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禁毁书研究》1一书的即将出版，是各位专家学者整理编辑四库禁毁图书的第一批研究成果。承编辑部雅命，嘱我也撰写一篇，我忝列《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之名，责无旁贷，而我也确有一些想要说的话。
对《四库全书》及其编纂，向来评说不一，难于定论。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对中国历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总结。即便是，也不易达成共识，见仁见义，又事之常理，势之必然也。何况就实质而言，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普查运动，所体现的编纂意图和价值取向都很复杂，但社会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确实是深刻和持久的。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禁毁图书是其产物之一。禁毁的对象，《四库提要》书首所载的乾隆历年上谕，已说得很清楚。如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的上谕，乾隆(清高宗弘历)本人开宗明义，冠冕堂皇地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繁。其钜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2。跟着乾隆又说从他即位起，已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未包括《明史》)，并开馆纂修《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御批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有违背伦理纲常，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3。但不合义理教诲，讥贬满族先世，危及清王朝统治地位者，概在禁止禁毁之列。迄今人们所知，四库禁毁书目3000余种，数量几与选录目录相埒，足见清查范围之广之多。今天所能整理补救出版者仅1500余种，已只及当初禁毁的一半。我们不敢说每一种被禁毁的图书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大量优秀的学术著作，充沛民族气节精神的史学文学作品均曾遭禁毁或抽毁，却是事实。联系到同时相伴进行的文字狱，如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4(雍正八年十月起，乾隆四十年三月止)及乾隆六年九月谢济世著书自逞臆见，肆诋程朱案5，不能不令人对这场文化浩劫心有余悸。诚然，撇开禁毁书，不足以窥清代前期文化典籍之全貌，同样，不搜集不研究禁毁书，亦不足以察照透视这场思想文化普查运动的底蕴。至于清代文网究竟具体延伸到何种范围，满族最高统治者的神经究竟敏感脆弱到何种地步，以及四库馆臣们的心理被震慑到何种紧张程度，凡此种种不仅关系到禁毁书的评价，也关系到《四库全书》的重新认识，都只有在对全部禁毁书作出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平允合理的结论来，这又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这是我之所以说难于定论的原因。
使用暴力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查禁、取缔危害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的思想文化，在以往任何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看来都是必然的正当的，也是合理合法的。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降，西汉武帝有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其后有唐朝三武灭佛，牛李党争学禁以至清代大量的文字狱，无不伴随着禁毁典籍，践踏文化。然而，后人独于秦代指斥尤烈，其理由不外乎有二：一为禁书同时坑儒；二为秦朝二世而亡。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伏因，后者被视为前者的报应，古已有之，于秦为甚。短命王朝总是罪孽深重，祸延子孙。汉武时董仲舒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6。结果，汉武帝真正做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单就文化政策而言，汉武帝比起秦始皇要高明得多，也厉害得多。但后世的议论指责就大不一样，无非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助于汉朝的统一云云。历史真实的内在联系是否如此，还可以继续探讨。而凑巧的是，两汉儒学发展中获得最高统治者助力的武、宣、章三朝，都是鼎盛时期。两汉国祚绵延四百余载，摧抑诸子百家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无从找到像赢秦那样直接的因果关系。仅此一点，就使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难度大为增加。以后唐宋灭佛黜道，党争学禁都是难于定案的。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后进的少数民族满族人主中原，专制严酷，忌讳尤多。规模空前的文字狱和禁毁图书二者联系起来，其实质即一目了然。然而清朝满族最高统治者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将禁毁图书和编纂大型图书混在一起，以整理总结中国自古以来古典传统文化的名义掩盖其寓禁于编纂图籍的阴险本质，而且这类举措又多发生于康、雍、乾三朝，即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对历史上的盛世似乎有着特别的偏爱，并以此而自豪。这种偏爱情绪近年来也感染了甚至增强了史学工作者的自豪感，对中国历史上盛世和英明君主的鼓吹和宣扬，可以说是于今为甚。世人谈起盛世，首先就是文治武功，其次是政治昌明，而绝不情愿与阴暗面的黑暗残酷的事实联系起来。即或一旦说到阴暗面，亦不过用“功大于过”、“主流是有利社会发展”等美言几句一笔带过，好像太阳黑子无损于太阳的光辉一样。清代乾隆时期大型图书的编纂，正好起到标帜盛世的功效。这是我说《四库全书》及其编纂难以定论的又一原因。
