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婚姻内幕（下） -6parkbbs.com

七、回城风

八、离合两维难

九、往事何时了

七、回城风

黑色的大森林，

只要有一隙阳光，

小鹿就会奔去，

那怕撞断新茸。

1973年，天津市委书记林乎加做了件大得人心的事：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只要出具身体有病或父母难以自理的证明，便可返回天津。消息传出，市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海河两岸各区安置办人满为患。知青政策的松动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有直接的关系。文革趋于平缓，生产急待恢复，各级领导很需要做些稳定民心，纠正失误的事情。因此，林乎加刚有举动，各地便纷纷效法，知青返城风很快吹遍了全国。平心而论，这扇返城的门开得并不大，但一千万知青犹如挤在峡谷坝后一千万立方米的江水，只要闸门有一丝的缝隙，便会迸涌而出。小罗是山西晋北插队的知青，体壮如牛。可就为了回城，他恨起自己这身肉来。他收到在晋南插队的妹妹的来信，说她因为得了肾炎回城了。于是，小罗更恨他牛似的体魄。他想把身体毁了，像他妹妹似的病得连叫爹的劲儿都没有才好。他带着痛苦状一连躺了三天。第三天半夜突然来了灵感，天一亮便往长途汽车站跑。回到家，他就把妹妹拉到市医院。拿到化验单后，他将小瓶递给妹妹，请她代尿一泡尿。他妹妹笑着进厕所接了一瓶尿，拿出来送到化验室一测，竟有三个加号。小罗揣起这张化验单和医生证明，当夜赶回了晋北。一个月后，他调回了家。小蔡是女知青，想不到那么大胆的办法，只有在“自残”上动主意。她回家探亲时，听说同院的女友得了肝炎，便成天到她房里玩儿。她常抢女友的东西吃。女友警告她注意传染，她反而抱起女友接起吻来。直到她去医院化验肝功发现异常，才停止了与女友的戏耍。小蔡周身无力，却极高兴地揣着医生证明返回了农村。她最终回了城，可肝炎也转为慢性。这样的医生证明还是真的。而大多数则是通过请客送礼托人情开据的假证明。说它假，是因为证明上的文字全是编出来的。只要情到礼到，既使是假证明，安置办的关是很容易过的。穷追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越刮越烈的行贿收贿风风源，无疑是从七十年代知青返城时开始的。作者十六年前曾与知青模范人物侯隽座谈过一次。她就知青返城一事很忧虑地谈道：“许多知青见有人回城，就动摇了扎根农村的信念，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完结了。我们并没有什么离开农村的特权，把自己看得和贫下中农不一样，实质上‘下乡镀金论’在作怪。” 其实，知青返城就像地火喷发一样，是一种必然。违背客观规律，违背民心，违背人性的事，只有疏导流畅，返原归本，才能被历史所颂扬。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候隽，我想，她现在对二十年前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定会有新的认识。我们还是回到本题，窥探一下知青在这段时间里的婚姻状况。

小P插队时，已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所以没去外省，在离城八十多里路的山区落了户。这股返城风刮起后，知青点的同学都回城里找门路弄证明去了。她没回去，原因是她的父母都死了，她是靠舅舅抚养长大的，舅舅家那十四平方米的房子已挤了俩大人仨半大的小子，她要回去，连搭个铺板的地方都没有，何况几个表弟都长成武夫，根本无法睡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则舅妈常给她使脸子看，使她连春节都不愿回城看看。她曾给舅舅写了封信，请他帮助调回城。不知是没收到，还是让舅妈收到撕了，一直是石沉大海。她灰心了。巧就巧在她没回家度春节。城里安置办的春节到农村慰问知青，满公社就她一个没回城，于是，慰问品给她堆了一炕。慰问团里一小伙子注意了小P。他姓徐，二十五岁，未婚。外号“猪八戒”，长得够丑，可心挺高，非找个漂亮媳妇不可。小P个子很高，杏眼，朱唇，结实匀称的身子透出一股不可遏止的青春美韵。可小P不知自己是个大美人，更没想到利用自己的长相去为自己办点儿什么事。她毕竟才十八岁，心地纯了又纯。小徐一眼看中了小P，主动找她说话。他从公社陪同那里了解到小P的家庭情况，回城后便给小P写了封求爱信。他在“我爱你”的后面写上这样一句话：“只要我们结婚，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将你调回城，安置一个好工作。”此句下加了一条波状线。小P收信后，思忖了一夜。小徐的尊容她是领教了，以她的豆蔻年华，是从未想过嫁给这么个男人。可当她孤苦伶仃地一人躺在炕上，想到同学们走后，就她一人待在这山沟里时，禁不住胆怯起来。她是凌晨起来给小徐回信的。她答应了小徐的求婚，但又提出了先调动后结婚的条件。小徐看完信，欢喜若狂地连夜赶到了山里。他对惊魂未定的小P说，同意她的条件，但也要给她加一条件，否则调回城又吹灯拨蜡了怎么办。睡一觉——照小徐的话说叫小保险。到这份儿上，小P已身不由已，任小徐将她抱到炕上，苦不堪言地蹂躏了一夜。天亮后，诡谲的小徐搂着小P，甜蜜蜜地说：“咱们还得先结婚后调动。” 小P像被蝎子蜇了似的猛烈地悸颤了一下，呆怔须臾，挣扎着踢开被子要和小徐拼命。小徐紧紧地将她压在身下，喊着让她听他的解释。他说市里有文件，知青家庭困难的可以返城，结了婚，便有了困难的理由。办事情就容易了。小P 明白上了小徐的圈套，可看看自己赤裸身子，是死是活也只有跟着走下去了。她先是拽过被子蒙上头哭，然后是痛骂小徐，然后是让小徐陪她到大队开结婚证明信。小徐极能办事，与小P结婚半年就将小P调进城，在一家药剂厂做了工人。小徐娶了个漂亮媳妇，特得意，在朋友面前增了十二分的份儿。其实，他的朋友在背地都骂他缺德。到处传他的婚姻始末。 “我嫁给了一个不要脸的爹！” 粉碎“四人帮”后，小P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但还那么娉婷婀娜。小徐则变得越发丑陋，才三十岁，却象四十多岁的人。小P每逢在街上遇到成双捉对的同学，便将小徐恨得咬牙切齿，可望着两个孩子，又没胆量离婚，只好回到家骂小徐出气。

