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开始，企业家带着资本与技术离开上海，香港工业迎来腾飞良机。
文／霍安治
香港，1939年，一位上海旅客储福兴在最繁华的港岛中环登岸观光，漫步皇后大道中，却大失所望——香港怎么这么穷！他记录：“市面不及上海之繁华，尤其永安、先施两个百货公司，其规模甚小，即无特殊之处可饱眼福，自感无留连之必要。乃迅即返船憩息。”
回到客轮，储福兴又见到香港同胞讨生活的辛酸。“一船系专门表演特技者，颇为精湛。只要你将身上多余港子，抛入海中，该人立即纵身入海，以嘴衔住钱币。屡试屡验，决不落空，神乎其技。”
储福兴并非特例。当时来自大江南北的旅客，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常是寒碜的。不但无法与上海相比，就连广州、天津乃至哈尔滨都比香港繁华。今日华人对香港的刻板印象，是经济繁荣、民生富庶、跑马跳舞、遍地明星的“东方之珠”。实际上，香港的经济起飞迟至1950年代才跚跚起步，而英国是在1842年占领香港。换言之，英国殖民统治110年后，香港才开始富起来。
拖了110年才富起来，主因在英国只视香港为英国商人进军内地的跳板，无心耕耘本地经济。经历百年统治，英商富得流油，占香港人口98%的华人老百姓仍打赤脚。直到1920年代，广东的“实业救国”热潮牵起香港经济，才跨出走向富裕的第一步。抗战军兴，大批内地企业与资本向香港逃难，迅速充实经济实力。熬过日寇占领与战后重建，“香港制造”在1950年代传奇起飞，香港华人总算富了起来。
香港的经济起飞，主要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成果。香港华人大企业家发达后，却转向模仿洋人，大玩炒楼炒股的金融资本游戏。1980年代，香港经济走向下坡，蹉跎至今，“香港制造”拍成电影，竟沦为一部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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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香港繁荣的小商业街。 6park.com


只有“洋行经济”的转口大港
清末民初，香港经济依靠内地进出口的转口贸易，但转口贸易只有洋商能赚钱。占香港总人口98%的华人，大多依靠低微的苦力工作艰难度日。
1939年，储福兴眼中的香港是个穷地方，英国人却觉得是大好年代。1937年抗战军兴，上海天津等国际大埠陷入战火，内地进出口完全依赖香港，转口贸易火爆劲升。1935年香港进出口总值为港币8.03亿元，1937年增至10.84亿元，1938年再增至11.3亿元，这是英国百年殖民的极盛时刻。
然而，只有掌握贸易与船运的洋商，才能享受这黄金岁月。山顶与九龙塘的花园式欧洲居民小区美轮美奂，还要讲究“英国乡村式的绿色视野”，大气展现转口大港积累的财富。华人老百姓却普遍住在拥挤的“唐楼”，没有独立厕所，烟囱厨房公用，小窗采光差，空气不流通，居住空间紧缩到极致。30到90平方米的单元，普遍以木板再隔间，一户可以住几十人。
华人区的恶劣环境造成鼠疫大爆发，港英当局被迫重订居住标准，新规定留给华人的法定生活空间是每人1.65平方米。能“蜗居”唐楼已属幸运，更穷困的华人只能住在山坡、街边乃至天台上搭建的“寮房”。
储福兴漫步的皇后大道中，留有许多经典老照片，路上洋人着呢服皮鞋，华人则大多是打赤脚的苦力、小贩与人力车夫。
“以星岛日报为例，1938年9月期间的一些例子显示，食品如辣椒豉油王……都可算是具代表性的广告。”香港理工大学教师史文鸿利用当时中文报纸的热门广告，生动说明华人老百姓“生活水平偏低”。“素质高一点的食品，就成为推介的重点。”华人如此贫穷，主因是港英当局的转口经济政策，完全为尖端一小撮洋商的利益量身打造。