但我认为要透彻认识康乾时期，就不能不研究探讨这个时期的禁毁图书，这甚至于比研究探讨当时修纂而成的《渊鉴类函》450卷、总目4卷(张英等奉敕撰，康熙40年进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总目40卷(康熙敕编，张廷锡等奉雍正敕重编校，实为陈梦雷原编纂)丛书更为重要。同样，要真正认识禁毁书，不是仅仅了解其内容，也不只是作为一种既成事实，而是要把它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来探索促成其产生的种种社会因素，又必须对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要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洞察。
康乾时期，虽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但相对于此前明末清初的四海鼎沸、土崩瓦解以及晚清嘉道之后内忧外患国势日蹙，毕竟是一段稳定太平的日子。武力强盛、民康物阜，封建经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各种封建人身隶属关系都在日趋松弛，这些应是大家不必争论而取得共认的事实。为明代最高统治者悬为功令，学者奉为圭臬的程朱理学，以及明心见性乃至束书不观的阳明心学，到明末已是颓势难挽，日趋穷途末路。经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辈大声疾呼，开启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尤以顾炎武《日知录》卷19中的《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不贵多》等篇对当时士子影响甚大)，百余年来，逐渐演化成为以考据为特色的清代朴学。出版业和藏书家也重新活跃并超过前代的水平。不论从主观因素，还是客观条件，乾隆时期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文化总结活动的各种因素似乎都具备齐了。但在中国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支持和参与，一切大规模的历史文化学术活动都将是一阵空谈，一事无成。
明清二朝是我国进入绝对皇权专制的历史阶段，清代以满族最高统治者皇帝专制较朱姓明朝皇帝更甚。满族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兴起时，其社会经济形态为奴隶制家族专政，家国一体。由于满族将“一国之众，以八旗而分隶之”，即所谓八旗国家，从而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然而，八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家职能，使满族国家呈现出家国一体的特征7。满族君主于臣工直以家奴、奴才视之。入关后，对汉族臣民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汉族广大士大夫的地位竟然低于满族家奴者，汉族士大夫上奏满族最高统治者皇帝只能称臣而不能称家奴或奴才即是佐证。但这些只能说具备了文化思想专制的客观条件或形势。由此而演变成大规模的文字狱，据乾隆六年至二十年(174l——1755年)仅十四五年间，每一狱之谕折，少者三五件，多则或至数十百件不等。此仅就《清代文字狱档》(见前引)第一辑约略统计而言，全书共八辑，合并计算，其数量盈千上万，不问可知。而禁毁图书的实际活动，还需要其它社会因素。
如果乾隆只是一位满族贪图虚荣的帝王，那么四库馆臣尽可像清初康熙朝诸臣一样，同样给乾隆一顶“能倡明六经之道，绍乘先王之统”的“大有为之君”之类的高帽子8。四库馆臣修书编纂的实际工作就得以大胆放手去做。即使乾隆定要效法石渠阁(汉成、章诸帝藏秘书之阁)、白虎观(汉代藏书讲论之阁，参见前引《汉书·施雠传》卷八八，第3598页)的故事，亲定经义异同，学术是非，那也不过是汉成、章诸帝之俦，不至于要借编书而大兴文字狱，摧残枣梨。
问题在于，满族贵族的全国统治自其建立之日起，便激起尖锐空前的民族矛盾。作为一个落后而剽悍的少数民族，要想征服并统治远比自己先进和富有优越感的汉族广大地区，防止为被征服者所同化，满族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借鉴历史，自觉保持“国语(满语)骑射” 9的政策就成为有清一代近300年间历代皇帝谨慎遵守、奉行不渝的原则。若仅此而已，虽从长远来说会阻碍满族本身的进步，殊不知300年来，各个兄弟民族杂居共处，互通婚媾，互相学习，互相吸收，日益趋于一致，以至于今天特别是满、汉两族成员交相互报民族成分，并各自充实和丰富了自己本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但不至于对满族社会造成巨大震荡，而是使满族向前发展了。但清初满族最高统治者竟然愚蠢到要将原来生活生存于关外一隅的落后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把它搬到中原广大地区照样推行开来。不仅要以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等措施来建立奴隶制庄园经济，而且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为落后狭隘的民族心理，认为汉族人民“若不划一(剃发)，终属二心”10。用屠刀强迫汉族广大人民放弃自己的代代相沿的传统习俗，却去遵循外来征服民族的生活方式，由此而产生的是使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即使在大规模的公开武装抗清斗争结束之后，清朝最高统治者改弦更张，在某些方面缓和民族矛盾，似乎在政治上法律上对满汉两民族予以对等待遇，但始终无法消除业已形成的民族对立情绪。有清一代300年间满汉民族矛盾始终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关切和头痛的问题。纵观有清一代300年间所有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差不多都带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色彩。反清复明总是绵延不绝的起义所用的旗号，比起武装斗争，汉族广大人民在思想心理上的对抗更难于消泯。
