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是谁介绍给我的呢？周建南。周建南和我都是一九一七年出生的。八十年代初，他当过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周小川是他的儿子），主任是谷牧。
以前讲过，我高中毕业，到北京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最难考，我根本不敢报，报考了清华，没有考上。家里打来电报，说武汉大学正在北京招生，让我赶紧报名，结果考取了。那时候考大学很难，四、五十个人取一个，几千人考，只有一、两百人能考上。周建南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一九三七年底就到了延安，后来又被派到重庆，一九四0年左右又回到延安。他在延安给中央负责人讲自然科学，毛泽东都在内。周建南跟我关系很深，有两层：一层是他的夫人杨维哲和我是武汉大学校友，另一层是延安抢救运动，我俩曾被关在一起，都被打成特务，是在保安处认识的。周建南比我吃的苦还多一点。
日本投降以后，一九四六年，我到热河办报，周建南也到了承德，当承德发电厂的厂长，我们又有了来往。后来他去了东北，不久我也跟高岗去了哈尔滨，他在东北管电。建国后他到了一机部，管电机制造，我从湖南调到北京搞水电，需要发电机，跟周建南工作上来往很多，关系非常融洽。所以说，我跟周建南就是这么深的关系。
以前讲过了，一九八二年我到组织部后，中央决定我参加中共十二大人事筹备小组，筹备组有十几个人，余秋里负责，集体住在玉泉山。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会要补充进知识化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周建南就向我推荐了江泽民。我让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李志民到电子工业部考察了一个礼拜，他回来告诉我：这个人可以。江泽民就是那次进了中央委员会，当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我本人不认识江泽民，但是因为相信周建南，又迷信交通大学，所以对他有好感，并不知道，江泽民进交通大学其实不是考取的。他是怎么进的交通大学呢？详细情况是钟沛璋后来告诉我的。江泽民原来是汪精卫时代南京伪中央大学的学生，钟沛璋是那个大学的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江泽民在校时入了党，入党介绍人叫汪嘉猷，汪到我家里来过两次。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把这个大学取消了，在校的学生就按照所学专业被分配到其他大学，江泽民作为电机系的学生转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钟沛璋和汪嘉猷和我谈江泽民，说他在地下党支部里并不是积极分子。江泽民的家境比较好，从小弹钢琴，二胡、小提琴他大概都会一点儿，如果家里没有钱，是不可能学这些乐器的。他的生父是政治人物，在汪精卫那里搞宣传，还搞过电影，宣传日本人好什么的。解放以后，他把生父的情况隐瞒了，五十年代，潘汉年的问题出来以后，江泽民有点紧张。后来，他只提他的养父江上青。江上青在新四军工作过，是张爱萍的部下，张爱萍原来的夫人杨纯也领导过他，江上青是被国民党的卫兵杀掉的。江泽民就拉紧了跟张爱萍的关系，江上青的墓碑是张爱萍写的。可以顺便说一件事情。宋晓梦不是给我写了一本传记吗？先在香港出版，叫做《党内有个李锐》，后来又想在国内出版，书名改成《李锐其人》。当时江泽民对我已经非常讨厌，这本书因此很难出，我就让张爱萍题写了书名，结果出版了。
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长以后，时间不长，一九八三年的一天，突然到我家来了。他说，陈云把他找去了，问电子工业部的情况，陈元也在座。陈云问他情况的时候，两次谈到让陈元归队（陈元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当时，江泽民对党里面高层的事情完全没有经历，陈云也是他第一次单独见。陈元当时是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陈云讲让陈元归队，江泽民很紧张，他问我：陈云是不是要让陈元来当部长啊？我说：顶多当个副部长。江泽民说，像陈元这样的情况，部里有二、三十个，他不同意。