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交者: 开水送服[★★吃不起茶叶蛋★★] 于 2014-05-18 11:39 已读 9009 次 7 赞 | 开水送服的个人频道 |
文章提交者：梅氏乡人提要：理应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人物——孙中山，因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一些别有用心者刻意吹捧，将其抬上中国帝王无人有过的宝座，令国人尊奉，实属国家民族之不幸。本文通过正史、教科书外的史料，向您简要介绍孙中山及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的瓜葛，让您了解真实的孙中山。
简 述 孙 中 山 与 日 本
孙中山，原名孙德明，其母杨氏为其取乳名帝象(盼以后成为帝王之意）。入***时，以《大学》“苟日新、日日新”之意，取号孙日新。在香港，汉文教师区凤墀为其改名孙逸仙。1896年到日本后，孙觉得日本名字不受人歧视，日人平山周为其赐名中山樵。孙本人因仰慕日本维新人士高野长英，便改名高野长雄。
孙中山在美洲檀岛长大，13岁前，汉语基础较弱，之后，兄孙德彰将其送到香港，请名师区凤墀（基督徒）为其补习国文。孙中山早年由师康德黎（英国传教士）为其主持基督徒洗礼。曾参加少年中国党（立宪保皇党），游说李鸿章在广东独立。1895年，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将会长让与孙中山。孙接手后，每到一处活动，就是筹钱，令众人反感，许多人离他而去。故兴中会“应者廖廖，仅得亲友数人。”(孙中山语）。是年，孙中山趁中日甲午之战，中方惨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元气大伤之机，求得港督支持，与杨衢云等人发动旨在谋取广东独立的首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孙中山逃亡美国。次年农历八月，由美至英，在伦敦清使馆被清吏诱捕，自称贿看守，关了几天放走。经英国媒体炒作而扬名。
孙中山被清使馆放走后，到达香港。经康德黎介绍相识，以照相为名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为之接风，将其介绍给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山田良平、平山周、日本政要犬养毅等人，并带到日本。因孙中山“驱逐鞑虏”主张与日本人的“以满洲为基地，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亚细亚”主义不谋而合，众人会面，很是投缘。孙从此依附日本，行动诡秘。
日本是一个强大并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的国家。曾经横扫欧洲，令欧洲人胆寒的蒙古人，对隔海相望的日本则是狗子啃刺猬——不知何处动手。明朝初期，日本倭寇在中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活动猖獗。当时，日本并未统一，朱元璋也拿他无法，临终告诫后人，与日本既不能为敌，也不能为友。东南沿海之乱，自民族英雄戚继光收拾日本倭寇后，方得平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强国之路，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日本人在旅顺等地烧杀抢掠，大肆屠杀中国民众，充分暴露了日人比满人更凶残的本性。同时，也让尝到甜头的日本更是有恃无恐，开始了以蚕食中国为目的的全面行动。日本间谍、杀手随之大批深入中国各地。
1898年，戊戌政变，康有为逃亡日本后，痛骂慈禧误国，令清廷恼怒。李鸿章悬赏10万，买通孙中山刺杀康有为。孙欲请日本杀手行事。日人觉得康有为乃中国师学日本首倡之士，不仅不杀康，反劝康孙联盟。康有为小视孙中山，不将其放在眼里，令弟子梁启超等人不再与孙往来。
1900年初，北方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6月，八国联军借机大举入侵中国，日本充当先锋，派兵最多。此时，在日本的孙中山觉得正是谋事之机，便与内田良平等人密谋举事。内田怂恿孙中山趁此时机在南方起义，他自己在华北举事，引发日俄战争。孙中山附和：“我等之最终目的是在南方割取清帝国之一部，另建一新共和国，而后，向北推进。若能得日本政府之助，事成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之后不久，孙中山托日人菅源传恳求日本政府相助。
