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北约的轮廓和承诺提出质疑。

特朗普总统批评北约的最新言论和随之而来的媒体反应，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对美国与欧洲安全的关系持有不同意见。
正如在整个特朗普时代经常发生的那样，第45任总统及其坚定对手不断升级的言论热度，分散了人们对更具实质性的外交政策辩论的注意力。
如今，美欧安全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神圣不可侵犯，至少在国家安全机构及其主流媒体盟友的心目中是如此。然而，从历史上看，对这一表面上神圣的盟约的争论和批评范围，远比怀旧情绪或现代评论界所暗示的要开放得多。
在美国参与北约的整个过程中，美国的国家安全精英、国会议员、评论员，还有总统，都曾在不同时期对北约及其成员的承诺轮廓提出过质疑。而且，他们是在西方国家面对部署在中欧中心地带的规模大得多的苏联军队时，就提出了这种质疑。
在冷战初期，美国参与联盟的性质及其在欧洲部署永久驻军的承诺，并没有被视为不容置疑，即使是身居要职的美国官员也是如此。事实上，美国的冷战设计者将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说成是一项临时措施，目的是巩固仍在舔舐二战创伤的盟国。在国会关于批准北约条约的证词中，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向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提问，他是否认为该条约意味着美国将在那里留下"大量军队"。愤愤不平的艾奇逊回答说："参议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而绝对的'不'。”
即使艾奇逊对国会的保证被证明很空洞，北约首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虽然支持北约的集体安全法律机制，却认为美国的驻军和物资援助是暂时的。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如果"10年后，出于国防目的驻扎在欧洲的所有美军都没有返回美国，那么整个项目就失败了"。
后来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尽管巩固了前任总统的冷战政策，并摒弃了共和党的不干涉主义，但他继续在幕后施压，要求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更大程度上分担负担，并悄悄地怒斥他们"把山姆大叔当傻瓜耍"。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小布什，艾森豪威尔的几位继任者都有同感。
在国会，美国军事介入的程度仍然是共和党右翼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无论是原则上的不干涉主义者还是亚洲优先的单边主义者，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规模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退役军官邦纳-费勒斯在保守派杂志《人类事件》1949年7月刊上撰文，总结了这些持不同意见者普遍认同的立场。虽然费勒斯认为北约条约具有"巨大的心理价值"，因为它是"团结的象征"和威慑力量，但他并不认为这应该转化为在西欧建立大规模的永久驻军。
费勒斯两年后在为《人类事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被写入了国会记录。费勒斯不认为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是一种威慑，而是断言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挑衅，并认为"我们在莱茵河畔的驻军给了斯大林一个明显的象征，一种团结的力量，它倾向于争取所有俄罗斯人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费勒斯并不是一只温和的鸽子。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厌恶苏联，支持廉价的核威慑，即美国要塞2.0。然而，他和共和党右派中的许多人一样，并没有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先入为主地自动决定对西欧无休止的安全承诺的愿望。
在国会山，费勒斯的观点得到了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驻军是对盟国的一种昂贵施舍，而盟国重建后的经济可以承担其防务，所有这一切几乎没有威慑作用。1953年，众议员劳伦斯-H-史密斯在谈到美国在欧洲的军事使命问题时反问："军事侵略的威胁在哪里？
史密斯称，他所在的欧洲小组委员会在欧洲进行实况调查归来后报告说，"那里的人民心中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在整个冷战早期，尽管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很高，但在共和党右翼的小范围内，费勒斯和史密斯所信奉的观点一直存在。
在冷战的最后几十年里，反对美国在西欧驻军和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的声音主要来自民主党左翼，因为新一代民主党人上台后试图控制军费开支和承诺。在国会山，民主党人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试图迫使美国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人数。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反对维持现状的"马蹄铁"越来越厚，一批保守的共和党人与进步的民主党人一起反对北约的扩张，先是在1994年，然后是在1999年。虽然两次投票都以失败告终，美国仍在欧洲保持了相当规模的驻军，但反对过时的冷战范式的呼声依然存在，并且自由流淌，没有受到附和"普京谈话要点"这一卑鄙指控的玷污。
事实上，即使到了2016年11月，奥巴马总统也与当时的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如出一辙地表示："如果希腊能够履行北约的这一承诺，那么我们所有的北约盟国都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近的这股热潮与现在的情况一样，完全忽视了围绕美国外交政策承诺的这些历史性辩论，在他们的激情中制造了一种非历史性的政策必然感。如果过去和现在的美国人，上至总统下至普通百姓，都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轮廓提出质疑，而且，是在更为危险的时期这样做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布兰登-P.巴克2024年2月16日《负责任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