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了提高债务上限的《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此时距离耶伦所说的最后违约期限仅剩一天。
尽管法案最终被通过，但白宫并没有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在经历了两党扯皮、推诿、试探、斗争之后，并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期间还损害了美国的国家信誉，确实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但美国的危机就此解除了吗？这项法案的通过，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观察者网专访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解读以上问题。
【文/李海东 采访/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评论文章中认为，这一轮围绕债务上限谈判的两党角力，拜登“赢了”，因为民主党方面并未就削减预算问题做出实质性让步；反之，众议院有大量共和党议员对法案投下反对票。您是否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
李海东：我不认同该评论文章的观点，美国就这一轮债务上限的整体争论中没有赢家，全是输家。在解决方案出台前，美国两党将债务上限问题当做相互攻击的武器与政治工具，给全球经济与政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及担忧。各国对美国作为一个债务国是否能信守诺言，这方面的质疑在加深。
虽然提高债务上限的方案赶在截止日期前顺利通过国会，拜登也予以批准，但两党整个谈判过程呈现出来的美国政治极化状态并未缓解，其政治生态环境依然极不健康。这种不良氛围对美国重大民生和经济议题必然会持续产生重大影响，也令人越来越忧虑。世人意识到美国反复以这种“悬崖边缘”方式处理债务上限以及可能的违约问题时，对美国的担忧始终在加剧，美国极端不负责任的全球形象实际上是在不断实质性扩散。
最后，美国还要继续通过向全世界以及本国公民的借债，来维持联邦政府和不同公共开支项目的运转。这种在美国国内备受诟病的模式也没有变。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是否能持久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稳定和向好发展，全世界的信心也出现了摇摆。
实际上这份法案并没能根本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两年后有关债务上限的争论依然会冒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看到美国在处理债务上限问题时展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本解决方案，而不是埋下“地雷”，等待日后引爆。届时不仅是美国民众，全世界都会因为美元是全球金融秩序的核心支柱而产生更多担忧。《华盛顿邮报》的这篇评论文章党派色彩浓厚，我没有从中看出该文的公正客观精神。
观察者网：共和党内的反对声主要集中在极端保守的“自由党团”。他们抱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违背年初的承诺，未能实现削减1310亿美元自由裁量支出的目标（实际方案可能仅削减了120亿）。您认为那些不满的共和党人下一步会采取哪些行动？
李海东：相当数量的共和党议员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拜登与麦卡锡达成的妥协性解决债务上限协议文本中的核心内容。这表明两党政客也清楚，过分将债务上限问题政治化，并不是解决美国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最佳出路。以债务上限谈判挟持美国政府，来满足特定议会群体政治诉求，这种做法在当前的美国国会中也处于不受人待见的状态。
此外，对于一旦债务上限未能过关，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违约等严重后果，应该说国会两党大多数议员头脑还是清醒的。其结果一定是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美国丧失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信誉，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全球金融海啸与经济危机。这些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进其外交总体战略时的最大阻碍。目前看，大多数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议员，对于这样的后果还是有基本的理性。
共和党内极端保守的“自由党团”中约有二十位议员，他们在年初选举麦卡锡成为众议院议长时，成为共和党内不同派系间改变平衡的关键力量，手上的选票能够左右局势。但就债务上限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相当数量的共和党议员并不支持极端保守派。这二十人的政治分量有限，无法在共和党内起到关键少数的影响。这跟当初选麦卡锡当议长时的局面不同。
接下来，这批共和党人肯定会将怨气发泄在民主党和麦卡锡的身上，甚至可能变本加厉。目前外界的观察是，麦卡锡骨子里是个妥协派，但表面上看似是极端派。这导致他在政治谈判中的行为方式比较古怪，给人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政治人物。
观察者网：是否可以理解成，这次围绕债务上限的谈判是美国两党政治中，建制派、中间派相对极端派力量的胜利？这是否具有代表性？
李海东：我的理解是，这很难说是国会内部中间派、建制派的胜利。其实债务上限谈判，本就是以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化解美国经济、民生问题的方案。历史上美国的债务上限不断提高，本身就表明美国政治仍然在朝极端化、对立的方向发展。
民主、共和两党的多数成员就提升债务上限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后续围绕经济、民生等问题的一系列主张，两党会有更顺畅的沟通。美国债务膨胀的速度远高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提升债务上限本来就不是解决美国债务问题的良方。美国政客应该思考如何调整经济发展与债务增速的配比，达到一个相对来说令美国民众与全世界能放心的状态。美国政治现状决定着美国很难能实现这一点。
客观现实是，美国又在提高债务上限，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随着美国自身经济总量缓慢增长，债务上限快速提升，两者不匹配的现象反而会越来越明显，这表明美国精英总体上的态度并不是沿着一个希望回归理性、回归务实的方向去走。
而在处理债务上限谈判过程中，各党派以及国会、白宫相互的表现，颇有滑稽之感。从前期双方始终是剑拔弩张，水火不容，拒绝妥协。到临近最后期限前，双方突然就达成一致，却也拿不出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为下一轮类似的操作埋下伏笔。政治上不严肃，是美国这一轮围绕债务上限谈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个特点。
观察者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撰文，认为解决美国国债危机的关键，是美国停止刻意发动战争并削减军费。但他也承认美国国会“没有勇气这么做”。您认为美国要恢复财政纪律、实现债务良性发展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李海东：萨克斯对美国国债问题的判断是准确的。美国政府总体开支中相当一大块都给到了军工复合体，以及与华尔街相关的许多投行企业，这方面的经费不会缺也不会削减。
相反，这一次达成债务上限的协议，不少涉及到民生的领域，比如学生贷、社会福利项目的申请资格，都受到限制或者削减。
这再一次表明，通过美国政府对待国债的态度，能够反映出来其真正代表谁的利益。军工复合体利益必须得到满足，8000多亿美元的庞大军费开支，丝毫不会削减。美国乐于在国际事务中频繁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制造危机，然后向危机各方出售武器，令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绑架美国政策这一现实，决定了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这对美国国内民生问题、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构成了巨大挑战。

过去20年，美国用于战争的财政支出之和约8万亿美元 图自：沃特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
换言之，美国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方式，是美国政治精英采取眷顾特定部门、机构与利益群体的政策。我相信美国民众对此也是非常不欢迎的，因为解决方案最终削减的开支，大部分涉及民生领域。这些资金与项目削减，暴露了美国精英与民众间深刻的撕裂与矛盾。
观察者网：5月份拜登出访印太地区时，就因为着急回国参加债务上限谈判，临时取消了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行程。您认为这次债务上限问题，对美国的国家信用与形象有多大影响？
李海东：通过这次事件，全世界都见识到美国外交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如果不能全面深刻把握美国内政的情况，就无法准确判断和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内政现在是极端分裂，甚至道德底线不断拉低。这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想到美国外交会呈现出类似的风格，左右摇摆，缺乏道德，缺少连贯性与感召力。
美国在盟友眼中的形象也会受损。比如拜登“放鸽子”，跳过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四方会谈”，澳国内当然有许多不满意的声音。但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传统。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人物相互攻讦、抱团与出卖是常事，对自己人尚如此，何况对他国？历史上，美国自刚建国开始，对待帮助自己打赢独立战争的法国，也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在中东、拉美、非洲的许多地方，包括如今的乌克兰，美国对待盟友的态度始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