让洋商发财的转口经济，由海运与贸易业开始。全球洋货漂洋过海到香港，利用“内河航行权”转口各大商埠深入内地，再由内地搜集土产原料，由香港转口运向世界。香港英商三大行是怡和、和记黄埔与太古，全由航运与贸易起家。
香港第一大的怡和洋行，事业基础在船队，“红烟通”称霸东亚南海与印度洋，进而争夺中国内河。航线到位，怡和于15个内地主要商埠建立起庞大的码头、仓库与船坞，作为贸易基地，就能充分运用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低税优势，铺开水银泻地的细密经销网，倾销洋货。大至工厂机台，小到针线纽扣，洋货无所不包。即使是最偏远的穷乡僻壤，也能买到印度匹头裁衣，美孚火油点灯。
经销网换个方向，又是收购全国土产的出口据点。北起辽宁牛庄，南到广东省城，全面掌握内地南北货物出口。东北大豆、华北鸡蛋、长江流域茶叶、西北皮毛、西南桐油与广东生丝，大量收购运往欧美。一手抓住远洋近海与内河航运，一手掌握内地进出口，怡和成为香港第一大商。
于香港本地，怡和的投资集中在航运与贸易业。1863年，它联合香港各大船运公司成立香港黄埔船坞，掌握修船造船业。1886年与富商遮打合作建立香港最大的码头仓库公司“九龙仓”，又进军保险业，完成航运一条龙产业链。贸易源自资金流动，怡和直入金融业，自办汇兑押汇与钱庄抵押贷款，1864年，香港各大洋行合办汇丰银行，怡和竞争不力，索性入股合作，更与汇丰银行联手创办投资公司“中英银公司”，攀上金融业顶峰。
由船运、贸易、码头仓储、修船造船、金融保险到投资公司，怡和已经打造出转口经济的完整产业链。而太古、和记、铁行等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大型洋商，大致追随怡和的脚步发展。于是，香港经济的未来，就看怡和的下一步。
怡和在香港的下一步，却是炒地皮。
香港华人的苦力经济
上个世纪初，使香港华人富起来的唯一特效药，是兴办工业。
工业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珠三角传统农村，一家农户若能拿出5块现大洋，就是邻里侧目的富户。但若到省城的成衣厂打工，一个技术性中等的岗位，每月可以挣到4到7块大洋。在工厂干一个月，比在老家干一年农活还要赚钱。工商富起来，服务业顺势而起。街边拉个人力车，一天也能挣上6到7个毫洋。而工厂所需的农矿原料来自农村，工商景气发热，农民也跟着富起来。
但垄断香港经济政策的大洋行，并不乐意在香港办工厂。
中国人拼命办厂，是为了驱逐洋货。香港洋行靠进口洋货赚钱，在中国办厂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于鲁麟洋行任职多年的邓樵光，对香港洋行知根知底。在他的印象中，整个香港洋商圈只有太古糖厂与屈臣氏汽水厂的产品是“香港制造”，其余全是进口贸易，“微如一口钉、一粒钮、一针、一线，亦靠进口”。
因此，香港的洋资工厂非常少，主要集中在航运业。远东最大的太古船坞，雇工5000人，光是船只所需的油漆就能再撑起一个油漆厂。但在航运业之外，洋商只肯小量投资改善香港衣食环境的工厂，只是办厂实在难。
1907年，英国商人连尼成立“香港磨面公司”，号称“20世纪初香港最大工业投资”，但澳洲面粉是怡和洋行转口的大宗商品。连尼与洋面竞争，只撑了一年就破产，上吊自尽，留下“吊颈岭”的忧伤地名。
怡和尝试在香港办纺纱厂，但代销洋纱才是轻松生意，最终全厂迁上海。香港唯一的洋商大厂是太古糖厂，就近精炼爪哇糖，“太古车糖”称霸远东，却只是特例。
对转口贸易而言，真正值得投资的工厂，是将内地农产品包装或制成半成品以便利出口的加工厂。但加工厂必须设在原料集散地附近，香港是远离原料产区的转口港，没有设立加工厂的价值。
因此，香港大洋行所属工厂群，集中在天津、汉口、南京、汕头与广州各商埠，尤其是集散长江流域土货的上海。怡和是上海工业一霸，丝厂加工生丝，茶厂打包茶叶，冷气堆栈将鲜蛋加工为蛋粉与冰蛋。规模最大的打包厂，则设在外滩北面苏州河进黄埔江的最精华地段，沿长江收购的棉花羊毛驳运到厂，立即打包入栈，就近在虹口码头区上船，直放香港转口，出货效率沪上第一。