我说：你就装傻，装着不知道陈云是什么意思。他要办这个事情必须经过组织部，我来帮你的忙好了。你不提出，我不办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我当时在组织部是有发言权的。有一次开会，耀邦跟我闲聊，说现在上海市领导班子缺人。我说：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不久以后，江泽民就到上海当市长去了。周建南知道我推荐了江一下，可能告诉了他，所以江泽民上任之前，又到我家里来了，向我求教：到上海去要注意点什么？征求我的意见。我那个时候脑子也没多想，就说上海不仅经济是半边天，文化也是半边天，还向他介绍了王元化。王元化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在此前配上海班子的时候，由我推荐上来的。后来王元化告诉我，江泽民对他很重视。这是我和江泽民直接发生的第二次关系。
第三次是在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开座谈会，一大批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发了言，《世界经济导报》就把这个座谈会的发言写成了报导，公开了。那张报纸我好像还保留了一份。后来江泽民派了曾庆红和陈至立，把《世界经济导报》封掉了。四月廿九日早上，江泽民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谈了不下半个小时，向我诉苦，说上海有上百人口头对他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把《世界经济导报》封掉？他简直受不了了，向我求救，说北京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因为他看到我参加了座谈会，让我在北京帮他释放压力。
我那天的日记是这么记的：“一早江泽民电话谈《世经导报》事件，说86学潮时，中央即有指示撤钦本立，芮江商量（还有鲍），不好办，只能拖。整顿很难，苏绍智文，季崇威、宦乡都讲导报是搞经济的。苏文事要检讨，钦不理，无法指挥。钦也解释。最近去美国，云里雾里，要同台湾合作，一直顶。当前上海日子难过，煤、粮极紧（粮卖0.16元，买进1元），煤有时只能维持几小时。18亿斤全高价，靠财政贴，受不了折腾。向谁请示，不当这个家算了。谈到政治局开会时耀邦得病情况，对耀邦评价。关于‘出国’事，曾在干部大会辟谣。廿一日学生又闹，三点通告，上海不能再闹。也有游行，劝阻，警察学乖，难免有别有用心人。廿一晚，曾庆红、陈至立找钦，说送大样不送。北京座谈会，六页涉及许多名人。吴明瑜、童大林说有歪曲处，名人有言论自由，送到国外有何好处。胡心情不好，是否向外谈，怕引起动乱。几次保钦，爱护北京同志出发。市委要审查，谈到十一点，不能改，删一些、选一些，也不行。于是江泽民、汪道涵去。“我修养不好，拍了桌子。摆什么老资格，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如此无组织、无纪律，不要仗‘洋霸’。”江先走，汪谈到夜二点，钦允照办。北京有悼词，登一登。美国务院发言人遗憾，岂有此理。吴忠信儿子吴光灼（宋楚瑜同辈）在美国搞学潮，反越战，哥伦比亚大学罢课，封闭，乃私产。告到法庭，学生赔钱，封二月，父母领回学生。如上街，物价问题，牵连工人、即很麻烦。疏通工作，稳住学生。对学生讲，未经本人审阅。转告江，先是不要生气，如照办，江道歉。廿三日开人代会。结果全文未动。汪极生气：两面派，不可交之朋友。名誉董事长辞职。钦下午带两个副总编到市委，保证改版，到廿五日，改版大样不签字，钦本人躲到度假村去了，意以此抗议。张伟国用驻京办事处名义向市委发哀的美敦书。北京外国记者，还威胁要上街。于是只好停止工作，派工作组。严家其，许良英向上海写信：捍卫新闻自由，遵守宪法，请律师。武汉来一英文电强烈抗议，说江武断，刚愎自用，无落款。张伟国调回。请我在北京疏通，还说过去同建南谈过要来看我。”
电话中我对他很客气，说我帮帮你好了。过了几天，他没有办法，自己跑到北京找赵紫阳。那时候不容易见到紫阳，他是找了一个关系见到的。我知道紫阳批评了他，话讲得很厉害，说：这个事情是你自己闯的祸，自己回去处理。所以，他把赵紫阳恨死了。紫阳去世前，我知道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了，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说不能再软禁了，这样对紫阳是完全不对的。他根本不理。最近《炎黄春秋》登了田纪云等人回忆赵紫阳的文章，江办就通知，让《炎黄春秋》换人，足见此人心胸的狭窄。