下面所写的小W，纯粹是小W的男友愚让我加上去的。他说，他看过初稿，如果不把他与小W这段加上去。那绝不算完整。

我和小W也算得上是熟交。她下乡时，被称做知青第一大美人。愚是个才子，才子佳人，俩人在插队途中的火车上就开始情意缠绵，进了村，便缱绻绸缪了。春节回京探亲，小W将愚领回了家。谁想愚拎着见面礼刚进门，W的父亲便带着另外几个千金起身而去。晚上，W的父亲告诉W他已调查好愚的家庭。愚父是特嫌，这辈子翻不过身。W要嫁给愚，甭说W的前程，连W的妹妹们都甭想入党、当兵、上学、提干。 W蒙了。可因为感情上实在离不开愚，回农村后，依旧与愚保持着恋爱关系。 W的父亲看出除非找一个代替愚的人，否则休想夺回女儿。他为W在北京到处找男朋友，可北京有点儿模样的小伙子，只要没到要饭的份上，谁也不愿将终身大事押在W身上。 W的父亲只好降低标准。他看中了本单位的司机潮。潮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还是党员，政治绝对可靠。只是潮很土气，个子高不及W，脸庞也不俊。他反复思忖，确认潮今生绝不会找到W这样漂亮的妻子，而W也不会太腻歪潮后，与潮谈了招婿的事。潮自惭弗如，未敢应下。后来W的母亲找到潮，哭泣泣地述说W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才使潮动了恻隐之心，像张生求莺莺一样，应下了这门亲。 W的父亲给潮创造了一个出差的机会，让潮绕道到农村看望一下W。W招待了潮，招待的规格绝不比其它初识的男人多。尽管如此，潮还是被W的美貌迷住了，回北京便给W写了求爱信，信写得极拙，纯粹是农村孩子刚萌出性需求时的傻话。恰恰这时，愚的父亲熬不住批斗，自杀死了。愚彻底跌到社会的底层。愚颇具道德家的秉性，痛苦绝望中首先想到的是W的前途。他将W叫到庄稼地，向她宣布断绝恋爱关系。W哭得死去活来。愚挺后悔，他盼着W骂他，那样，他就可以收回话，死心踏地追她。 W只是哭，没说一句反驳的话。其实，W的心底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她的爱心不能不被社会现实所震慑。嫁给愚，明摆着眼前只有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 W对生活只剩下一个与父母团聚的希企。为此，她只有嫁给潮。 W最终与潮结婚了。两年后，W调回了北京。少女的一切幻想都结束了。潮像捧着花一样捧着W；W像深潭一样静静地活着。谁也没想到W心中的深潭会炸开，像迸溅的瀑水直泻江河。十年后，W上电大中文系，竟意外地发现写作课的主讲教师是愚。笔者不愿再费笔墨写W的懊悔心情。由于外形的原因，W从未与潮逛过公园，可就在与愚相遇的当晚，W便约愚到钓鱼台相会，从中可见W爱情复苏的力量。一切没有结果。愚对我说，他很想夺回W，可自从去W家见到潮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潮是个地道的农民仔，虽配不上W，但已为W付出了青春，他不能欺负老实人。他道德家的思维依然如故。水不能倒流，W与愚只能在遗恨中度过一生。