9月，孙中山由日本神户赴台湾。经马关时，与日本玄洋社头子平冈浩太郎会谈。谈话中，孙对日本政府的冷淡流露不满。平冈解释，“此主要是因先生对日本尚无贡献。”平冈要求孙中山协助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剿灭台湾抗日组织，作为对日本的一项“厚贶”。“到时，我等即可以儿玉总督为中心，在日本为先生奔走效力，裨先生得遂大志。”孙中山表示，“当竭尽绵薄。”9月28日，孙中山抵基隆，随即与平山周同赴台北，在台北建立有日本人参加的指挥中心。一面命郑士良于10月8日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一面积极筹备日本兵在厦门云霄县铜山港登陆。此前，孙中山曾拜访日本妇女界名人下田歌子，请她协助筹措军费。下田要求，“事成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中山回答：“可以。”
当时，日本人深知，尽管清政府腐败无能，但英、美、法等列强在中国都有即得利益，日本要一口吞下中国并不可能。 在侵华上，日本官民是一整体。策略是，在精神文化渗透的同时，非官方怂恿民众闹事，日本政府则支持清廷镇压，坐收渔人之利。
对于孙中山的恳求，日本政府以“日俄 战争在即， 如在南方出兵，恐英国政府干预，引起日英矛盾”为由拒绝。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依藤博文也不看好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既无实力，在大陆又无根基。密令日本军队不得参与孙中山行动。孙中山无可奈何，万分沮丧：“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惠州起义失败。此次起义，尽管没能达到孙中山割据广东的目的，却实现了日本人企图，即，以闽、粤等地为后盾的台湾抗日组织随之消失。孙中山经日本逃亡美国。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写到：“拳难结束时，我回到美国。我需要一种比军队和武器更为重要的东西，没有它，这两样都不会有，这就是钱。不是指我曾从各处筹到的那么多的款项，而是至少50万英镑。没有这么多的钱，革命就会失败。于是，我扮演了一个新角色，即政治基金募集人。”
1901年2月，日本黑龙会在东京成立。黑龙会其名取自中国东北黑龙江，意在谋划占领黑龙江区域，是日本扩张主义的右翼组织，能左右日本政府。其成立宣言声称：“当前之急务，首先在于同俄一战，击退帝俄，使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该会成员复杂，有日本内阁成员、军官、职业间谍和各种杀手。若站在日本角度称，他是与日本政府配合相当默契的爱国组织。若站在中华民族利益角度称，他是日寇侵华的幕后黑手，许多成员直接参与了屠杀中国人民之行动，对中国人民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如会长内田良平等人，就是“9.18”事变的直接操纵者。他们支持孙中山，另有企图，如抱薪救火，其司马昭之心，昭然若著。若站在中间角度看，他的爱国宗旨，以党的利益，服从、服务于国家民族利益，堪为中国各党派效仿。孙中山正是靠居心叵测的黑龙会等日本黑恶势力之助，活跃于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
1904年，发生在中国东北，以瓜分中国东北为目的的狗咬狗的日俄战争，日本获胜。让奉行“大亚洲主义”的孙中山兴奋不已，称他是“亚洲民族在最近的几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是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大喜事。”
同年10月，由中国最大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日知会领袖刘静庵策划组织的两湖起义，因黄兴任总指挥的长沙暴动泄密流产，起义失败。黄兴在长沙圣公会躲藏月余，后经上海逃亡日本。
日知会以美国圣公会为掩护，于刘静庵到武汉革命活动几年后的1893年成立，是近代中国最早打出“革命救国”旗帜的民族民主革命团体，是华兴会、光复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之母，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众多历史名人加入其中。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吴禄祯、秦力山、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柳亚子、居正、焦达峰、董必武、詹大悲等等。
