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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少宇:中澳之间,有哪些“结构性问题”?
送交者: 曾经的我们[★★★声望勋衔14★★★] 于 2022-05-26 21:03 已读 521 次  

曾经的我们的个人频道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澳大利亚选举变天,刚刚当上新总理的阿尔巴尼斯就如约前往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

在竞选过程中早已显露优势的阿尔巴尼斯,对这场会议肯定有所准备。观察人士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他在强调“澳大利亚新政府的优先事项与QUAD议程保持一致”的同时,把“气候变化”放到了“地区安全”的前面。

这显然是与工党的竞选纲领保持了一致,而不完全符合美方的期待。

当然,无论是中国、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的分析人士,目前基本都认为,澳大利亚不会在安全问题上改变与美国绑定的局面。最好的可能也只是在中澳关系上不主动挑事,减少实际的军事动作(反正本来也没多大用),但整体路线必定还是按照美国的战略来。

然而,澳大利亚安全上的惯性,恐怕还只是表层,有必要探讨下中澳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与生俱来

澳大利亚如何参加一战、二战、越战等等,一查就能查到,但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是,尽管澳大利亚1901年正式独立,国家意识稳固成形,却要一直等到一战期间。

我以前介绍过:

“大名鼎鼎的澳新军团(ANZAC,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于1915年4月25日,在一场糊涂战争的一处莫名战场——土耳其加利波利打响第一枪。仗打得多惨我都不好意思说,反正策划人之一的丘吉尔事后退出了英国内阁。澳人自己公认,这仗打完才算真正有了民族凝聚力。”

战争催生凝聚力,并不罕见,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争霸欧洲、争夺全球殖民地的战争,可以说,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已经由殖民者占主体的殖民地国家,又是在这样的战争中完成塑形,先天就是嵌在殖民主义架构中的。

西方国家虽然很多都是殖民地宗主国,但澳大利亚这种非宗主国,要去除殖民主义反而更困难,因为关系到根本的合法性。

而中国是饱受殖民主义侵害的国家,反殖反帝更是新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内化的殖民与反殖思想,就是第一重结构性的矛盾。

澳大利亚国内对于殖民主义当然也有不少反思,甚至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有些方面做得还可以,比如原住民的文化研究汗牛充栋,文化元素展示到处可见。

但原住民的生活仍不理想,连澳大利亚进步人士都广泛诟病,从这样的情况看,反思终究还是停留在表面功夫上,也就不可能改变澳大利亚原有的结构定位。

阿尔巴尼斯在召开就任总理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时,打破惯例,把身后的三面澳大利亚国旗去掉了两面,换成澳大利亚土著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旗。

记者拍到工作人员将右边两面国旗更换为澳大利亚土著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旗。图片来源:推特@Stela_Todorovic

这样的表态或许可以视作积极信号,但最乐观的人士也难以期待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能做出多大的改变。

即使有朝一日原住民境遇改善了,对于真正消除殖民主义思想而言,也只是第一步,结构性问题的真正解决遥遥无期。

印入骨髓

从一战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意义,还能看出“跟班”的特性,可以说是打娘胎里来的。

对于中国这种始终独立成为一“极”的国家,可以去试着理解但很难真正明白那种“跟班”的感觉。就像鸭子生下来后,把它和狗放在一起,天然把狗当成鸭妈妈,紧紧跟着,鸭子自己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

更何况,英国和澳大利亚确实有“血缘关系”,美国这种“表亲”至少也能算是鹅,不像鸭子和狗差别那么大,看上去就更自然了。

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的自主性甚至天然不如朝鲜、越南这样的小型国家。这些国家在大国周边,与大国密切互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在“事大”和“不事大”之间平衡、跳转,它们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是有一定自主空间和政治智慧的。

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不仅天生跟随美英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大国,而且短暂的历史中缺乏其他的选项(最多也就是从“事英”转换到“事美”的经验),一切都仿佛天经地义。

即使美国近些年一些穷兵黩武的做法,也让部分澳大利亚人渐渐感到不满,但除了对外部世界有深刻、真切认知的极少数人,大部分可能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不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地区、世界是什么样子。

2003年,仅墨尔本就有15万人参加反战游行,但这些人还不足以构成稳固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变革,澳大利亚最终还是与美国站在一起,图片来源:BBC报道截图

常有人说美国如何操纵了澳大利亚政治,但换个角度看,澳大利亚是否真的需要美国花力气来“操纵”,或者说由于上述历史基础的存在,即使操纵也只需极低的成本就能实现。

它的这种状况与欧洲一些国家“事美”或被美国“操纵”,显然还是有巨大区别的。

独立与不独立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的差异,即使在中澳双方善意的对话中,也可能产生微妙的效果。

一些西方国家颇有共性的、与中国与结构性差异的问题,比如种族主义、对“共产”的盲目恐惧等,就不多展开了。

当然,明面上西方国家都反对种族主义,但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大量产生的歧视亚裔特别是华人的新闻,就足以证明种族主义的顽固性。

种族主义、对“共产”的盲目恐惧等,叠加上前面所说具有澳大利亚特点的“殖民与反殖”“独立与不独立”两项,就会产生更强烈的分歧。

零和博弈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别。据我观察,新西兰原住民的情况要比澳大利亚好得多,这就意味着“殖民主义”相对更弱化。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虽然不在南太平洋进行“狭义”的殖民,但存在“殖民主义”式的确保势力范围的迷梦。

