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6park.com
　　工党思想史：1949-1979 6park.com
　　本章将试图给出工党从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这与战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形成尤其相关。盖茨克尔派被认为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因此可以将他们看作新工党改良潜在政治价值观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论战」对于理解新工党的出现与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坚定的工党右派，布莱尔的新工党坚持修正主义的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工党左派之间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对于连续四次选举失败的回应，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变化所作的适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应。因此，我认为新工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对工党的设想相似，但同样，新工党也是对下列因素的回应。这些因素与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右派所面临的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也就是与左派的哲学论争、连续三次选举失败以及需要找到对「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回应。 6park.com
　　「大论战」 6park.com
　　在国内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议会工党内部的和谐。1949年，在工党议会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之间产生了争论。然而，议会工党中分歧产生的具体日期很难判定。黑斯勒认为：「早在1946年，党内某些群体己经因政策中缺少传统社会主义内容逐渐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战线开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认为是他的「团结演说」（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吁停止所有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国有化己经达到其目的，国有化向所有私营工业仅仅为了工业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进行的扩展应当结束了。与此相反，比万想要的是全面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地方分支选区内更为深入的哲学纷争的开始，但主要是在于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与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员当中。德鲁克对于这一两败俱伤的斗争的看法是，工党在1945至51年艾德礼政府之后从未充分地回答过：「……实现社会主义宄竟意味着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哲学》（中记录的这一不确定的观念以及明显的「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态度，对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被称为「大论战」（Great Debate）或「手段与目的之辩」(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争至关重要。1951年议会工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发生分裂。这一分裂常被定性为比万派左派与盖茨克尔派右派之间关于国有化的问题以及工党政府应当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程度的意见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终是党内团结的一道坎。 6park.com
　　即便如此，有些人会说以这样的定性解释工党各大派系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太狭隘。这些派系领导人的重要性很大：双方的人在1951年大选后成为工党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者，因为预计年岁渐长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将在下一届议会之后退出。因此，不仅有这两位党首之间的个人竞争，而且在议会工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双方分别为追随盖茨克尔的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和支持比万的传统主义者。 6park.com
　　本节不试图剖析工党内各派系的哲学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轶闻性质的证据识别出彼此冲突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左翼或（传统社会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右翼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本可以很简单地归为「工党主义」（Labourism)的追随者一类，但当作五六十年代党内议员的代表则更易于理解。传统意义上，党内中间派被看作「工党主义」的提倡者，可以认为这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进步，中间派在历史上曾为许多工会人士占据。在工党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时期，中间派常被认为是致力于在盖茨克尔派和比万派之间稳定党内团结的「保持冷静」的群体。这一派包括诸如约翰?斯特雷奇、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乔治?斯特劳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认为中间派并未以真实的形式在工党内真实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党内意识形态分裂出现，这些中间派成员选择跳出时下意识形态的派别之分，呼吁艾德礼首相领导下的团结。论战中各派间另一紧张的局面在于它们在工党的体製内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础。布赖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着的盖茨克尔传记中披露，尽管盖茨克尔派可以从影子内阁、议会工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工会处获得支持，但比万派拥有各选区党的总体支持并从1952年开始主导影响政策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6park.com
　　关于手段与目的的辩论引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比万派和盖茨克尔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众所周知有所争议，然而这有助于本章揭开这些概念从而对工党内不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6park.com
　　比万作为40年代晚期工党左翼的旗手出现。这一左翼议员群体追随比万集会，被称为「比万派」（Bevanites)。把这些工党左翼人士统一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反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认为，英国如果想在二战后的全球政治中维持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在战时建立起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方式被称作「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在英国由贝文签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时候达到顶峰，该组织也称为北约（NATO)。这个组织是西方国家的防御联盟，特别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防御苏联。对于比万派来说，这种将英国与美国结盟，妖魔化苏联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党内分歧一部分在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温和的左派可以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左派对话、联系。尽管如此，比万自己想要的是介于与美国或苏联联合之间的独立中间路线。这一政策被称为「中立主义」（Neutralism)。比万派统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们反对核武器以及工党将核武器作为英国战后军备必需。此外，比万派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并不严谨，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富有热情，崇尚独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说和文章发表在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Tribune)和全国性报纸诸如《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至于比万派的政治哲学，比万于1952年发表着作《取代恐惧》（In Place of Fear)，试图为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逻辑体系。因此，布裏瓦蒂说：「比万派对于领导者来说并不构成直接的挑战，但在1951到1955年间打击了工党议会前座的誌得意满，也是左翼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活动蓝图。」