小P小W是知青中为了返城，不得不嫁给一个不爱的人的典型。不过，像小徐这样，乘人之危捞取美色的人毕竟是少数。欲娶知青为妻的城里人应该说大部分都像潮一样是怀着善良愿望的。从个人条件上说，他们除了有一纸城市户口外，其它均逊于女方。可是，条件所谓好的人，又有谁主动去娶知青为妻呢？一个农村加外地户口就是一扇地狱的门。这又不能不令人想起遇罗绵在北京的第二个丈夫。遇罗绵在那个沸沸扬扬的离婚案中，起诉的理由说破了天，却没说丈夫一句有关品德的恶言，可见这个男人善良的初衷。但这种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这种不道德的责任归究于造成这种不道德婚姻的时代。

小N是个把爱情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因为长得漂亮，差点儿演了一出红颜薄命的戏，只因为她能把握自己，因而结局带有喜剧性。一同下乡的男生没有不爱慕她的。最有资格爱她的是户长韩某，因为韩长得虽然有些猥琐，但他的父亲是县委的干部。小N对韩某却冷若冰霜。这不单是由于韩某那显露的虚伪言表，她父亲是位老师，捱不过红卫兵的批斗，上吊死了，留下遗书一封，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诲她今生嫁鸡嫁狗，就是不能嫁官的儿子。韩的理想是做个政治活动家，对小N的冷淡虽有醋意，却未施颠狂。他在政治上很会虚张声势，弄假成真，借着落实“70·26”文件，先做了县委委员，不久又进县城当上了知青办主任。韩以为有了资本，上任当天就给小N写情书。掩掩遮遮，遮遮掩掩，做婊子又想立牌坊，革命词句涂了满纸，最后还是像商人一样写道：“只要我们结合，你马上就可以到县里工作。” 这不啻更加深了小N的厌恶。韩一方面朝小N耳朵里灌蜜，一方面寻着下手的机会得到她。他把小N的集体户树为知青模范户，常找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去慰问，肉、油、细粮免费送。到这儿学习取经的知青馋得直骂小N他们把全县知青的油水都刮去了。不知有多少次，韩来后将小N堵在屋里，逼着小N就范。遇到这光景，小N就扯开嗓子哭喊，弄得没过完官瘾的韩不得不逃之夭夭。小N也在找关系往城里调。听说独生子女有政策可以回城，她母亲便将她两个弟弟送给姨和舅舅家，又使钱到街道办事处买出个独生子女证明，再使钱搞了张城市准迁证，一并送到小N落户的公社。叫小N惶惑的是，准迁信函递到公社半年有余，竟没有消息。她到公社打听，公社说早已将审批表寄到县安置办。于是，她又到邮局查询。半个月后，邮局回执上写着“邮件已收”，署名者便是韩某。一切大白。一天傍晚，韩被一位知青的父母请去吃饭，直到子夜才醉熏熏地晃回来。走到僻静处，突然蹿出一蒙面人，将一把刀子顶在了他的胸前。韩惊醒了酒，腿一软，跪在了地上。蒙面人颇有风度，只轻声唬了韩一句话，便隐身到夜幕中。 “明天把小N的关系办了！”这声音令韩毛骨悚然，惶惑了一夜。第二天，他亲自为小N办好了一切返城的手续。至今，韩也不知道这持刀蒙面汉是谁。

小M直到现在还被了解她底细的人骂作缺德。她是上海姑娘，长得粉面桃花，就是粗重的农活也没改变她江南女子姣好细腻的肤色。她从不是什么典型，也没有政治上更好的表现。她在县城里走红，全仗着她的脸庞。中国漂亮的女人大多被人在暗处骂做妖精，她也被骂过。不过，她也像所有漂亮姑娘一样，骂归骂，男人依然想接近她。县里几次组织宣传队，都将她挑去做演员，遗憾的是，她没有一付好嗓子，也没有跳舞的天赋。她就是漂亮。县里的官都认识她，叫她叫得特甜。县革委会姚副主任先下手认小M做了干女儿，几乎每半个月就派车将小M接到城里玩几天。姚付主任倒不是有什么邪心，他是为儿子。他儿子是个驼背，既使他的地位也平衡不了姑娘对他儿子的厌恶。小M叫“爸爸，妈妈”的声音脆得令姚副主任夫妇心醉。小M给姚副主任儿子织的毛衣虽不得体，却叫他驼背儿子夜夜睡不着觉。 1974年，小M二十岁生日时，姚夫人向干女儿提出了与她儿子结婚的事，小M羞着告诉姚夫人，让她去求干爸，以当她政府名义给上海发函，先将她“病退”回去再结婚。姚夫人吓了一跳，做买卖似的说，要先结婚后办病退。小M说，政策上没有结了婚还可回上海这一条。她让姚夫人放心，姚家对她这么好，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还许愿，等他们退休了，便把他们接到上海享福。姚副主任听过姚夫人的汇报，对小M的话将信将疑，可还是抵不住儿子去上海生活的诱惑。办这种事不需要姚副主任跑路。他向知青办打声招呼，知青办便与上海频繁地联系上了。半年后，一张准迁证到了小M的手里。姚夫人立即与小M商量结婚的事。小M痛快地答应下来，一边办各种迁移关系，一边与姚的儿子上街买结婚的东西。就在准备登记的前天晚上，姚家突然发现小M失踪了。小M的一切物品都整齐地摆在屋里，连姚副主任送的罗马表也留在桌子上。姚夫人鸡炸窝似的，急得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找人。还是姚副主任清醒，叫她不要声张。小M确实是只揣着准迁证明、户口卡上的火车。她感到一场戏终于演完了。姚夫人忍不下这口气，当她得到小M回上海确切的消息后，立即给小M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写了封告状信。事情算是捅出来了。不过，小M也有话，她说那个姚副主任对她早有不轨行为，就是他儿子不是驼背，她也不能做他的儿媳，否则，她算什么呢？