它所追求的南太平洋霸主地位,是嵌在美国帝国体系中的,是只有美国能给的,因此不做这迷梦的新西兰,反而可以相对澳大利亚更“独立”(也更容易被“遗忘”)。

即使中国不追求主导,但仅凭崛起后的绝对体量在那里一摆,都足以改变国际政治结构,包括南太平洋,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极难适应的,更不要说“顺应”了。

南太事务可以说是第三重结构性问题。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至少从2016年起,澳大利亚就开始各种闹腾,但当时主要还是非常局限在澳国内政治斗争里,表现就是以嘴炮为主。

就像以前美国大选,候选人都会拿中国当靶子,当选后又降低调门,务实发展经贸关系。这当然不是什么“理想状态”,但中澳很多人对这种波动都已经“习惯”了。

可后来,澳大利亚不仅嘴炮猛烈,对华还有不少实际动作,甚至颇为“主动”。比如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搜查“友华”议员和中国记者,妄图推动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源头国际调查,对TikTok发起调查,允许在澳香港人申请永久居留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就南海问题致信联合国,不批准中方收购乳企等。

究其原因,就在于嵌入殖民主义国际政治架构、且不够独立的澳大利亚,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

在中国复兴前,澳大利亚就是南太霸主,美国等同于委任它监管南太,很少“亲自”涉足具体事务。

在中国刚开始复兴时,双方暂时还能相安无事,但当中国加深与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后,澳大利亚看到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净亏损。

当然,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可以带动地区繁荣,对于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利,但有可能说服澳大利亚,它所得会更多吗?

它算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帐,而是“霸业”帐。2018年,时任澳总理莫里森提出一项名为“PacificAus”的计划,向太平洋地区的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图瓦卢和瑙鲁等国的广播公司免费提供1000小时的内容。2020年内容开始正式播放,计划将耗资1710万澳元(当时约合7979万人民币)。

《邻居》是输出内容之一,这类文化产品的交流本来也属合理,但澳大利亚自由电视台首席执行官布里奇特·费尔自己拿它举例子,坦承“政府的计划旨在提供最能反映澳大利亚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容……”

这其实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反而是贴钱。它也不像港口建设等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资金的主要投向也不是通讯设施基建,只是为了文化输出,目的是加强控制,维护“后院”而已。

那么澳大利亚的知华人士能帮助解决结构性问题吗?

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负责人艾伦·贝姆(Allan Behm)曾经感慨:“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受雇为澳大利亚政府提供中国问题咨询,但我们‘愚蠢’的做法表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得浅薄。”

他认为,在澳大利亚,只有20个学者及智库拥有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你手下只有20个人了解中国,那根本不值一提。”

但我想,这20个学者及智库里,真有多少能说服自己,澳大利亚不会在地缘政治上净亏损?更不要论说服其他澳大利亚人了。

没有捷径

由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不能对其他因素抱有太大希望。

据澳大利亚澳中关系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2020年公布的数据,由澳大利亚主导的科研论文中,涉及中国研究者的数量远超任何其他国家,由2005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16.2%。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默默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研究伙伴。

科研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部分,但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有多大帮助,很值得怀疑。醉心研究的澳大利亚科学家,政治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在更受关注的经济层面,经热与政冷的共存已经司空见惯。

还需要注意的是,超级买家和超级卖家固然互补,但也是要博弈的。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坑人的事,并不是新闻。

攫取更大利益的动机,本来就普遍存在,澳大利亚也清楚自己为了利益,做过些什么。

2020年5月12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评论称,中澳贸易争端,澳大利亚并非没有责任,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钢铁、铝和化工产品一直征收着高额关税。2014年4月,中国商务部曾就这样不平衡的贸易关系致函澳大利亚方面,甚至一度表示“和堪培拉接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而且,有些时候商人也会主动规避风险,而不是帮助解决结构性问题。

中澳关系刚开始有些变差的苗头,2017年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就减少了11%,从2016年的150多亿澳元降至130多亿澳元。随后连年下降,从2018年的48亿又降到2019年的25亿澳元。自2014年以来,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花费的500亿澳元中,大部分是在2017年之前。

这里面有部分澳大利亚收紧监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商人“用脚投票”,只是对于结构性问题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改变。

我认为,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可以推动双边关系缓和与发展,自然应该鼓励,但只能掩盖或推迟结构性问题的爆发,而不能真正解决它。

中国不可能为了消弭结构性问题,而变得和美国一样,许诺澳大利亚南太“霸主”的地位,那样的话,中国复兴就成了一个勇者变恶龙的故事。中国更不可能变得和澳大利亚一样不独立,委身于美国的帝国体系下。

那么,如果结构性问题有一天可以解决,必然是澳大利亚自己完成重大的改变。在深切认识到维持南太“霸主”地位不切实际,并且不“道德”的情况下,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

现实中可行的路径也非常有限,一条就是国内对殖民主义残余进行更深刻的反思,进步力量逐渐累积政治能量,最终切实改善原住民以及其他少数族群的境遇将成为观察的指标之一;另一条就是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最终认识到美国式帝国的不可持续性。

在第二条路径上,中国也许能在某些事件中顺带“帮”到澳大利亚,但归根结底,能帮助澳大利亚的摆脱惯性的,只有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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