汉族人民的不屈不挠反抗斗争、长期延续不断的民族对立情绪使满族最高统治者本已存在的民族歧视心理更为根深蒂固，即使清朝皇帝中最为开明的康熙，对汉人的猜忌依然令人心寒，更无论雍正、乾隆等辈了。时下的一些论著中似乎都将此置于不顾，存而不论，这不是一种客观的立场和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顺治末年，清廷用大气力镇压了汉族广大人民的武装抗清斗争，最高统治者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对依然眷恋故国(明朝)不肯与新朝(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清廷监视尤密。严禁任何宣传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的思想流传，以杜绝汉族人民反清起义的思想来源，是摆在清初最高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开清代文字狱先例的庄廷钱《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康熙之际，也就势所必然。其后清廷思想文化统治政策的宽松严密的变化，既与满汉民族矛盾演化的客观形势有关，也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政治经验的积累相联系。经康雍两朝的不断努力，乾隆即位后，对汉族的统治也更为自信，方法五花八门，而手段也更为严厉。
康熙十七年(1678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尚未结束，康熙即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特科，并开设明史馆，即以录取的50名鸿博，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实际上鸿博几无人参加或只列名史馆而实未到任，但此举标志着清朝最高统治者改变了顺治朝以来一味严令封禁的思想文化政策，转而实行宽猛相济，因势利导。然而长期严重的民族矛盾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深刻影响，不是简单轻松的在短期内就能很快消除的。康熙晚期以来连续发生的大小多次文字狱，尤其是雍正年间轰动全国上下的曾静案，表明汉族士子反满思想仍在暗中滋蔓，这不能不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忧虑。《四库全书》开馆以前，康雍两朝虽有不少大型图书(已见前面叙及)的编纂，但开馆编书与文字狱二者之间并未发生直接联系，仍是禁者自禁，编者自编，清廷对思想文化政策上的宽严两手并行不悖，尚未结合为一体。《四库全书》开馆未久，乾隆即下令全国征收图书，清查、禁毁亦随之而来，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的上谕11就明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抹集，录送京师(四库全书馆)，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及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远，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危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
未越四载，乾隆于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十七日又下谕12指出：“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宋刘岐《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盖青词迹涉异端，不特周、程、朱、张诸儒所必肯为，即韩、柳、欧、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自前明以来，通人擅长者甚多，然亦只可听其另集专行，不并登文集，况青词之尤乖典则者乎?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抄录之王质《雪山集》内如《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书》诸篇，词旨剀切，颇当事理，竞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所有此二书著交该总裁等重加厘订，分别削存，用昭评骘之允。‘至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帙计盈数万，所采诗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瑕录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帐记》，语多称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而全集或录存，亦不必因此以废彼”。至此禁书与编书两种手段方糅和起来，形成一种寓禁于修的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乾隆直接控制下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其它任何官方主持的文化活动一样，目的首先在于维护其长久统治，而不是其它什么别的。离开这一基本点，将无法对《四库全书》及其编纂活动进行准确评价。
修书、禁书互为表里并时时伴之以文字狱，如此严密而成熟的三位一体文化思想手段，决不是一种新发明，也就是说，不是哪一朝最高统治者想这么做就能这么做得到的。它是清朝立国百余年来社会矛盾，特别是满汉两民族的民族矛盾的产物。除了种种物质、人力条件之外，清朝最高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支配主宰地位的取得，同样是社会矛盾推进的结果，也是最高统治者经过长期政治经验积淀取得的结果。