除比万以外，比万派还包括理查德?克罗斯曼，一位独立自主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克罗斯曼写了数篇重要的论文，特别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新哲学》,这篇文章讨论了鉴于1945到1951年间的政策成就，工党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方向。然而，克罗斯曼的文章同样概括出工党需要关註的比万派的措施，因为他认为艾德礼政府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不更大范围地推广公共所有製，或者征收财产税，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资本註入呢？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利润与工资政策，能否抵抗通货膨胀？如果不能，那么若无工会所重视的集体协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呢？这两个问题在工党执政六年内得以避免。如果工党要再次面对和1945年同样艰巨的挑战，这些问题将无法避免。」克罗斯曼1956年的文章《计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党左派的中央计划观点，但和通常的批评不同，克罗斯曼认为中央计划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选举失败后不久写的文章《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质疑了修正主义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己经得到显着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简言之，克罗斯曼试图围绕「丰裕社会」的种种谜题支持比万派的观点，并贊成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分析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分析本书将稍作讨论。 6park.com
　　比万派的观点大部分是工党的传统价值观，源于1918年的党章。对于比万派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许包括了广泛的再分配、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工党内工会权威的扩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基于阶级的性质。比万派代表了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他们认为国有化使国家能够控製生产资料，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代表工人製定社会主义政策。例如，国有化影响了工人的状况，因为国家向所有雇佣工人承诺公平的工资标准，允许并鼓励工会代表製，提供在国有工业持股工作的自由。这样，工人地位的性质、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与工业的关系就与私有、私营公司完全不同了。对于比万派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董事会私有的工业，而这工业的基本动力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业国有化的政策对于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实行国有化意味着社会主义。从而可知，国有化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6park.com
　　哲学论争刚开始的时候，盖茨克尔担任内阁大臣和之后的影子内阁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担当党首的议员的领袖。他们是议会工党的右翼，观点讲求实用，倾向于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当时重要的盖茨克尔派包括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sland)、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伦（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尔夫?罗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罗斯兰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说，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大』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Rawls)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由』的概念。我们也不只是指简单的（并非指实践证明其简单）收入再分配。我们想要的是更宽泛的社会平等，同样包括财产分配、教育製度、社会阶级关系、权力以及工业特权一一确实这些都在古老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中被奉若神明。」盖茨克尔在1959年大选竞选运动时接受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原因怀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则。毕竟谁也不是为找乐子而从政的……我们仍然相信……平等与自由同时并存，相信平等机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体而有尊严地对待其他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暂时的、短暂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实现它们，如何解读、表达它们以适应于……现今的一代人，我认为这始终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盖茨克尔与他忠实的战将们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以论战的主角现身，支持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记录中，盖茨克尔终其一生都认为，公有製原则上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正义、平等、无阶级社会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虑到国有化应当扮演的正确适当的角色，「手段论」者对于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情绪在以下引自克罗斯兰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满意的结果，公有製只是作为许多可能的手段当中的一个而取得一席之地，以达到计划中的目的。」 尽管如此，「手段论」者承认，私营部门决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场来统治人民。 6park.com
　　他们所呼吁的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放任方式。「手段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共识下己进行很大的改革和社会化，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工党一些团体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与民主社会主义截然相反。托尼?克罗斯兰在写于1956年，个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费品膨胀、经济増长的时代的文章中认为：「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就经历着一场缓慢的转变，尽管这缓慢的过程很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非资本家反抗工业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后果，以及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左派势力渐长。」克罗斯兰指出，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的反对一样，商人阶层也开始要求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事件，再加上诸多其他问题，如：「……资产阶级内旧时那种毫不犹豫的自信，以及简单地认定不加管製的资本主义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这些观念都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稳步増多的对资本主义引起悲惨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渗透，以左派书会的惊人现象为其鼎盛标誌，当然还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与工业资本家逐渐由管理人员取代有关。」资本主义製度特征中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转变这一问题，常被称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认为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做出决定完全是基于利润的考虑，然而这新一代管理者的动机却不仅是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雇员，并不拥有问题涉及的这家企业，也不亲自获得直接利润，因此其他考虑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待下级的管理声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他们的决策中有所影响。而这也反过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资和相应问题上不再那么凶恶。 6park.com
