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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谋略到底有多精深?
送交者: 张文2345[☆★声望品衔7★☆] 于 2022-11-14 17:41 已读 10305 次 26 赞  

张文2345的个人频道

张文 作者简介: 经济学博士,曾在某大学商学院任教。 后移民加拿大并因归化取得加拿大国籍,在加拿大生活了九年、在美国生活了一年。 6park.com

在文章开始之前,首先我要向版主吉歌表示感谢。我在本网站发表了数篇文章,无论观点如何,版主吉歌都让我顺利发表,并且还将我的文章置顶过一段时间。 我在阅读了本网站置顶的一些文章后发现,其中有一些文章和吉歌本人文章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即便如此,吉歌仍然将这些文章置顶。 此举反映了吉歌老师客观、公正、专业、中立、开放、包容的态度,对此,我表示钦佩!

毛泽东去世已经快50年了,在这将近5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世时的政策举措对当今中国的影响从未间断过。 笔者分别于今年四月和八月在本网发表过一篇题为《习近平和毛泽东什么关系? 毛为何发动文革?》(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6042061)和 另一篇题为《毛泽东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6084012)的文章, 该二文的观点,笔者于此不再赘述,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抽空阅读一下。 笔者只是想强调: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国内已不再有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如果是换了薄熙来上台,同样不会继续存在这样的空间。)。 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文革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看来该目的已顺利达成。 其实薄熙来和习近平都是文革培养出来的,但薄熙来后来已经折进去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纯属无稽之谈、不足为信。现在看来,习近平的性格和薄熙来是差不多的,薄熙来是输在了不懂历史上,与其性格无关。此外,薄熙来新闻专业的学术背景使他善于利用媒体造势,但这点反而害了他,想夺嫡成功是需要韬光养晦的,越高调越被动。胡锦涛的性格与习近平、薄熙来截然不同,但他同样栽在了不懂历史上。如果胡锦涛稍微懂点历史的话,二十多天前就不会在人民大会堂做无谓的抗争,而是会对习近平说一句“我所托得人”。胡锦涛和薄熙来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懂历史,而他们的性格则完全不同。);而文革培养接班人是“广种博收”,不可能所有人才都折进去吧?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想培养能够继承其衣钵的接班人,至于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或其他任何人)最终能成为这个接班人,毛泽东并无所谓。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确实培养出了习近平、薄熙来等杰出人才;但通过斗争尖锐的政治运动来培养人才的做法是相当偏激的,像我家那两位分别被逼疯和吃了很多苦的亲戚的人,大有人在、绝不在少数。据我所知,上海市某区教育系统老领导的女儿也在文革期间被逼疯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些老干部退休后聚会时就经常发牢骚,说诸如“毛泽东把你家害成这样,难道你不恨毛泽东吗?”这样的话。在笔者发表《习近平和毛泽东什么关系?  毛为何发动文革?》后, 有读者针对笔者的观点——“如果文革仅仅是为了搞掉刘少奇,那为什么在1969年刘少奇去世之后,毛泽东不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而是要继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至死方休呢?”反馈说,“一个高速运动的巨大物体停下来是需要时间的(惯性)。’’ 那为什么在1976年10月之后文革就戛然而止了呢?

笔者之所以醉心于文革研究,并非是“迄今还对文革心心念念”(笔者出生于毛泽东去世之后,并未亲历过文革。), 而是笔者家庭文革遭遇的切肤之痛。 笔者家里有一位亲戚在文革期间受了刺激,被逼出精神疾病,之后一直不太正常,直到21世纪初还在某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 所以笔者一定要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笔者家里的另一位亲戚,退休前系某研究所研究员、正高职称,开口闭口就说毛泽东有多么邪恶,他本人在文革期间吃过多少苦。 既然毛泽东那么邪恶,为什么在其去世之后几十年还有那么多人对其崇敬得五体投地, 谈到毛泽东时总难免热泪盈眶?就算毛泽东是邪恶的,笔者也要搞清楚他到底邪恶在哪里?有多邪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文革是多败俱伤的“负和博弈”。毛泽东去世后仅一个月、尸骨未寒,遗孀江青和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达人”即遭整肃,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敏、李娜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也非常拮据。虽然文革期间通过一系列造神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登峰造极,成为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但这些能抵消遗孀和后代遭受的苦难吗?毛泽东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傻事?

除了培养接班人的文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外,毛泽东还有哪些政策举措对当今乃至未来中国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呢?