为回城，小N唆人持刀相胁，小M以少女之身假言相骗，她们的行为是多么有悖于道德。可在那法律遭践踏，人的尊严遭践踏的畸形年代里，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用正当的手段去摆脱畸形的命运？不道德的到底是那一方呢？不过，从这两个事例中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空喊道德，只会让不道德的人为所欲为。十九世纪末，车尔尼雪夫斯基痛心俄罗斯帝国的腐败，竭力召唤道德的力量，向公民们疾呼：“反抗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高尚的行为。”他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了，可沙皇依然纸醉金迷彼得堡。今日如斯，要求小N小M们遵循雷锋时代的道德，是多么无力。穷原竟委，她们的行为只不过是社会造成的，为生存而生发的非理性的反抗而已。

八、离合两维难

嫦娥飘然飞去，

因为她的根在天上。

羿只有引项哀伤，

因为他的根在大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政府停止上山下乡。 1980年，政府允许在农村务农的知青返城。 1985年，北京市政府发出通知：在外地参加工作的原北京知青，凡未婚或已婚有一方在京的，均可迁入北京市。不久，又允许外地已婚的原北京知青有一子女迁入北京落户，以保证他们老后可以回家乡颐养天年。于是，各地纷纷效法。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成为了历史。千百万知青从心里感激邓小平，许多知青接到返城通知后，流着泪高呼着“邓青天”。遗憾的是，在落实知青政策的过程中都躲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知青的配偶是农民，知青回城了，他的配偶怎么办？负责解释政策的人否认可以享受知青待遇。这等于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要么放弃回城的要求，要么过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种分居很可能是永无希望的等待。这部分知青不得不继续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的面前实质上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与配偶离婚，付出感情的代价，换来后半生物质生活的宽裕；或者与配偶生活下去，艰难地跋涉终生。无论做何选择，心上都会有一道淌血的刀痕。