1905年7月15日，孙中山应日人宫崎寅藏之召，抵横滨，经宫崎介绍与黄兴相识，并与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等人商议，策划组织中国同盟会。月底，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总部成立。同盟会成立会议，参会人员共70多人，孙中山仅认识十几人（包括日本人）。山田、宫藏怂恿黄兴推孙中山为总理。若选举，同盟会总理不可能选在仅有亲友数人的兴中会会长孙中山名下。同盟会成员更是复杂，既有以不知实情的日知会员为主的内地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又有日本黑龙会成员。“其中要人多出日知会”（熊十力语）。黑龙会骨干也大都加入了同盟会，如：会长内田良平、首席顾问头山满、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人物北一辉、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同盟会未设会长之隐情也在于此）。《同盟会章程》、《革命方略》由革命党大文豪陈天华一手草拟。会员入会誓约，由孙中山与内田炮制。同盟会明为中国革命团体的联盟，实际内情相当复杂，与日知会等革命组织根本不存在上下关系。他的成立，并未取代日知会在内地反清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将流亡日本的日知会员田桐、宋教仁、张继、白逾桓等人主办、因有指责日本侵华言论、被日本政府查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刊物，经黑龙会人员疏通关系恢复，改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同盟会成立之初，作为总理的孙中山不过虚有其名，并未照理同盟会事务。“其所设的各机构，除执行部中的庶务部，其他大部、小部或形同虚设，或不到一年自行消失。”（孙中山秘书、蒋介石国策顾问、“三民主义”归纳者冯自由语）。其实，庶务部也曾中断两年，到1909年恢复。
同盟会门面招牌——《民报》发刊后，经日知会在国内散发，影响很大，清廷为之震怒。恳请日本政府驱逐在日革命党人。曾在清廷获得丰厚利益的日本政府碍于情面，出台了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政令，引起中国万余留学人员义愤。秋瑾、陶成章等众多志士愤然回到国内，参加实际革命斗争。陈天华以身殉国。汪精卫、胡汉民等孙中山追随者仍留在日本。此前，黄兴见孙中山将其授意陆皓东设计，有日本吞并中国之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会旗，见孙中山投靠日本太过露骨，劝孙修正。胜可割据一方为王，败可逃往海外逍遥，离开日本，无以成事的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争执不过，离开日本前往南洋。
成立不久的海外同盟会四分五裂，徒有虚名。历经数次大风大浪的国内日知会精诚团结，发展一日千里。到1906年初，以武汉为中心，以上海为前哨，日知会组织遍布全国各地，渗透海外，长江流域、东南沿海更是网络密布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新格局全面形成，日知会成为推翻清王朝的实际领导核心。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刘静庵等日知会领导人认为，运动新军渐告成熟，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应一鼓作气，再次大举，推翻清廷。苦于缺乏经济支撑，缺少胜算，不敢贸然行事。在派人到香港找黄兴筹款无果的情况下，7月，刘静庵派朱子龙、胡瑛等人到日本，找自以为是盟友、背地里所作之事一概不知的“政治基金募集人”孙中山筹款。
在此之前，孙中山曾多次派人打探日知会实情，在得知日知会实力远在他意料之外，尤其是领导人刘静庵推翻专制制度的铁石之心，精通中西文化的饱学之才，体恤民众疾苦的治世之德，聪慧机警果敢的领导之能，让他夜不能寐。孙中山深知，推翻满清是早晚之事，撼动日知会并不容易。要居革命首席之位，获革命胜利之果，必须首先除掉刘静庵及他领导的日知会。此人不除，将是他实现与日本人合谋的政治企图的拦路虎。要除刘静庵等人，必须以日本人之力，借清廷袁世凯之手。
为得到日本人支持，孙中山展开了更密集活动。在东京等地，他四处演说 “大亚洲主义”，游说日本朝野人士，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他等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他的革命党。
朱子龙、胡瑛等人的到来，让孙中山喜出望外。在得到进一步证实，内地反清革命组织总渠魁刘家运与刘静庵实属一人后，孙中山及他的日本幕后黑主计上心来。