一、制造人口

建国初期,中国有4亿5千万人口;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已有10亿人口。 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大力鼓励生育。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公交车车厢,可谓是异常拥挤;当时经常有男青年被挤得大打出手,女青年被挤哭。 这些被挤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青年,就是毛泽东时代制造出的人口。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读初中的时候,《政治》教科书上说,“适度的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过多的人口则会对国家的发展造成负担”,还说,“马寅初先生在当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经济学界是存在争议的。一方认为,过多的人口会对资源和环境造成负担;而另一方则认为,如果人口基数大,在这个基数中按照一定百分比所产生的杰出人士也会更多,而更多的杰出人士则能更大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更多的人口也能创造出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 反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庞大的人口数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充分利用人口众多这一比较优势,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积极发展制造业,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到积极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城镇房地产业再到拉动内需、搞内循环,上述哪条经济发展政策不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作支撑? 没有14亿人口,中国不可能早在2010年就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说完了经济,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庞大人口的巨大作用。 美西方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通常认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英国的《大宪章》等等。 而在西方国家独立生活了十年之后才发现原来对华人来说,美西方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种族主义。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抽空阅读一下笔者在本网的另一篇文章,《移民到底是不是一条正道? “润”还是“不润”?》(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6100033)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相比,可以算是一穷二白,当时绝无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可能。 在当时毛泽东怎么样才能够为今后中国的崛起打下基础呢?成本最低、最容易做的就是制造人口。 有了10亿人口,当时的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 过多的人口在当时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沉重的负担,但在今天14亿人口的作用已尽显。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开端于中国人口数量升居世界第一。 当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马寅初都没有错,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只不过是他们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毛泽东是政治家、战略家,马寅初是经济学家,思维方式不同罢了;但遗憾的是毛泽东无法把自己的用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二、大跃进

在今天看来,大跃进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令人捧腹大笑,甚至有一些西方人都不相信大跃进真实发生过,认为这只是一个“黑色幽默”。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也背负了不懂经济的骂名。 毛泽东确实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但要认清大跃进的闹剧性质,无需受过经济学学术训练,仅需常识即可; 就像一个人不需要受过医学训练,只需常识,就能够判断用卡车碾压背部以治疗驼背的“疗法”是闹剧一样。 以毛泽东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而授人以柄呢? 如果毛泽东真是这样愚蠢的话,他为什么会在当时举全国之力搞两弹一星,在之后接待尼克松访华呢?如果毛泽东如此愚蠢的话,他在当年就应该让红军拿着大刀长矛,念着“神兵天降”的咒语,去同使用现代武器的国民党军拼命。 笔者认为,毛泽东搞大跃进,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荒唐的大跃进惨败了,但是大跃进之后“效率”成了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中国人此后做什么事情都求一个“快”字, 改革开放后尤为如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一天建造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90年代上海城市建设目标等等,都是佐证。 中国的效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要在美国和加拿大达到如此之高的效率,是绝无可能的。 高效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此外,毛泽东推广普通话和使用简化汉字的政策举措,也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推广普通话使国人之间的口头交流不再有障碍。据说上个世纪初浙江人竺可桢和上海人宋庆龄有一次见面交谈时使用的是英语,因为竺可桢不会说上海话,而宋庆龄不会说浙江话, 并且他们俩都不会说普通话。 别说当时,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能使用外语交谈?所以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否则浙江人和上海人之间怎么做生意?至于使用简化汉字,的确不利于传统文化保护;但仔细想一想,普通老百姓需不需要认识繁体字,只要相关专业的职业学者能够认识和书写繁体字就可以了。使用简化汉字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在还没有“无纸化办公” 的年代,效果尤为显著。使用简化汉字,也使扫盲变得容易,扫盲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措施。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毛泽东是非常杰出的投资家。毛令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勒紧裤腰带也要搞两弹一星,宁可中国人民自己吃不饱饭,他也要援助非洲粮食。如果当时不搞两弹一星,也不援助非洲粮食,中国人民自身的生活水平就能高一些。这种事情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不是说不可以做,而是当时的经济实力不适合做。但区区数年之后,巨大的政治回报就接踵而至。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美国之所以愿意接受中国的开放,中国有两弹一星是重要的原因。美国接受中国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世界现代史上没有一笔投资的回报比此更高。不管毛泽东懂不懂经济(无论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他的举措都使中国在不久后即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回报。