　　然而，克罗斯兰认为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改变只有较小的影响。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Future o/5oc/a//sm) —书中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对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影响甚于其他任何因素。克罗斯兰认为这是因为：「保守党占主导的政府迫于军事急需，采用工党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时期徒劳吁请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计划、充分就业、再分配税收、新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并非左翼空想家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一教益选民没有忘记，他们在1945年坚决地把保守党驱逐下野，因为其在和平时期忽视的事情却在战时积极实行。」克罗斯兰认为，推进传统资本主义特征改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礼政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国有化包括了民航、钢铁、公路运输，以及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还有列在正式项目中的工业。社会服务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贴、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国民保险製度（National Insurance)亲新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在再分配税收领域，就业水平、贫困地区（Distressed Areas)问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政府对经济的控製，都大大超过了战前大多数评论者的预期。」总之，托尼?克罗斯兰概括出「手段论」者的立场，在其所在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于工业左派、资本家的反对阶级以及工党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变化，而管理者与广大中产阶级一道，遭受世纪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痼疾所引起的堕落与肮脏的攻击，大量英国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忍受。 6park.com
　　选民中道义上的变化把保守党排除在外，使得工党政府得以重建资本主义福利製度，其社会供应与管理是前所未见的。 6park.com
　　克罗斯兰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敌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政治纲领，也是对保守党以及他认为是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守成分的一次进攻。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的未来》未曾明确提出的新思想。事实上，克罗斯兰为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主要观点辩解，如富特所说，他附和了加尔布雷思（J.K. 6park.com
　　Galbraith)的观点，强调私人的富足与公众的糟糕之间的鸿沟，提出一系列平等主义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6park.com
　　在196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导言30中，克罗斯兰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能够产生的増长水平的预测过于乐观。这反过来影响了可用于投资公共开支和福利措施的岁入总额。他1974年的书《〈现今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是关于一系列克罗斯兰在相关方面担任过部长的问题的论文集，这些问题诸如环境、住房、教育等等。开篇的文章《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对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修正主义者不必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篇文章中承认的两点内容值得重视。第一点，克罗斯兰称1964至19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失业増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而经济増长相较1964年的保守党左派政府时期减缓了。第二点，克罗斯兰承认，他之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速度与容易程度都过于乐观了：「事后看来，早期的修正主义论着在语气上太过自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改革方案，却轻视了在英国的环境下实现它们的困难。」最后，《现今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未来工党政府应该关註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了降低贫穷，进一步提供体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将发展性土地归入公有，再分配资本财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选与隔离，以及扩大工业民主。 6park.com
　　理解国有化的哲学论争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一论争也关于「第四条」。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部分地是关于「第四条」与国有化作为工党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的辩论。「第四条」，准确说党章的第四点，明确承诺要让公有製充满整个经济。因此，这是1918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政策目标对许多工党的人来说既不现实也不称心。尽管如此，盖茨克尔和一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至少最初认为应当重新起草「第四条」，以期与工党想要建立的社会相一致。35盖茨克尔的这一雄心壮誌因近期的选举失败而燃起，因为他认为这使得保守党人歪曲了工党经济观点的意图。盖茨克尔重新起草了「第四条」，在1960年3月由国家执行委员会(N.E.C.)认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说：「……在四个月中，六个主要工会中的四个拒绝修订章程，而且面对议会中一定的失败，盖茨克尔只得把『新约』 这一称谓降级为『对工党在二十世纪目标的有价值的表达』，而对『第四条』则原封不动。」工会与来自更加广泛的议会工党的压力都反对盖茨克尔对章程的修正。虽然他们的领导者比万不在，工党左翼仍持乐观态度，而1960年比万己病重。工党左派的信心使得他们能够更快进入下一个与领导者的内部斗争，即工党的核武器政策。 6park.com
　　1960年春，工党在核威慑力量与核防御上的立场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问题同过去一样成为工党的障碍。威廉姆斯认为这己成为关于工党特性的矛盾，无论它是要成为一场抗议运动还是未来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国「蓝色霹雳」（Blue Streak)火箭这一关键性事件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英国是否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北约总体常规与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采取并鼓励非核政策。这反过来意味着工党必须对这一问题持有政策立场。工党左派传统上对军备积累持怀疑态度，逐渐更加明确表示其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单边主义事业成形于称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个组织，由一批比万派、基督教和平主义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于1958年组建。其目的是主张英国通过单边谴责核武器来树立道德领袖。单边主义事业的影响在1960年暂时被工党作为政策时到达顶点。单边主义事业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当中有最强烈的议论。富特认为霍尔的观点指向对抗苏联时丢掉的的道德高地，因为这使得苏维埃能够将西方的核威慑力量解释为现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这也相应地降低了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民主演进的几率。在解释霍尔的论点时，富特认为西方的辞令和国防政策对以下事情负责：「……阻碍东欧的民主化，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权力的掌握，而其总是通过指向西方的威胁来纾解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工党的右派认为，如果不具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在面临苏联的威胁时将会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党内的这一辩论被称为「单边主义-多边主义辩论」。它加深了党内的哲学划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党议员和党员支持多边主义事业才算充分解决。作为工党这一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总结，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获胜，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赢得工人阶级50%的选票。工党的主要两翼彼此持续冲突，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击败来自右翼两位人物吉姆?卡拉汉（JimCallaghan)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战，成为工党领袖。对某些人来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工党似乎将可能改变方向。 6park.com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1966-1979年 6park.com