是年，自5月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受灾，尤其长江流域数省受灾严重，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刘静庵等日知会领导人抓住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绝好时机，在策反新军的同时，奔赴全国各地，组织会党，发动民众。农历十月十九日，由日知会组织发动，自太平天国至武昌起义间最大规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在援款迟迟不到，起义时间一再推迟，导致数名起义领导人被害的情况下爆发。上十天时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十万人。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早已得知准确情报的清廷，迅速调兵遣将，起义军在空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月余被早有防范的清廷镇压。原计划的武昌起义就此流产。袁世凯得到幕后黑手通过日本间谍提供的指认刘家运就是刘静庵的准确情报后，撒下天罗地网，将多次机警躲过满清官府追捕的刘静庵抓获。到日本找孙中山筹款，空手而归的朱子龙、胡瑛、梁钟汉回到国内，刚踏上湖北土地，便与日知会其他几名领导人相继被捕。日知会惨遭重创。
日本人和袁世凯、孙中山等人为何置刘静庵及他领导的日知会于死地，不仅因为刘静庵提出的“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汉、满、蒙、回、藏各族平等，五族共和国家”的政治纲领与日本人“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亚细亚”和孙中山的“驱逐鞑虏”以及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相庭径，更因为日知会势力发展，尤其是会员在被列强占领区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所作的斗争，对他们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构成了直接或间接威胁。
被曹亚伯誉为“中国军人之圣贤”的东三省革命党总渠魁蒋大同，坚持在满、蒙、西伯利亚革命活动十余年，兴办汉语学校，传播汉民族文化，教育感化并组织被沙俄占领区的中俄民众收复失地，回归祖国，深得中俄民众拥戴；日知会健将吴禄贞和徐竹平、徐于等人在吉林收回被日本人强占的土地。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欲趁机策划新**立。自丙午日知会遭破坏后潜往新疆的日知会领导人冯特民在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当时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制止了新**立。缅甸、泰国、越南、南洋、朝鲜等地，很早就有日知会革命党人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完整的革命活动印迹。这股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流，只因被以革命之名，兴卖国之实的逆流冲毁，淹没于历史的长河。
孙中山在他的著述中曾标榜清廷通缉他的悬赏金为70万，实属弥天大谎。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廷通缉他的悬赏金与首任兴中会长杨衢云相同，都是1000银元。孙中山在伦敦清使馆被放走，清廷未追查任何人责任。1905年春，孙中山在巴黎旅馆被王发科、汤芗铭将欧洲革命党人名册盗走。王、汤将其名册送到清廷驻法使馆，驻法大使孙宝琦反将王、汤训斥一番，令其将名册还给孙中山。孙宝琦，即山东独立后，向清廷献媚者。汤芗铭在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海军次长，后投靠袁世凯。在日本横滨时，孙中山曾被一路人认出，报之清廷在日机构，结果，告者不仅分文无得，反遭一番责难。
日知会遭破坏后，会员化整为零，有的潜往他省或海外，有的就地变名，坚持革命斗争。《民报》在内地销售就此中断，《民报》社处境艰难，无以为继。靠《民报》支撑门面，仅是宣传机关的东京同盟会总部更是名存实亡。
1907年初，清廷为掩耳目，恳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征询内田良平意见。内田进言：“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若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洲让渡与日本。纵令日本驱逐孙文出境，中国革命亦不能避免。日本为长远着想，压迫革命党殊不明智，故不如劝孙自动离境。”伊藤采纳内田建议，以外务省名义，赏赐孙7000元，日商铃木久五郎赠送孙10000元，孙留2000元《民报》社后，携款离开横滨往南洋。
“满洲国”积极鼓吹者、日人小川平吉在《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一文中回忆：“孙逸仙与黄兴俱长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之士之援助，与我辈亦有长期交往，我辈亦曾给予相当援助。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