1968年底，三十个十八岁的女中学生来到山西的一个村子插队。半年后，有十个姑娘嫁给了农民。托翁普照人类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不会遗漏这十个女子的。那么，她们境况是什么呢？做为实录，我写下她们其中三位的自述。之一：刘淑梅你问我为什么跟农民结婚？扎根干革命呗。其实，下乡时根本没想过和他们结婚，可事儿到那儿啦，也就身不由已了。我那位的爹是生产队长，是他把我领到他家的。他说青年点太苦，住在他家能更好的接受再教育。屁，那教育没好的。他家有一小子。姑娘一到十八就发乱，在一条炕上大男大女的能不出事吗？这都是他爹的主意。那事出了不久，我们就结婚了。结了婚就后悔。后悔什么？不是嫌他穷，是没话说。光剩下夫妻间那点儿事，在土炕上滚一个月就腻歪了。和他绝情出在生孩子上。我生了个女孩子。我想，这下可有个安慰了，谁知只三天就死了。那土屋子又脏又黑，卫生那么差，能不生病吗？我抱着孩子哭。他妈死缺德，说孩子不满七天死了不能走门，他便听他妈的话，硬将孩子从我怀里抢走，从窗户扔出去埋了。我哭了两天两夜，就这么得了精神病。同学们把我送回娘家看病。那段日子只要在街上看见孩子就哭就喊。整整病了十年，把婆家娘家都折腾光了。你问现在病怎样？早好利索了。问他？离了。怎么离的？唉。我刚得到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跑回了婆家。我男人听说我要走，扑通跪在了地下，三十多岁的男子呜呜地哭。他求我别走。他说为给我治病，家里穷得除了破被子就是铁锅，我要走了，他这辈子就甭想再有个家。我看着四壁空空的屋子，鼻子直发酸。就在我忍不住要掉眼泪的空，他妈插上来冲我喊；走不拦着，可得生个孩子走。我在她眼里就是只会下仔的畜牲！我眼泪没了，我只有恨。可我不会像十多年前那么傻，我得让他们随着我转。我哄他们让他们放我走，说等我在城里立下户，再帮他们都迁到城里去。我没提离婚，要提了，我非进棺材不可。我挺顺利地回到城里。然后就是离婚。在法庭上我不敢看我男人，他好像傻了。唉，这怨谁？怨我吗？再让我回到那又黑又脏的土屋里挨他妈骂？之二：王芳。我是十个人里最早结婚的。我的老刘一样，刚下乡时没房子，都分到老乡家住，住着住着就和那位有了感情。县委书记来村里视察，对我说，你要是和农民结婚，我多忙也来参加你的婚礼。还有什么说的，结婚扎根干革命吧。结过婚才知道跌进了火坑。甭说干革命，连做个自立的人都难。事也出在生孩子上。那是个男孩子，都快一个月了，不知怎么就抽疯死了。这不算完，他妈，那凶老太太不让我退奶，说我奶水好，让我……（她抽泣起来）让我给人家缺奶的孩子喂奶。喂一次能挣……两毛钱。她把我当奶妈使。我不干。可我动不了，成天吃人家喝人家，不干怎么行？我麻木了，像个死人似的成天坐在炕上，等着那老不死的领着不知什么地方的没奶的女人抱着孩子来。接过人家的孩子一边喂，一边把眼泪往心里咽。唉，我还是人吗？还是说说离婚的事吧。我第三个儿子长到三岁时，传来务农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可有一条件，必须得是独身。我的心立时活份起来。要想回到爹妈身边去，就只有离婚。对这个家我没什么可留恋的，可一瞅俩儿子，又犯愁了。叫我丢下他们走，真比剜掉心头肉还疼。可我还是抵不住回城和爹妈团聚的愿望。再说我也穷怕苦怕了。城里的生活太诱人。我向他提出离婚的事，他不同意。他当然不会同意，我呢，也当然不会硬碰硬的和他上法院。我也像老刘那么哄他，对他说，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们离婚后，我就可以回城，然后再复婚，然后再把儿子和他办成城镇户口，一辈子离开农村。他说，如果我骗他，就别想要儿子，我说，为了要儿子也不会骗他，这么着我们离了。我办回城里不久，他带着孩子跑了上千里路来看我。儿子见我就哭了，我也哭成了泪人。他要和我复婚。我挺爽快地告诉他，那是骗他的。他气得带孩子要走，我早让家里人把孩子藏起来。于是又闹到法院。最后，小的判给我，大的判给他，送老大上火车时，那孩子哭得真惨呀。我对不起他，我总有一天还得把他找加来。之三：杨艳。那段婚姻都怨我，到现在我也这么看。我在青年点总吃不饱。一天，妇女队长见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拉我到她家吃饭。她一下给我煮了六个鸡蛋。看着这六个鸡蛋，我竟哇地哭了。她劝我搬到她家来住，我就来了。她家有一小子，挺老实。可那天夜里他不老实起来，就出了那种事。不知怎的我没挡他。你问他爹妈知道不？能不知道吗，都在一铺炕上睡。唉，回想起来，就为六个鸡蛋把自己卖了，有多贱！我才十八呀！后来，我带他回娘家。那份儿惨！人家瞧他那土劲儿，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卖给人家了。到这时我才察觉出来，我俩不用说思想，就连生活习惯也隔着一重山。回到乡下，我就一人搬到低矮的厢房里住下，想和他离婚。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老实，哄我，求我，让我回心转意。我知道对不起他们，常一人躺在屋里哭。我不能再卖自己了，铁心拖下去。就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熬了十年。政府允许知青回城的消息他比我知道的早，当我向他提出分手时，他知道再也留不住我，立时应允了我。我的心口感到多年来未有的轻松，但很快又沉重起来。我发觉他老了，我发觉他承受的感情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发觉他是个好人，我发觉良心的谴责搅痛了我的心。唉，如果他也是城里人，也受过同我一样的教育，他该是一个多好的丈夫。临回城的那天夜里，我把他留在了厢房。

毋庸赘言，这几位已进中年的知青当年被呼喊着革命辞藻的浪潮席卷着与农民结合，十余年后，又倚重法律与农民离婚，这之中的变化确有跨时代的意义。虽然她们都含着刻骨的痛苦去继续人生，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力量终究战胜了愚昧。无论她或他，在没有爱情的婚姻解除之后，相互都有了重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毋庸赘言，这几位知青的离婚案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她们无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痛骂她们道德沦丧的有之，同情她们勇于冲破封建罗网的有之。笔者不再去评述孰是孰非，剖析婚姻观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只想再从下面两位知青坚守与农民婚姻的自述中给读者一个思考的天地。