三、利用美国发展中国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不久前才翻脸的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成功地利用美国发展自身。正如美国前总统川普所言,“中国就像弹钢琴一样(随心所欲地)地玩弄美国”。在英语里,弹钢琴的“弹”和“玩弄”是同一个单词——play。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相继同西方各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上1971年的“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在建国约20年之后正式获得了国际承认。美国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安全更有保障和解决了棘手的越南问题。但是谁获得的好处更大呢?毛去世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美处于准盟友关系,美国接受了中国的开放。之后的近半个世纪,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投资、技术、市场准入(包括资本市场准入)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习近平的“首席策略师”王沪宁为什么要主张和美国翻脸呢?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的利用价值越来越低;没有必要再继续遮遮掩掩、韬光养晦了,差不多是撕破脸皮的时候了。中国利用美国也是有成本的,89年的事情就是因为西方思想的侵蚀。最近三年,中国各地封城不断,北京老百姓比较顺从,有一位北京老太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她(会遵守防疫规定)不会给国家添麻烦;而上海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就是因为近代以来上海半殖民地的历史,上海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西化程度较高。西方思想对中共统治是最大的威胁,如果继续对美国韬光养晦,就等于允许西方思想继续侵蚀中国,这就是政治成本。所以现在如此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希望能逐步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过去十年,习近平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是反腐、脱贫、强军,而是停止了中国的西化。西方思想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威胁,没有之一。西方思想不仅对中国的统治者有坏处,对被统治者同样有害。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必定有一段发展历程会不可避免地利用美国以发展自身,搭美国的顺风车。中美进行合作可以有很多种开始的方式,以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方式开始对中国是最为有利。如果当时毛泽东没有选择同美国合作,而是继续和苏联保持稳定的盟友关系,有效管控分歧,中国的发展速度肯定没有现在的快,发展成果也没有现在的丰硕。美国人恨中国完全可以理解,在过去的50年里,他们确实是被中国欺骗、玩弄、利用了。美国在过去的50年里提供资金、技术、市场准入,原本希望将中国改造成一个类似于美国一样的西式民主国家,但最终却发现是自己一手养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新中国同美国打交道的近50年内,中国得到了什么显而易见,而美国得到的除了中国购买的近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决策失误,仅考虑资产账面价值保值,把国家等同于企业甚至个人),就是中国留学生、移民、逃美经济、职务犯罪嫌疑人砸在美国的资金(决策失误加上管理疏漏)。只能说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们的大脑比毛泽东的低一个等级。

四、毛泽东的“另类”价值观

毛泽东本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其价值观却比较“另类”。 毛泽东对孔夫子不以为然,并且也不认可“文治”(所谓“文治”指的是专制政权建立后,任用以进士为主体、以举人为补充的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充实官僚机构,依照儒家经典治国。),而是笃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毛泽东时代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断过; 毛泽东可能认为,如果不搞运动,建国后原先打江山的“造反派”就摇身一变成了坐江山的“建制派”,从而丧失活力。 这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制统治者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统治者通常比较信任知识分子,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怪诞的。 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大搞移风易俗,彻底消除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中庸保守、不走极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 老百姓不信天、不信命、不信报应,而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对统治者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 如果毛泽东没有读过书,这样做倒也可以理解;但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去改变中国人原本善良、恭顺的国民性? 或者再说得直白一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治下的人民由好人变为坏人? 在笔者看来,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毛泽东历史书读的太多了, 把历史读懂、读通、读透了。 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欺侮;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49年到今天的73年里, 中国从一个饱经战乱之后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国家华丽转身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 更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成功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0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越英国,彼时距1776年美国立国已有124年; 而中国则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已不足以形容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是利用了各种“杠杆”,搭了美国的顺风车, 以小搏大、借他人之力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只有先通过大小运动移风易俗,把“温良恭俭让”的人转变为“不守成规、 颠覆传统、剑走偏锋、另辟蹊径”的“反潮流英雄”,然后“反潮流英雄们”才有可能去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发展。 历史是由人书写的,毛泽东是师范专业出身,懂得怎样“树人”。道路决定命运,格局决定结局。就算当年日本侵华晚个半年一年,蒋介石能成功消灭红军,他也没有能力开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蒋介石的格局比毛泽东差远了,他能做到的也就是最终偏安一隅。

从1949年到1976年的近30年里,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仅仅是在执政,而且还在“做局”,做了一个铺就复兴之路的“大局”, 一个无法破解的“局”。 毛泽东搞的制造人口、大跃进、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风易俗等等,如果单独审视每一事件,肯定会得出“没有意义,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结论;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性地审视,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毋庸置疑,毛泽东搞的这些运动,确实是把中国人给害苦了。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有很多人可能都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吃苦中苦”,也不想成为“人上人”,只要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了。但中国不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是不会给中国一个温和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机会的。像中国这种国家不是强势崛起,就是继续落后挨打。中美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无法调和。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法律制度、文化传统截然相反;所以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和平共处、两水不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改革开放后有一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第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中国第一人,通过其博大精深的谋略,令其愿景在其去世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仍然能够继续影响、甚至左右中国的跨越式发展进程, 并且毛对中国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仅凭这一点,已逾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成吉思汗。