《民报》社陷入绝境，孙中山袖手旁观，不与接济。章太炎、张继等极为愤怒。联络陶成章、田桐等人开展倒孙行动。罗列孙中山罪状：被日人收买、乾没巨款、卖国卖友、背本忘初、见危不振等，制成传单散发，遍传南洋等地。传到欧洲，日知会员曹亚伯将传单烧毁（内地因日知会遭破坏无法传到）。面对众人谴责，孙中山无言以对。
同年6月，离开日本不久的孙中山为筹备广东钦、廉二州起义，派日人宣野长知到日本购买枪械。宣野在宫崎寅藏协助下，在日本购得早已过时的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支带弹600发，准备运至白龙港起岸，供起义军使用。章太炎发觉后，指责孙中山购买废旧枪械，欲将革命同志白白送命。发动张继、宋教仁等人，并联络香港《中国日报》，制止另购废旧枪械。购置废旧枪械计划搁浅，新式武器也一支未购。钦廉起义在王和顺攻克防城，因武器不到的情况下失败（之后两广一带几次起义也很类似）。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反将责任推到章太炎、宋教仁等人身上，令其以后不得干预军事问题。“专任宫崎寅藏一人。”
孙中山独断专横，给革命带来的恶果，引起同盟会更大范围众怒，强烈要求孙中山引咎谢罪。孙中山深知，失去同盟会总理之名，意味着人们将不会再相信他真是革命首席。无论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如何谴责，孙中山记恨在心，装着不知，位就是不让。之后日人出面，黄兴替孙帮腔，事态得以平息。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不肯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皖抚胡人恩铭，被捕后，清吏审讯他是否受孙中山指使。徐公慷慨陈词：“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
1909年，孙中山在南洋一段时间后，南洋一些党人也对他反感。眼看自己在南洋势力不保，便向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杀出回马枪。8月，孙中山派汪精卫、胡汉民到东京，将章太炎执掌的《民报》夺到手中。之后，《民报》成为专为孙中山虚张声势之工具。
1911年“三•二九”广州黄花岗起义，致同盟会遭灭顶之灾。内地以“同盟会”而称的革命组织，如：“中部同盟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等，是内地革命党人的同盟，在组织、纲领、旗帜等各方面与总部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无任何关联。许多领导人对孙中山要么回避，要么仇视，不可能接受他的领导。如组织中部同盟会的宋教仁称其为“跋扈的野心家”、“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湖北军队同盟会由刘静庵直接发展的日知会员、潜江老乡任重远组织，任重远深恐遭象刘静庵一样不测，更不可能与孙中山的海外同盟会有任何瓜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经日本逃往美国。按母舅杨文炳建议，依附洪门的孙中山，只得借美洲致公堂之力，东山再起，要求逃亡海外同盟会员，降低身份，加入洪门。孙中山在洪门被封“洪棍”，洪门会中人都称他“孙大哥”。
10月10日，被曹亚伯誉为“武昌革命惟一先哲”的刘静庵死后三月，武昌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前，刘静庵在狱中，依然领导着内地反清革命斗争。与李亚东、胡瑛、吴贡三等人对武昌起义进行了周密策划，通过几条内线，与省内外革命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告戒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消除隔阂，求同存异，共举大事。临死前，托付潘季贞转告狱外革命同志：“吾死，清廷必懈怠，趁机举事，可成吾等覆清夙愿！”起义爆发后，各省按事前约定，纷纷响应。在清军主力与民军遭遇武汉之机，关内14省及新疆、辽宁等地先后光复，临近的湖南、江西、安徽、陕西等省纷纷驰援武汉。
武汉三镇光复后，民军在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因黄兴指挥失误等原因，仅坚持月余，痛失汉口、汉阳。黄兴欲炸汉阳兵工厂，被张振武等人挥刀制止。黄兴等人逃往南京。