其他的香港大洋行，基本照抄怡和模式。和记以蛋品冻肉为主业，在南京建立全中国规模最大的打蛋冷冻厂，年产各种蛋品5万吨，每日包装冻猪3000头，冻鸡冻鸭2万只。太古在营口设立大型榨油厂，是东北大豆的出口重镇。
香港缺乏设厂价值，于是怡和在香港改行炒地皮。1889年，怡和与遮打合作成立置地公司，收购中环地皮改建办公大楼，坐收重利，证明房产业才是获利前景最佳的暴利行业。其次，城市公用事业也是稳固投资。香港电灯、中华煤气、中华电力、香港电车、香港电话与大东电报局公司，都引来洋商竞相投资。
清末民初战乱频仍，农村破产，老百姓在家乡活不下去，宁可“卖猪仔”下南洋，就近在香港打工也是一条出路。转口经济给98%的华人提供工作机会，主要是苦力工作。华人进航运业，一般从事跑船、铲煤、修船与搬运工等苦工。在城区找工作，大多也只能从事夫役、摊贩、家仆、侍者等底层工作。香港海员1922年大罢工，全港人口54万余人，27%参加罢工。洋人对华人罢工的第一印象，是垃圾无人打扫，粪便无人清理，家务无人代劳，香港沦为“臭港”。
香港华人里也有极少数富裕的“高等华人”，尤其是洋行买办，财力常在百万以上，但买办的事业思维与英国人相同。香港华人首富是怡和买办何东，英王策封“下级勋位爵士”，港英委任“非官守太平绅士”，他的投资事业集中在航运、贸易与地产。何东有家训：“银纸在手搓到实，千祈唔好跣手（钞票紧握在手，千万不要滑手）。”办实业虽能造福全港华人，“跣手”风险却很高。
然而，来自内地的“实业救国”热潮，拯救了香港华人。
来自广州的“实业救国”
1920年代，“实业救国”呼声响彻全国，与香港一水之邻的广州，民族工业飞速成长。粤港一家，大批广州实业家将事业拓展到香港，种下“香港制造”的种子。
广州是华南现代工业的起源地。早年的民族工业，普遍无法达到100%自制，总有些关键的材料配件需由洋行采购。广州邻近香港，洋料订货近水楼台，工商资讯更是便捷。一次大战时期，欧美各国忙着打仗，中国实业得到发展良机，广州工业迅速起飞。到了1920年代，广州已经有完整的民生轻工业。1930年代，陈济棠主政岭南，积极保护国货，进而推动冶金、化工等重工业，开创民族工业成长黄金时期。
以穿衣为例，1930年代的广州，机器织布、成衣、针织与树胶业已经非常发达。布店里的国产黑色平纹“爱国布”价廉物美，有力挤压洋布，成为国人裁衣首选。贴身的内衣更已完全国产化，民初洋内衣盛行，法国120支纱“鹿头牌”线仔内衣一件要价3个毫洋；针织业急起直追，利工民织厂的120支纱“金鹿牌”笠衫（机制内衣），点名挤压鹿头牌，价格一半，质量略次，三年内将洋内衣挤出市场。
身上穿国货，足底更是国货。市面上的机制袜，虽仍使用英制“烟治”（英吋）标示尺码，但已清一色来自本地针织厂。胶鞋也是国货。1930年代，广州胶厂百余家，年产胶鞋1000余万双，完全占领本地市场。
民族工业的发展，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步是以国货取代洋货的“进口替代”，第二步是争取外销的“出口扩张”。而民间勃兴的民族工业，总是由低技术、低资本的民生轻工业做起，因此，第三步需由政府引导投资，发起“产业升级”。形象地说，在1930年代，广州几乎完成“进口替代”的第一步，民间厂商奋力跨出“出口扩张”的第二步，而陈济棠则迫不及待推动了“产业升级”的第三步。
“出口扩张”需要贸易商，香港有通向全球市场的现成网络。怡和、太古等英国洋行虽然不可能为中国货效力，但华商早已利用香港航运，自力铺成全球贸易网。“金山庄”出口美洲，“南非庄”出口非洲，“泗水庄”与“三孖庄”出口南洋，“暹罗庄”“石叻庄”“安南庄”与“仰光庄”出口东南亚。省城民族企业家的下一步，就要到香港设厂，进军全世界。
“查本港工业制造，近年颇有蓬勃兴起之机。”1932年，香港华商总会主席黄广田撰文为民族企业家叫好，“中国人现有一种强烈趋势，即欲使中国，不依赖外国机制进口货而自制造之，以供自用。香港既得地理交通之方便，复得政治保护之安宁，凡欲办理一新实业，则彼必自然的趋集于本港开办之。”