之一，李杭，男知青。我不能和她离，我是男子汉，和那些女的不同，她们嫁给农民立时成了三孙子。她听我的，她要和我犯刺，她爹也不答应。再说她家对我有恩，我不能没良心。文革时我属于狗崽子范畴的，集体户出身好的都走了，最后就留下我一个人。下工回到那冷冰冰的屋子里，不想别的，就想死。就在这时，她爸亲近上我，隔三岔五请我到她家吃饭。她家没儿子。一天，她爸喝过几盅酒后对我说，你做我女婿吧。我哆嗦着告诉他没钱娶老婆。她爸笑了，说就看中我没钱。倒插门，女婿加儿子，怎样？我当时就哭了，没想到世上还有人对我这么好。糟糠之妻不下堂，您说我能和她离吗？问我还想回北京吗？这不明摆着的，谁不想和爹妈一块儿生活，我有四个孩子，落实政策后我到县城工作，有两个大的吃了粮本，可她和两个小的还是农业户。就这家庭状况，在北京还能有活路。在县城好混。我把他们娘儿四个接到城里，给她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三餐吃饱饭算是没问题了。问我现在生活怎样？就是活着。我和她快十年没穿新衣服了，都可着孩子穿。每个孩子有一身没补丁的衣服，放学回家就让他们换上旧的。孩子们说同学笑他们“啃一身”，闹着做新的。现在的衣服贵成什么样您还不清楚？一个孩子做一身，四身衣服一月工资就没了，还得吃得喝呢。说到吃，不怕您笑话，除了过年过节吃顿肉，平日里就是土豆熬白菜加大葱蘸大酱。让她做买卖？本儿呢？我不想在老乡面前述苦，唉，实话说了吧，她病了，肾炎。住院两个月拉几千快钱的饥荒，还没看好。大夫让转到省里看，她却连县医院都不愿住，哭着要回家，说为了孩子不能再把钱往无底洞里扔。我也哭了，到省里看病少说又得花几千，这笔钱人家敢借我也不敢伸手呀，我只能将她接回家养。现在，我一月百十块钱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一病人，除了吃饱肚子，干不了别的。饥荒越拉越多，只有让孩子们大了还了。

之二，郝秀芝，女知青。你写吧，我想让你写写我。我好强，下乡只半年就成了知青典型。我不是吹出来的，我是全县第一个女子积肥员，挑着百十多斤的粪桶，肩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身上的臭味儿，熏得同学们不看着我换下衣服不让我进屋。我入了党，后来又做了大队副书记。那年知青中刮起结婚扎根论，县里要培养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典型，便找到了我。开始听到领导这么对我说，我直发蒙。说心里话，我并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可那位领导给我上纲上线，说这是党在考验我，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临走很严厉地说，这个典型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党需要我做这样的抉择，并且要求我在下次知青大会上就要向全县知青表态。我矛盾极了。我不想说假话，但一想到这是党的需要，最后还是点头了。他们给我介绍了个未婚夫，叫张绍文，人挺老实，可我爱不起来。一个姑娘的终身呀，就这么凑合了，我不甘心。我用乘年轻多干革命工作为借口，拖着不结婚。四年过去了，知青回城走得差不多了。一天，煤矿来县里招工，我忍不住找到公社书记，提出要走。书记说，你不是要扎根吗？再说还有绍文，人家等了你四年，总得有良心。我铁心了，昂起头说，知青都走光了，也用不着我这个典型了。至于绍文，只要放我走，我立即和他结婚。唉，既然铁心要走。干嘛还要套上这个枷锁呢？结婚与进厂，这总让人觉得有等价交换的商人味儿。不过，那时我的确是从良心的角度嫁给绍文的。我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强加给我的婚姻会像十字架一样压在我的身上。结婚后，我在矿上工作，绍文仍然在家种地。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我在婆家休完产假便拖着虚弱的身子将孩子抱到矿上上班。在矿上，我又忙工作又忙孩子，吃不好睡不好，不知昏倒过多少次。每当夜深，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孤独。我真希望绍文来帮我。可他真来矿上，不用说没工作，就是粮食也没地方供给。孩子三岁时，绍文来了，是带着病来的。他得了肝炎，脸色黄得吓人。我立即将他送到医院，他没有工作，更没有公费医疗，一个月过去，花尽了我几年的积蓄。绍文不敢再在医院住下去，偷偷跑回我的宿舍。我拉他回医院，他苦求我答应他在家养，怎么养？肝炎要吃好的补品，可我一日百十元钱工资除去吃、穿，再为绍文看病，买高价粮，还能有多少钱为他买营养品？整整三年我没吃过一口肉一个鸡蛋。每星期买一点点肉算是改善伙食，我只能看着绍文和孩子吃。这些年我们全家没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那宝贝孩子最喜欢的两件衣服竟是同志的孩子穿小了送给她的。绍文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也常落泪。他说他后悔当初和我结婚，把我坑了。我决心彻底解决绍文的问题。我先找矿上请他们解决一下绍文户口问题，或给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矿上说我工龄不够，要二十五年才行。没有户口，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有那么多待业青年还没工作呢。我只好回到插队的县，找那位让我和农民结婚的领导。这位领导离休了，他承认当年办了件愚事，可又说那是极左路线逼的，县里不找个和农民结婚的知青典型，上级追究下来吃不消。现在他没权了，只能帮我写个条，找找现时当政的县太爷。那位县长我认识，是过去的县委秘书。他见条后，让我等几天，他去找有关部门商量一下再告我结果。结果呢？三天后，他苦涩着脸告我，有关部门翻过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均没有能给绍文转成城镇户口的条文，这事无法办了。听后，我真想扇这县长一嘴巴。没有任何人来承担造成这场悲剧的责任，难道只让我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吗？

