很多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领袖和英雄。这对于我们的事业，确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视的事情。谁要轻视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怎样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为着适应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需要，我们必须大大提高党员在革命事业中的前进心，大大发扬他们的朝气。应该说，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比如，某些党员的学习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兴趣不高，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绝不是反对党员的前进心。为了人民，力求前进，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和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且最有效地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而后者即使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和歪曲真理。
　　我们的同志还必须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野心和虚荣心的人，来做我们的领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只有毫无个人目的、完全忠实于党的党员，他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品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相当的工作才能，能够正确地指导党的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前进，只有这样的党员，才能取得党的信任，才能取得党员群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英雄。
　　我们的同志还应该了解：任何党员，任何领袖和英雄，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他们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千百万人共同努力,继续努力。我们，普通的党员，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我们的这一部分，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部分，当然是小得多。然而，我们总有一部分。大小虽然不同，但都是整个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就算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当然要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然而，如果不能多，就少一点，也是有益的，也是一样光荣的。无论如何，最低限度不能妨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必须大小不一地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多少不一地做好自已担负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党员所应有的正确态度。那些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以为在技术工作中埋没了他，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斯达汉诺夫就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一时，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因此，使他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前进心。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技术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这些同志的工作，和其他同志的工作一样，都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尽了一部分责任。共产党员对于工作的态度，应该是党需要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是不愿意做的，都应该愉快地努力地做好。
　　自然，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分配党员的工作，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到党员的个性和特长，发扬他的长处，并鼓励他前进的热忱。但是，党员不能拿个人的兴趣作为理由，来拒绝接受党分配给他的工作。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0次印刷，第56—60页）
　　由上可知，刘少奇同志当年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阐述的、所论证的“什么人不可以当无产阶级领袖”，“什么人可以当无产阶级领袖”的“负领袖标准”和“正领袖标准”（这是本文作者的“个人总结概括”和“定义”，仅供参考），对于我们今天的或今后的共产党人，则是多么得具有“永远的指导意义”和“永恒的指导意义”啊！——即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提出的“负领袖标准”和“正领袖标准”，比后来毛泽东同志在19 64年7月1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而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应该说也同样是“正、负两种标准”）的“精辟论述”，则还要“早25年”！
　　而刘少奇同志在上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论述的如下这段话，我们也非常有必要再重复一下。即：
　　我们的同志还应该了解：任何党员，任何领袖和英雄，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他们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千百万人共同努力,继续努力。我们，普通的党员，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我们的这一部分，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部分，当然是小得多。然而，我们总有一部分。大小虽然不同，但都是整个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就算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当然要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然而，如果不能多，就少一点，也是有益的，也是一样光荣的。无论如何，最低限度不能妨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必须大小不一地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多少不一地做好自已担负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党员所应有的正确态度。
　　——在这里，刘少奇同志所讲的“任何党员，任何领袖和英雄，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即使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的论述，是多么得“发人深省”和“发人深思”啊！！——可见，作为党的任何最高层的领导人物、领袖人物，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即任何人，一味地想“个人包打天下”，或“过于看重自己个人的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再地证明，这都是“不客观的”或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行不通的”。
　　（五）刘少奇论“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即“人民的公仆”和“人民的儿子”）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0月26日下午，全国工业、交通运输业、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人民大会堂张灯结彩，气氛热烈。全国群英会大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正等待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时传祥，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时年四十五岁，已经当了20年的粪便清除工人。在旧社会，掏粪工是最为低贱的工作，不仅工作条件恶劣，日晒雨淋，天天和粪便打交道，而且饱受他人欺凌，经常被人辱骂为“屎壳郎”“夜猫子”。一年夏天，他渴得难受，伸手向住户要碗水喝，有一家“阔太太”竟捂着鼻子，忙着盖水缸藏水瓢，叫老妈子拿个喂猫的碗给他。碰到这些情况，时传祥回到屋里真想大哭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原先的掏粪工也被尊敬地称呼为“清洁工人”。从1954年起，时传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被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受邀出席全国群英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过了一会儿，会场里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时传祥随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他们走过来，亲切地同代表们握手。
　　刘少奇走到时传祥面前，一面向他伸出手，一面像老友一般热情地向他打招呼：“老时啊，这几年生活过得怎么样？清洁队的工人同志累不累？”
　　时传祥没有想到，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那么忙，居然还记得自己，心中无比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待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他认真地回答：“我们现在生活过得挺好，大家的干劲可足了。过去我们是用轱辘粪车一车车推，平均每人一天才背8桶粪。现在改成汽车运，工作效率提高了，平均每人一天背93桶半。可是大家不满足这些成绩，还要为社会主义多出几把力呢！”
　　听到这番话，刘少奇非常高兴，称赞说：“大家的干劲真够足呀！可是还得加把劲，把全市的清除粪便工人都带动起来。”
　　刘少奇非常关心工人们文化学习情况，他问道：“老时，过去掏粪工人识字很少，你们现在学习了没有？学得怎么样？”
　　时传祥详细汇报了同事们的学习情况，自豪地说：“不少人都达到了高小程度，能看报，写信。”但是谈到自己时，他变得有些支支吾吾：“就是我差点儿，现在才认识二三百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刘少奇一听，略带批评地说：“老时啊！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共产党员，光工作好不行，各方面都得好。我们事业越来越发展，没有文化哪行？”
　　时传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刘少奇见状，勉励他说：“我都这么大年纪啦，现在还学习呢，你才四十五岁，时间还不晚，以后好好学习，阳历年的时候给我写封信，好不好？”刘少奇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自己使用的英雄100号钢笔送给时传祥。
　　时传祥此时又激动又惭愧，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国家主席愿意和他这个掏粪工人在一起谈心，还关心他的工作情况，鼓励他好好学习，时传祥感到前所未有的光荣。他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能让主席失望，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拖后腿。
　　刘少奇非常细致地询问了时传祥的生活情况。在谈话快结束时，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勉励时传祥回去以后，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不要骄傲自满，和大家团结一致，把首都建设得更加美好！
　　会后，时传祥把这番话带回给工友们，这番话也很快传开来，在劳动者中成为美谈，大家都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用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努力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和期待！
　　（以上的通篇文字，都是摘录于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风采”丛书《刘少奇风采》一书的第140—143页。该书本文还附有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全国劳模时传祥在一起的两幅照片）
　　这里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指出：——请“一定不要小瞧”这篇“纪实短文”，其中“饱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丰富的内涵”！！……即只要我们“认真读完这篇纪实短文”，您完全可以去做“关于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本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种种深刻思考”！！…….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同“掏粪工人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同志的“这个全国群英会上的特别见面和对话”，在今天，在当下，是“多么得更加发人深思”和“多么得更加发人深省”啊！！……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少奇同志当时特别语重心长地对时传祥劳模说：
　　“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刘少奇同志所说的“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绝对不是他的“一种蜻蜓点水”的“逢场作戏”的“简单的客套话”，那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而“发至于内心的真诚表白”！！
　　——难道说我们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的“一切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领导人”即“最高领袖们”，他们并不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儿子”，而却是“人民的皇帝”、“人民的万岁爷”或“人民的至高无上的老爷”吗？？......
　　联想到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他是苏联人民的儿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非常坦然地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同志真诚地讲“他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实质上也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公仆”和“人民的儿子”，而绝对并不是“人民的皇帝”、“人民的万岁爷”、“人民的至高无上的老爷”！！......
　　——难道不是吗？？......
　　以上就是本文作者在重新学习刘少奇同志的有关“论领袖”的一系列相关论述的有感而发，如有不当，欢迎各方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