清朝最高统治者是很懂得总结经验的，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经验，都是清廷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课题。长期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的现实以及对汉族心理文化的日益加深的体会和认识，使清朝最高统治者认识到，要想有效地干预思想文化领域，不能满足于仅仅单纯被动的禁毁文字和图书，也不能只满足于从思想上消除华夷之辨，证明大清立国如何合天理、顺民心。更为甚者的是，自康熙以来，满族皇帝就企图自觉地努力成为汉族传统儒家思想的最高体现，切实成为全中国的正统、道统二者合一的化身。惟有如此，才能以一个儒家教主的身份出来裁断思想文化领域的是非曲直。康熙对当时理学家们的品评有：“张伯行自谐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两铭》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昔者，房权、徐乾学、徐元文、熊锡履记得书最多，李光地所记亦多。朕博览载籍，即道书、佛经无不记识，讲即讲，作即作，若以朕为天纵使然，此即是逢迎朕者也”。知康熙并不以李光地辈为真理学家，正如后人所论：“光地扬历中外，得君最专，而圣祖(即康熙)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言后行，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所谓‘讲即讲，行即行’，先言后行，言行一致者，李光地能之乎?不能也”13。是康熙不啻以孔孟儒家教主自居，当时所有汉人理学家自然一切都听命于满族封建帝王的旨意而行。质而言之，即不仅要汉族人民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承认接纳满族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在文化思想学术道德伦理上也要屈从于满族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从清代历史发展中看，顺治热衷于汉文典籍，不过咿呀学语，酷好诗词；康熙登堂入室，学贯五车，大力提倡贵身体力行的真理学，可谓万几之余，谨慎小心，孜孜不怠，天子与学者争儒家教主的意图已全盘暴露无遗；雍正刚愎自用，阴险毒辣，自著《大义觉迷录》力辟蛮夷猾夏，颇逞口舌之利，其势咄咄逼人。然康熙破格用人平三藩，却云“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14。雍正斥汉人视满洲为夷狄，反公然大言“况满洲人皆耻于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15。均不免自外于汉族，虽属情急气甚之言，乃责人见外而先自外，如何令汉人心悦诚服?
真正在心理上意识上彻底做到反客为主宰割汉人的，只有乾隆一人。这倒不是他的“圣学”如何醇粹渊深，高于别人，而是因为经过康雍二朝的探索追求，到乾隆时，满族统治者自己已确信站稳了脚跟，找到了驯服汉族士大夫的方法和手段。乾隆统治思想的武器，其实只有两件法宝：一曰天命；二曰封建纲常。一切学术文化思想都要由此二者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甚至得失存亡。稍稍翻阅他对四库馆臣的上谕，即可看到字里行间处处显示出一副专制帝王信口雌黄的蛮横嘴脸(已见前引的乾隆两条上谕)。清朝代明，是天命。因此凡明末臣工诗文歌赋中暴露明廷腐朽者，均可一一著录。但以明臣降清，则是贰臣，因为他们违背了君臣纲常。钱谦益固然被骂得狗血淋头，不齿于人类。如乾隆说：“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朊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涛陡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背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16后来乾隆在《贰臣传》中分甲、乙两编，以钱谦益入乙编，并指出：“至若钱谦益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等差，又何以昭彰瘅疟?著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而以钱谦益入《贰臣传》乙编”。
不仅明清二代的历史要由乾隆来安排，连魏晋、两宋间的人事也要按他的准则来衡量。君臣名分在他眼里至关重要，丝毫也含糊不得。按他的旨意编撰的《历代职官表》，对宋代宰相、明代大学士等的职掌注释，他特别指明不得稍有僭越。如乾隆于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辛酉谕17曰：“尹嘉铨所著各书内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圣相承，朝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然总未至擅权髋法，能移主柄也。大学士之于宰相虽殊其名，而其职自在。……如我皇圣祖仁皇帝(康熙)、皇考世宗宪皇帝(雍正)暨朕躬(乾隆)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藉为大学士者之参赞乎?……昔程子(程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祗可就彼时朝政闽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协办大学士职本尚书，不过如御史裹行，学士裹行之类，献谀者亦称之为相国，献谀者已可深鄙，而身为协办者亦俨然以相国自居，不更可嗤乎?……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朝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而程颐“天下之治乱系宰相”的论调，尤令乾隆反感，斥为“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近年来对《四库全书》的研究探索，颇不寂寞，或强调其历史文化属性，或突出其总结历代典籍的重要意义，或推崇四库馆臣的反理学倾向(纪昀即其总代表)，各从不同的视角推进了对《四库全书》及其编纂的研究。但同时我也想到，不论持何种观点的论述，都或多或少低估了乾隆作为清代皇帝积极干预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由此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这些研究可以达到的预期深度。