尽管因为篇幅的限制，笔者对原始采访记录整理压缩得只剩下经络骨骼，但在撰写时，依然泪盈稿纸。不用再评述，我相信读者已做出公正的裁决。借用郝秀芝的话做为此章的结尾吧：“痛苦我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忍受的是找不到造成这场痛苦的责任者。”

九、往事何时了

秋风吹得霜叶醉人，

醉人的霜叶却依旧喜爱春风。

本文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因为再按时间顺序写下去，知青婚姻问题已不复存在。可笔者自信，已进入中年的知青朋友是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整整一代在婚姻问题上痛苦的经历，几乎无不与当年上山下乡有关。八十年代中叶的大男大女几乎都做过知青，他们熬到回城，甚至为夺回失去的青春熬到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他们从恶梦中醒来，突然发现青丝已生白发，眼尾已刻鱼纹，不但心中的白马王子或窈窕淑女难求，既使是相敬相知的配偶也难寻。他们惊呼：“一代人的爱情活活的‘轮空’了！” 这种轮空现象在女知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男知青回城后，凭借性别优势，可以找到比自己小五岁，甚至十岁的妻子，这导致了女知青回城后，择偶的机会更少。 X君是二十六岁时调回北京的。她总以为自己是十六岁的年龄，那个白马王子依旧飘浮在她的脑际。她长得很美，自视特高，据她说风靡北京的“择偶三要素”就是从她这儿传开的。身材要高，肤色要白，脸庞要俊，结果不但吓退了为她张罗的介绍人，连同龄青年都躲得远远的，而比她年龄小的绝不追她。中国的男子汉把娶比自己大的女人视为无能。熬到三十岁，做母亲的愁了，到婚姻介绍所为她找对象，仍旧没有够条件的。她只好降低条件，只求家庭好，有住房。于是，她和一个不及她高，肤色黝黑，面目丑陋的大学教师闪电式地结了婚。现在，她总不停地对同志哀叹，说如果不是下乡耽误了她，她绝不会找这样的丈夫。 Y君做为教授的女儿，不但文静高雅，而且自尊心极强。她是1977年回城的，1978年考上大学。母亲让她在同班同学中找一个对象。她说男生就一个没结婚，她实在爱不上他。大学毕业后，她已是三十四的年龄。她仍不向任何关心她婚姻的人提择偶条件，她的文化层次使她只能追求心的结合，她的婚姻观使她只能默默地等待他的出现。终于有一天，她明白自己已属于轮空的一代人。现在，她出国留学了，临行时对朋友说，她还要等，绝不违拗心意，那怕独居一生。 Z君不甘心乖舛的命运。她开始和Y君一样，默默地等待爱的降临，直到在医学院读完研究生，才醒悟到这样的等待有如缘木求鱼，永远不会有奇迹发生。她只有另辟蹊径。毕业后她分配到某医院，不久便瞄上了一位主任医师。她知道这位主任医师有妻子，且长她十岁，她铁了心要做第三者。她说：这是逼的，既然社会夺走了她爱的权利，她就应毫不退缩地嘲弄社会，将爱再夺回来。在这场争夺战中，她的年龄有绝对的优势。她成功了，但一个家庭也解体了。女知青回城后的婚姻无外乎以上诸君的三种结局。无论何种结局都包含着不幸。当然，知青中也有少数幸运者，但幸运者的欢笑绝掩饰不了不幸者的泪水。有材料说，女方插足他人婚姻的案件中，当年做过知青的占有很大比重。男知青虽多有凑和的婚姻，但独居者寡。女人是弱者，女知青更是弱者，她们的确比男知青更加艰辛困厄。这就是笔者为什么将笔触更多地伸向她们的原因。写到此处，笔者不能不接叙第二章中那些受污辱的女知青回城后的命运。她们的心房早已锁闭，无论是独身还是下嫁，痛苦关在心房内，世人是难以探秘的，笔者也只能从友朋的口中索觅她们的心路。