南洋兄弟烟草、广东兄弟树胶、周艺兴织造、利工民衫袜……大批广东企业涌入香港设厂，产业很快超越民生轻工业范围。1930年，广东机械业的龙头大厂协同和在土瓜湾设厂。协同和不但是修配机器专家，更能制造机器，由机械碾米的米磨机，到驱动轮船的内燃机与柴油机，都已市场化生产，打破机器只能向洋行订购的迷思。于调景岭建厂的捷和制造厂，大踏步向军用器材发展，在香港自制德式钢盔与防毒面具，源源供应抗战。
产业只要生根，发展如同滚雪球。在广州起家的岭南电筒厂与南针电筒厂到香港设厂，质量受到肯定。原本供应手电筒材料的鲁麟洋行，索性掉转枪口，与两厂合作，将中国制手电筒出口欧美。庞大的外销商机使香港手电筒制造业迅猛勃兴，不到十年，冒出近十家品牌手电筒厂：旺角日升厂“蚬壳牌”，湾仔长安厂“火车牌”、南盛厂“蝴蝶牌”与泰山厂“骆驼牌”，筲箕湾中南厂“鹦鹉牌”、明华五金厂“天秤牌”与南京厂“奖杯牌”，铜锣湾星洲电器厂“狗头牌”……
来自广州的制造业，在香港制造大量工作机会。据统计，1931年的香港从事制造业人口高达24%，只有13%从事佣工与饮食业。华人工业之盛，引起港英当局注意，于抗战前一度计划成立工业区。
“香港制造”的沉沦
抗战在1937年爆发，上海陷入战火，企业家带着资本与技术离开上海，香港工业迎来腾飞良机。
上海企业同样以民生轻工业为主，技术却更上一层楼。同样是味精，广州天生味源厂的“味源”粉体粗糙易发潮，不耐久存，无法出口。上海天厨公司于九龙马头角道建厂，风味赶超日本货，出口迅速占领南洋市场，进而打进美国，年产量达到180吨；同是印刷厂，广州流行五彩石印，最大生意是印制彩色商标，而中华书局与大业公司在香港设厂，印刷业一步直达印钞票的最高境界。
官营工厂更为产业升级打下基础。资源委员会紧急采购的奔驰大卡车，以散件海运，在九龙设立新昌汽车厂组装，香港出现了汽车工业。对美易货借款以滇锡偿付，云南锡业公司在香港开炼锡厂，将粗锡精炼为九九标准锡，香港出现了矿冶工业。
抗战使香港工业火速扩张。1940年，香港注册工厂多达800家。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工业受到毁灭性打击，但潜藏在民间的技术、资本与熟练工人，成为战后工业再起的动力。
1950年代，香港转口经济熄火，港英当局束手无策。就在洋商美梦破灭时刻，几乎完全由华人组成的工厂全力冲刺，制造业猛烈井喷，居然取代转口洋商，撑起香港经济。1959年，香港的工业产品出口值超过转口，进入经济起飞期。
香港华人快速富裕，不再稀罕辣椒豉油王，报纸最热门的广告改为手表。1960年代流行“原子粒收音机”，1970年代的广告主角则是音响、空调、电饭煲等家庭电器。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大企业也不再是洋面孔，华人企业家称霸香港，和记黄埔与九龙仓居然被华人收购。
然而，快速崛起的华人企业家迷失了，纷纷抛下本业，模仿洋人进军以钱滚钱的金融房产业。世界船王包玉刚“弃舟登陆”买下九龙仓，成为酒店与物业霸主。开塑料厂起家的李嘉诚靠地皮与金融投资成为“李超人”,更大抓公用事业,发展方向与150年前的怡和雷同。
华人大企业家改行炒地皮，工业原地踏步，基本维持1930年代以民生轻工业为主的广州风格。廉价塑料玩具、化纤成衣与电子表成为“香港制造”的代表。1970年代，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全力推动产业升级，香港却原地踏步。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1980年代，香港制造业改为“前店后厂”，以深圳、东莞、惠州的工业新区维持生命力，但工业不升级，注定没有前景。新世纪之交，香港靠贸易、金融与炒地皮维持浮华荣景，忘了港英时代的失败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