　　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经济学说，其衰退可从两方面理解：国际和国内。 6park.com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开始衰败有一些国内原因。第一，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一个短处是他的理论中忽略了许多造成失业的原因3例如，凯恩斯承认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导致失业，却没能指出诸如劳动力的固定性和适应变化的缓慢等供应方的问题也能造成失业。这些长期积累下的供应方因素，其实际结果最终加剧滞涨。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出的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衰败的原因是，事实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经济体生产效率高、失业率较低的「黄金时代」，而凯恩斯主义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当凯恩斯主义经济经历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以及低下的经济増长时，按照这一非主流观点，滞涨只是被「超赶」效应（catch-up effect)推迟了，藉此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经济体己得益于技术以及对带有工业适应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费需求。46斯基德尔斯基有如下观点：「欧洲大陆的工业与劳动关系的重建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最深，而展现出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最弱。」第三个问题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的，同样是政治的。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实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较高的总需求，因而工会将接受对工资的控製，克製劳工行动，此类行动会降低生产效率。事实上，工会不满足于收入政策所设定的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通胀的上升。50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衰败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亦即财政管理不善。51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知道，超过某一点以后，税收会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阶级对税收的抵抗发展快过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因为对后者的税收己经因罪恶以及通过权高责重的人得以减轻。」与财政管理不善不无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五个因素是，一些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要求更低的开支，这样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这可以看作是「补偿性工资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一个连锁反应是，因为大量投资以及财政部由于抗税而没能集合足够岁入，由此导致预算赤字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因素方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安德鲁?甘布尔（AndrewGamble)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问题在70年代早期通过规模急剧増大而恶化。60年代中期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逐渐増多与经济増长的缓慢。这特别是由1971、1972年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1973年油价翻四倍及其后发生的世界普遍经济衰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油价的上涨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升高。因此，滞涨的经济问题很快在各经济体中出现，成功的经济管理会愈加显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难。甘布尔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一些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体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变化。控製通胀取代保持充分就业成为重心，公共支出项目突然显得非常昂贵，于是受到抑製，对工资的控製变得严密。第三，甘布尔间接提到的更深层的问题是，70年代早期经济増长的消失曾被解释为暂时现象，但70年代早期的经济问题逐渐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1974至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时期増多的经济问题的认知，使修正主义右派显得不能够管理经济以使其保持増长，同时提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观点提倡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确保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平，克罗斯兰在工党中大力论证了这一点。第四，甘布尔认为，货币主义的经济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开始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评论家讨论并严肃对待的，特别是保守党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简言之，货币主义似乎有70年代经济问题的答案。 6park.com
　　来自新右派的挑战：1979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及其激进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威权主义政治哲学（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也没能向英国的公众传达他们对英国社会的观点。此外，他们没能像表达他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否定那样清楚地表达他们拥护的是什么。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似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选民投了它的票。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对其加以分析，则必须以其前任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影响工党政治思想从而产生新工党的方式为依据。 6park.com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为其新右派哲学的立场争辩。卡拉汉与工党竞选的理由是，撒切尔保守党的新激进主义是未经尝试和验证的，工党是选民「安全」的选择。尽管如此，保守党以四十四个席位的主导赢得选举，这当中包括了 5.1%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保守党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学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寻常的激进之举。新右派广为人知的特征是几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批判高额公共福利支出，从而为最低水平福利国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会供给提供辩护。 6park.com
　　然而，将新右派视为统一的哲学是不准确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在他们的书《英国与美国的保守资本主义》（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历史上，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都包括有传统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前者相信使用权威机构来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后者则更想使市场尽其可能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得以运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学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别描述为保守主义的新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他们在诸如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公民社会等问题上有冲突。然而，既然承认新右派政治紧张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强调消极自由以及「放手」的经济方式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威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断层，作为工党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须对于令人信服而言简意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有所回应。 6park.com