孤独者A：小杨是被干部奸污后怀孕的，她挺着肚子步履蹒跚了，那干部才被告发。县知青办通知她父母接她回家生孩子。她家是书香门弟，虽然老俩口被打倒在地，仍面子十足，拒不让她回来生，县知青办只好到处打听没孩子的孤寡老人，最后找定一个四十六、七岁没有后的农民。按照人家的要求，小杨是夜里用马车拉走的。那天是阴天，她辨不清东南西北，天亮赶到这人家时，她已被颠簸得五脏俱裂。她呻吟着躺在土炕上，直到坐完月子，再没出过这屋。那是个女孩，白白胖胖的，把那户人家喜得不行。她听到外屋邻居说，这孩子长大了，准又是个大美人。她不想给了，想自己养活，再苦再难也认了。她向人家说，人家根本不理她。满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喝过这家女主人端上来的一碗麦乳精后，便昏睡过去。醒来时，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装满羊草的马车上。身边孩子没了。她知道受骗了，世界立即变得一片漆黑。她号啕着呼唤女儿，跪着求车老板告诉她孩子生在何村。车老板只用鞭响回答她。她是以病退的名义返城的。后来她上了师范院校，后来做了小学教员，再后来她父母平反了，她也变成了一个成熟、冷艳、高傲的女人。可她不敢谈恋爱，她怕男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怕因此而向男人卑躬屈膝。她变成了一个只为保护自己的高贵而活着人。其实，她的心比谁都虚弱。十五年后，她又踏上了这块使她受辱的土地，她要找回女儿，拿着大把的票子在她插队的村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出她意料，金钱也未使村里人告诉她详情。她只好回到县城打听。当年主管这事的是个下放干部，早调回省城了。于是她又赶到省城。结果，那个下放干部离休后，已病死了。她听到后，心力交瘁，顿时晕倒在地。她说她还要去找女儿，下次去不能傻找，要诉讼法律。可了解她的朋友说，她不会大动干戈的，除非甘心情愿垂下她那颗高傲的头。孤独者B：梅子是我到一个朋友处，在食堂吃午饭时认识的。她穿着一身蓝布工衣，弓着腰，不细看会以为有四十五、六岁，其实只三十八岁。她长得很白，杏眼，淡漠中仍可想见当年的丰姿。 “这是作家。”朋友吹我。她极平淡地一笑算作答，然后匆匆离去。 “你不是要写知青婚姻的报告文学吗？写写她吧，一大故事。” “那你讲。” ——我和她在一公社插队，她的事我全知道，要不我一召她，她怎么就过来？二十年前，她是全县第一大美人，外号白牡丹。这是玩儿闹们给起的。下乡头一年她和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没回家。集体户就她一个人，三十晚上活活的让队干部糟蹋了。那小子后来被严惩了，她这朵白牡丹也蔫了。她恨透了男人。刚进厂那年她才三十岁。那时大男也多，见她长得漂亮，一窝蜂地追上去。我也去了。结果她连句客气话都没说，便一个个赶了出去。她是个少见的怪女人。厂里照顾她，给她单独一人分配间宿舍。那屋子不许任何男人进，算是看得起我，曾经开着门和我说过几句话，其它男人既使摸一下门把手，她都瞪眼睛。据进过她屋的女工讲，她为了不待客，屋里没放一把椅子；床收拾得特有女人味儿，可地下却从不打扫，走路稍用力便起尘土。她不上澡堂洗澡，甚至公厕内有一个人她都不进。厂里都传言她是个“石女”，厂医为她避谣，说她为梅子检查过妇科，一切正常。还有人追她吗？谁愿意娶这样的女人？一点儿女人味儿都没有。不过，她不在乎。我看她是在逃避，逃避一切可能引起她恐怖回忆的红尘俗尚。她只能躲进布满灰尘的闺房。要是二十年前没有上山下乡这回事呢？她到底是个美人呀。

中国是个极善造神的国家，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动荡都会造出众多个神，无论是真龙天子还是混世魔王，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产物。对于历史，神与造神者都有责任。可做为神案上的知青，付出的毕竟太多太多了。没有谁能够补偿，甚至历史也只能告诉他们，这样的牺牲，人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场悲剧的背后是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封建。

（声明：为维护文内所涉及人的权益，本文在姓名及地址上均做了技术处理。）

作家：马镇

作者简介: 马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9年生于北京，为中国石油工业服务十七年，后供职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任党刊《前进论坛》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亲王之子》，长篇报告文学《大漠无情》、《中国知青婚姻内幕》，小说集《血湖》，纪实文学《蒯大富演义》，专著《中国神话与传说》，儿童文学《中国传统道德故事》。《亲王之子》获河北作家协会1987－1990年度文学奖，改编电视剧《皇亲国戚》、电视电影《豪门逆子》。《大漠无情》获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北京市庆祝建国55周年文学优秀作品奖。

评分完成：已经给胸赳赳妻昂昂加上 50 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