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以后，就不认识我这个人了，碰了面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也去了，他们那几个站在中间，我们站在旁边。游行完了后，他走到两边跟大家见面，好几个军队将领和他打招呼，他从我面前走过，看到我理都不理。这种嘴脸，党内我见多了。
还有一件事情，十六大以后，南方报业集团的子报《21世纪环球报道》找我访谈，我跟他们谈了一件事，江泽民接班的时候，邓小平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会，邓小平对江讲：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我估计江泽民把这句话记在脑子里了，他很想当邓小平第二，很想我说了算。这个事情我是听萧克讲的，据说还有正式文件。《21世纪环球报道》登出这个访谈，不几天就被封掉了。后来我给胡锦涛写过一封信，抗议过这件事情。我说，你们干吗把这个报纸封掉啊？
邓小平南巡是一九九二年。南巡之前，江泽民到党校去做报告，有一个“七一讲话”，反对和平演变，要把个体户搞得倾家荡产。邓小平反感得很厉害。他的“九二南巡”，就是想把江泽民换掉。但是其他三个老人（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反对。陈云讲了一句话：江李体制不变。李先念也讲了一句话。李先念为什么对江泽民印象这么好呢？他住在上海时，江泽民对他们夫妇照顾得很好，所以对江泽民的印象就很好。薄一波讲：事不过三，你干掉了华国锋、干掉了胡耀邦、干掉了赵紫阳，再干就不象话了。所以邓小平就没换成江泽民。然后江泽民就提倡“闷声发大财”。现在贪污腐败搞得这么严重，都和他有直接关系。邓小平是半个毛泽东，但是他有功劳，一九九二年他不南巡的话，搞不好江泽民让我们跟朝鲜一样。
我的隔壁住了一个刘大姐，是刘（伯承）帅的侄女，她的爱人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她告诉我，黄丽满在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长时是办公室副主任，对江泽民照顾得非常好。黄丽满后来到了深圳，江泽民去深圳时就问：哎呀，小黄在哪里啊？我要到她家里去吃饺子。当地就把黄丽满提上来当了副书记。黄丽满盯着于幼军，他俩是死对头。于幼军原来是深圳市委书记，到湖南是常务副省长，到山西当省长，调到北京要当文化部长，现在把他留党察看两年。不过还好，待遇没有变。于幼军在广东省委当宣传部长的时候，他搞理论，我关于毛泽东的早年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早年毛泽东》，一本是《早年毛泽东读书生活》，他就建议我把两本合到一起，叫做《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给我出版。这个书印出来以后，于幼军请我去签名售书，他陪着我，我是那个时候认识于幼军的。于幼军这个事是共产党的悲剧，吴南生、林若都为他不平，朱镕基知道这个事不对头，宋平也安慰他。
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最近水电报的记者韩磊发现了一张照片，是一九八零年我请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到中国来考察三峡，我和刘澜波一起主持开会的合影照片。江泽民坐在第一排的最边边上，那时他是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所以也参加了那次会议。美国代表团看完三峡，在会上的结论是：长江是世界上难得的黄金水道，根本不应该在它上边建大坝，明确地反对三峡。江泽民上台后却积极干三峡，就是要为自己树碑立传。
有一次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扬州人喜欢讲话，得了话痨，我就写了一首诗，收在《龙胆紫集》里面：谚云得意便忘形，弹唱吹拉从不停。可怕“话痨”难治也，惯于作秀显高明。
有一年我去广东，吴南生、任仲夷、还有我三对夫妇，参观吴南生熟悉的一个古董店，店主让我写字，我就写了三幅大字，两幅是写毛泽东的，一幅就是这首诗，写江泽民。我对这个人的结论就是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