笔者最近在本网发表的几篇文章中都比较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在现今的中美对抗性竞争中胜出是大概率事件。 笔者有这样的看法并非是盲目自信、妄自尊大,也不是仅仅出于民族自豪感,而是缘于对美西方的了解。 美西方文化到底是什么?笔者说不清楚,但有几点感触。 美西方文化特别重视一个人的性格,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比受教育程度更为重要。那什么样的人才会有所谓的好性格呢?按照他们的观点,当然是家庭出身好的人。 美西方国家的大学在招生时会考虑申请考生的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良好的申请考生更容易被录取。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在分析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决策时,考虑到了他青少年时在瑞士留学期间,其朝鲜监护人不辞而别的叛逃事件;认为该事件给金正恩的性格留下了“创伤”,导致了今天的金正恩异常乖张暴戾。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分析纯粹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通常在决策过程中遇到问题首先会由该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们制定几个方案备选,然后决策者团队在该数个方案中遴选最优者实施;即便金正恩本人意见的权重在决策者团队中最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金氏一人拍板决定。 那金正恩个人性格对决策的影响又会有多大呢?会是决定性的吗? 

共同富裕从来不是美西方的主流价值,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他们认为“不平等能催生进步,让有才能的人成功”,换言之就是贫富悬殊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是理想的社会现象。 公平和效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经济学界最有争议的专题之一,也是十多年前“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的争议焦点之一。 在笔者看来,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就像规模经济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样;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率的做法,一开始是有效的,之后的一段时间不会再有任何效果,再过后就会起到降低效率的反效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绝对公平”,人人都拿36元月工资,此时通过牺牲公平确实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而今天的中国再想通过继续牺牲公平的做法来提高效率,只会起到反效果,公平、效率双降(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得知即便努力奋斗也法获得理想的生活之后,干脆放弃、无奈地选择“躺平”,就是一例。)。

作为移民,笔者到加拿大后伊始便同加拿大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与加拿大税务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打交道;之后作为创业企业家,笔者也同加拿大的其他政府部门打过交道;作为居民,难免会同医疗机构打交道。通过这些交往,笔者察觉到了加拿大的管治方式与中国存在明显不同,笔者就开始寻思加拿大官僚机构(制度)的总设计师到底是谁?(Who is the master architect of the Canadian bureaucracy?) 加拿大的管治方式源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管治方式。 当遇到一个逻辑关系复杂的问题,官僚机构无法高效解决时,他们就会祭出“长加短以二除”的历史传统,搞中庸。 华人移民经常抱怨加拿大政府死板、刻板、呆板,不会搞变通, 其实还真有点冤枉加拿大政府了。 加拿大的官僚机构只能高效处理逻辑关系相对简单的问题,对于逻辑关系复杂的问题(如需要通过数学模型分析的问题),他们没有能力高效处理,所以只能“死机”了。美国的管治方式和加拿大的管治方式有类同性, 无法高效处理逻辑关系复杂的问题,也无法有效应对极端状况,不适应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是该陈旧管治方式的最大硬伤。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迄今为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总共有超过一万人不幸病故,加拿大则有超过四万人不幸病故,是香港的四倍。加拿大的人口数量是香港的五倍,不幸病故人数之所以没有达到香港的五倍,是因为加拿大的人口密度远低于香港。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和香港特区的医疗体制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遗存。 而美国的不幸病故人数业已超过了百万,并不是他们不想把病故人数控制在极低的水平,而是根本做不到。无论是加拿大的管治方式还是美国的管治方式归根结底都是继承了英国的管治方式,英式管治方式注重规则和秩序,通过一道道恰当(繁琐)程序加以保障,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耗不起。相比之下,中国式管治方式首重效率,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和规模之后,才开始逐渐重视规则和秩序,例如近年来大规模的反腐、反垄断、反逃税都发生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抛开所谓的制度优势(决策时不必像美西方国家那样圈囿于法律,时时受制于法律规范和程序),仅从技术角度分析,中国的决策和管治水平高于美西方国家。 除王沪宁无与伦比的超强大脑外(王沪宁虽然是学文科出身,但从本次打破常规和惯例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排名以及目前已知的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分工来看,王沪宁显然有理科思维方式,纯文科思维方式是想不出这些招的。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排名是由他们和习近平之间关系的亲疏所决定的,为什么这样排名肯定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等过个五年、十年就都清楚了。),中国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还会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研判、计算机虚拟现实等技术辅助,以实现决策和管理的最优化。 当然,这些先进技术是不是用来增进人民福祉,则另当别论。

到目前为止,笔者已在加拿大和美国独立生活了总共十年。搞中国问题研究,最好身处国外。不仅仅是因为不必“翻墙”, 更是因为在国内除王沪宁、江金权、王昌林等顶尖学者外,其他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为国内的生活压力(收入、房价、车价、物价、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所困扰,难以做到“超脱”;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全文完,谢谢!

2022年11月11日

贴主:张文2345于2022_11_14 19:11:05编辑 6park.com

贴主:张文2345于2022_11_15 14:54:47编辑
贴主:张文2345于2022_11_15 14:55:3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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