满族最高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不能不在汉族士人思想学术上打上烙印。蛮夷猾夏，异族入主中原的事情是古已有之，发轫非止今日，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从未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以致错误地被视为“亡天下”、“灭族类”，简直是仁义充塞，禽兽食人。像顾炎武那样的宿儒名家，自然拒绝与新朝合作，而如江南名望人物钱谦益开始降清终于又与之决裂，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由清朝开科取士而跻身仕途的一代汉族文人士子，在典见颜事敌的同时，又冀图以儒家学说来影响清朝最高统治者。康熙亲政后开经筵日讲，使汉族士大夫看到了希望，有了前程。三藩之乱虽然爆发，而康熙日理万机，仍与文人学士讲论不辍。汉族儒臣们似乎又可以按传统的形式来塑造理想的君主了。退职家居的汉大学士魏裔介称颂康熙说：“我皇上继天立极，以君道而兼师道”。“道统治统，我皇上固已集其成矣”18。以密丸告变(耿精忠起而响应吴三桂之乱)而受到康熙宠信的李光地，吹捧得更为肉麻，他据《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论，云：“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康熙)，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道，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19然而满族皇帝并不是那么好愚弄的。他们研习参透了儒家经典之后，很快便找到可以用来制服汉人的精粹。雍正朝以前，汉族士大夫们或许还抱有明良遇合的幻想，但乾隆一旦真的身兼君主和教主，则又将汉族文人士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天下治乱既与己无涉，独善兼济及内圣外王的立身处世之道又有何意义，除埋首考校文字、勘定真伪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昔人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痛哉斯言!其后汉族学人士子虽有汉宋异帜、今古殊途，然皆谨守制数莫敢越轨，不悖于义理。入官方修书馆局者，无一不称颂圣上特知之恩，其于乾隆之大放厥词，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曾敢有异词乎?当时汉族文人学者于明清嬗代关系不特不敢揭明真象，反而投其所好，阿之以曲说。钱大昕是乾嘉学派的巨擘，《十驾斋养新录》被当代著名学者如陈援庵(垣)诸先生誉为清代著述第一20。其《养新录》卷八有“宋季耻议和”一条，论南宋与世仇义不当和而与议和；蒙元与宋无仇且有德于宋，论势论理皆当与和，宋乃不自量，横挑强敌，“置和议于不问，致蒙古兴问罪之师，其曲在宋，不在蒙古也”。宋之速亡，“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宋元之问是非曲直，此不宜详论，钱氏元史专家，岂不知蒙古铁骑所及，惟利是趋，焉在理之有无?此段文字关涉义理，与全书单纯排比资料、考证原委之体例宗旨颇不相类，为后世抗战必亡的投降派论调之先声。柴德赓教授在他的《史学丛考》中为钱氏辩解21，理由不足以说服人。钱氏云蒙古有德于宋，与当时清廷统治者反复宣扬的“我朝有大造于明”，如出一辙，钱氏意旨所指至为明显。与钱氏同时的声言为学贵在独断的浙东学派后劲章学诚，其论明清嬗代，却首唱“自古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朝”22。钱、章二氏未预《四库全书》的编纂尚且如此，参预编纂的四库馆臣又将如何呢?钱氏门人浙东学派又一学者邵晋涵，却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偕戴震、周永年等人一同人四库馆。邵氏主要任务是审订史部，撰写提要。据张舜徽先生说：在邵氏身后成集的《南江文钞》中，保存他写的提要史部有35篇，共余37篇。“这些分纂稿和以后颁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文字上有许多出入，或意见上存在着分歧和不同，那是经过总裁纪昀所改定的。
我引述上面诸人的情况，是想说明《四库全书》开馆之日正是封建专制极端严厉的时期，思想文化上的禁锢不能不影响到《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当时的学术思想。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草上之风必偃”也是这个意思。即或有些学者思想不循于正轨，但其在四库馆充其量不过完成一些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也算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一点贡献。但绝不可能对乾隆开馆编书的指导思想和禁毁图书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四库全书》的编纂和禁毁，都是严格按照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的意旨进行的，既不是自由的学术活动，也不是文化历史长河自然演进的结晶。《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不仅会极大扩充我们的眼界，也会在最大限度内将乾隆盛世内发生的那场思想文化大清查运动的实质暴露出来。我想，人们在对禁毁书进行充分探讨研究之后，是会对《四库全书》及其编纂重新作出更为合理和实事求是的估价的，更会从中总结出应有的合乎情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
 
注释：
 
1、               何龄修、朱宪、赵放三同志合编：《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
2、               《四库全书总目》(上海大东书局印行，1930年3月)卷首，《圣谕》第1页上。
3、               同上。
4、               《清代文字狱档》(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1931年6月)第二册，第1—9页。
5、               同上，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