　　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其共同的论敌方面是统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国的敌人显然是工党，而哲学上的敌人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作与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者以几种方式回应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观，他们以多种辩护方式反抗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会正义方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宄其本质属性而言，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幻想，因为市场并不导致不正义，不正义的现象因故意行为而起，而市场的结果并不故意製造不正义。市场製度下无意产生的结果是不幸而非不正义，因此国家没有责任减少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会正义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备受争议，其含义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学（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种版本。哈耶克说，因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政治学都是主观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学上的支撑。第三，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攻击以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如凯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与能力。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没有干预，能力是指人有能力执行和做出某些选择。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换言之，积极自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将自由的概念与能力的概念连接起来。自由不是关于获得追求物质占有物或者生活机遇的能力、权力和协助，而是关于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国家、市场、社会上其他人的干预。第四，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大规模公共供给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能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反而让中产阶级不合比例地从中获益。尽管他们不关心减少不平等，进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但他们通过这一论调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及其主张福利大国的平等主义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能缩减为极小的安全网，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这也转而减轻个人的税负，减少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使其免于国家干预。减少福利国家也将是值得作为道德目标的好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间接提到，依赖于福利的文化己发展到鼓励个人不追求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是接受国家给予的「免费午餐」。 6park.com
　　本章试图记述工党从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关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党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进政治哲学；经济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结合着一种社会威权主义。工党应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方式与撒切尔主义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裏塑造工党的历史。下一章将试图分析工党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具体内部政治和哲学论争所作出的努力，这些论争自197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笼罩着工党，并促进形成新工党的政治哲学。 6park.com
　　工党思想史：1994-2004 6park.com
　　前三章中给出了工党的思想从十九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本章将尝试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给出1994至2004年期间工党事件与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做出了卓着贡献，进而塑造了工党，并协助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工党」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化者将工党重塑为新工党；「旧工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区别；新工党中的新民主主义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条」全球化观点；1997年选举宣言的具体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届执政期的思想。 6park.com
　　重塑工党 6park.com
　　我理解的新工党是从1994年至今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建立在工党之内的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有必要声明，尽管新工党如今己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内阁自1994年以来的政治学，但它起初是改变工党选举号召与政策的一个流程。史蒂夫?卢德兰（Steve Ludlam)说：「一般认为自布莱尔1994年继任工党领导人开始的新工党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党意识形态、组织、政策的长期现代化。」1994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导人时，「新工党」还没有正式存在。「新工党」这个词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在1994年工党大会上会议平臺上的短语/『新工党，新英国」(New Labour: NewBritain)。尽管如此，是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认为这个词可以与工党在1989年的现代化协同使用。古尔德称，这个思想己经被遗忘，直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成功使用这一短语以表现他们与「旧」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註。阿裏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建议在1994年大会使用「新工党，新英国」这一短语，从那时开始布莱尔感到「新」这个概念对于工党下一步所要做的来说很适宜。其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我们必须註意，「新工党」这个名称描述的是强有力的工党现代化者的政治学与政治方案，而不是工党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议程。布莱尔、布朗、曼德尔森（Mandelson)、坎贝尔、菲利普?古尔德，政治顾问与同类相似的人，这些大部分组成1997年后布莱尔内阁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党」的代表。第二，作为一项政治方案，这是对工党过去数次选举失败以及英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也是在政治上对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权主义的回应。曼德尔森和利德尔（Liddle)明确指出：处理好新工党的问题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取决于理解重新表达工党的基础信念战后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与撒切尔和梅杰保守党深思熟虑的一项进步的改变一一需要更大的激进性和独创性，而不只是正确的改变。因此，新工党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独立思想，而是对于英国社会的问题和需要所作出的回应。其传统乃是植根于工党的近代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裏的哲学单独存在。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我理解，新工党代表了工党政治范围内一种真正新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将看到，新工党具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己经在此前存在于工党。因此，新工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方案，代表一种明确意识形态位置的政治派别。这并不是说新工党是单独的、新的、富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而本书将在此后论证它不是。新工党有的似乎是对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解释。 6park.com
　　「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 6park.com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主要的政治反对者是现在可粗略被称为「旧工党」的支持者：「如果还剩下一个敌人，并被布莱尔领导层中某些人强烈地认定为这个敌人的，那它就是『旧工党』。旧工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左派、异议分子的结合，但其修辞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新工党与它的过去保持距离，并向选民指出，工党己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本章的这个地方，使用有关所谓「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很有好处。访谈对象是前工党政治家、布莱尔时期的顾问、学者。我问的问题是「『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多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义上的？」在与时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长的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访谈中，他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了工党内他认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极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们对社会有基于阶级的分析，是国家中央集权主义者，于70年代末80时代初以民主主义为幌子进入工党。第二，「温和左派」(soft left)，可视之为两种传统的结合，即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处于「温和左派」的人对诸如平等、女权、分权、生活质量等问题感兴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流派是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右派，他们偏向于工人阶级，关註赢得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对福利国家的高公共支出与普遍物资供应感兴趣。10时任伦敦经济学院主任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泰勒不同，更接近于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不必使用「旧工党」和新工党这些词，吉登斯承认左派存在分歧，但是应在传统与现代化左派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左派提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国家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左派提倡市场经济，信奉权力分散。 6park.com
　　吉登斯认为，新工党试图在现代世界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左派，进而是新工党，有决心保持候选资格，并保持政治中心立场的统一。这是因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反全球化的左派与极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场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压力。 6park.com
　　时任费边社秘书长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一样是一个构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尔森与古尔德同时发明了这个词，就像重塑工党并将它与过去作对比的营销策略。雅各布斯指出旧工党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认为罗伊?哈特斯利与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是把修辞与现实分开。他认为新工党的修辞己经失去了传统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会主义语言，但现实更有利于工党比之前的工党政府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继而指出新工党与工党内各种流派有所不同，特别是关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新工党相信企业大多数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因为它们将其等同于消费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认为罗伊?哈特斯利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最后，雅各布斯说，新工党不给予公共部门任何特权，而旧工党却是以其全部形式这么做的。 6park.com
　　大卫?马昆德认为区分新工党与传统工党政策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赢得并不欢迎工党的广大选民的支持。马昆德提出，新工党如果想建立能与撒切尔时期的成就相匹敌的社会联盟，就必须这么做。马昆德同样指出，新工党的编史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他这么说是因为约翰?史密斯好像从没做过工党领导人一样。 6park.com
　　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认为旧工党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党这个词存在。金诺克说，这个词一部分是修辞性的、为了表达概念的，在这些词裏它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断言新工党内一些人想让「新」永远放在「工党」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于之前版本的一个新版本的工党，而是想要工党成为它所不是的党。金诺克接着说，新工党内这样的人想要完全改变其价值，并且对世界如何运作得出一个不同的分析。 6park.com
　　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意义上的对比，设计出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示工党己经改变，从而有可能获选。雷迪斯评论说，采取修正主义的政党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雷迪斯将重新起草「第四条」作为新工党现代化者主要的一项修正之举。 6park.com
　　罗伊?哈特斯利认为在新工党某些团体与旧工党某些团体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他以布莱尔的思想为例，说他的思想与如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哈特斯利将「旧工党」当作是与新工党不同类型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标签。 6park.com
　　受访者的观点可以按如下分类：认为旧工党/新工党区别大致上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整体上不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辞、助选来说是准确的；认为这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思想与政策来说是准确的。 6park.com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认为作为区分工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方式，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这一方案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党能分解为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工会右派、激进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左派」 ，但我却承认存在历史性的区别，这大部分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解释与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认同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分是基本准确的。尽管如此，有关上述两个论点，即「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思想与政策方面是准确的」与「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策略与修辞方面是准确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旧工党」不是，也从未是工党中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类别，因而这一区别就区分思想与政策而言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是关于赢取选民信任的修辞与政治策略，我则表示贊同。「新工党」这个词是用来向怀有疑问的选民表明，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党的政策将不会像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那样。另外，它是用来表明新工党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不像1980至1983年迈克尔?富特领导期间的工党那样特别左翼，当时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工党试图并最终得以表明的是，他们不是工党的「旧右派」或「旧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识形态温和的经过巨大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质上，它是工党的新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