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完全出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及日本人意料。当孙中山从美国媒体上得知消息，明知自己在内地无任何根基，便静观事态变化。在恳求美、日政府帮助无望的情况下，只身前往欧洲，寻求英、法等列强支持。他的日本密友及上海等地心腹则在中国国内为他四处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两月有余，孙中山从欧洲经香港抵上海。此前，日人北一辉、窃得沪军都督的陈其美等人以及黄兴为他四处张罗，对革命党领导人软硬兼施，逼其拥戴孙中山。致“不让孙文之流踏进国门半步”的宋教仁等人也不得不为之妥协，前往上海“欢迎”孙中山。
当时，尽管汉口、汉阳失手，湖北军政府仍被独立后的各省推为临时中央政府，各省代表在武昌，商议最后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大计，并派联络员前往上海，与主张在南京建都的江、浙革命党领导人接洽。
武昌起义爆发时，革命党人欲戴率领起义军一夜激战的日知会员吴兆麟为革命党首席，吴兆麟坚持不就。后来，陈其美拥黄兴为“大元帅”，在湖北都督府追问下，黄兴将“大元帅”让与黎元洪。南京光复前，江、浙党人欲推实业家张謇为民国大总统，张謇以年迈为由婉据。在许多革命党领导人不愿就任民国总统的历史背景下，日、英驻华使馆操纵，逼迫 “选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各省代表恐列强介入，国家卷入更大战乱，民众遭受更大疾苦，加之孙中山流淌的也属汉人血液，故就此妥协。求之若渴的孙中山倒觉“临时”二字碍眼，要求划去，代表们坚持，南北并未统一，总统只能称为临时。
1912年1月1日晚11时，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孙中山仅用几句让人听不懂的广东话宣誓就职，便草草收场。自孙中山抵沪至临时政府成立，时间仅有6天。成立中央政府，如此仓促，众多实情，都成历史之迷。
轻而易举获得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不是安抚民众，凝聚人心，避免战乱，而是深恐乱之不够。为打败先前的盟友，眼前的对手袁世凯，他依靠的不是国内革命力量，而是他所依赖的日本。对国内反清革命力量，遣散的遣散，镇压的镇压。
1912年1月，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便多次与日本人密谋，欲将汉阳铁厂、大冶、萍乡铁矿出卖给日本，为临时政府换取500万元借款，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1月下旬，与日本人签订了《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实业家张謇得知后，极为愤怒：“中国其他东西可卖，铁矿不能卖，即使铁矿能卖，也不能卖给日本人。”并发动各省代表制止孙中山等人卖国行径。
2月2日，日本三井财阀中国通森恪赴南京，次日，和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日本人与孙中山、胡汉民会谈，拟以民国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民国政府，诱使孙中山同意将满洲卖给日本。
在孙中山与森恪等人会谈中，森恪陈述，他受三井财阀总头目益田孝之命，转达元老桂太郎秘密意旨，倘孙中山有意将满洲出让给日本，则可由孙中山或黄兴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将派军舰迎接，并与桂太郎会谈，缔结关于满洲的密约。
孙中山表示：“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决心？长久以来，自身为中国苦虑，为黄种人心忧。为东洋和平计，满洲无论如何亦须保留于东洋人手中．．．．．．中国如无日本之同情与支援，即将一事无成，此乃运命攸关，故余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费苦心。”孙中山感叹：“桂公之意，若在余自欧洲归国途中，甚或在到达香港时获悉，则余当即绕道日本，决定此一问题，然今日时机已失，事已迟矣。盖当时凡革命军之事，俱可依本人与黄兴之方针而定，今则不然。余等既缺兵权，又缺财权，故在贯彻主张时不能无所顾虑，凡大事必须由众议决定。”
谈话最后，孙中山表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孙、森会谈后，孙中山又多次电催森恪迅速汇款1500万元，意欲将不顾反对，以铁矿满洲换借款。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等人反对以借款换满洲。孙中山向日本借款计划落空。以石本为代表的日本军部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是“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
孙中山未得到日本借款，只得同意南北议和，向袁世凯妥协，就任三个月临时总统下台。
孙中山下台后，袁世凯为笼络他，对他给予厚待，同意给他20万大洋，负责“修筑铁路”。骗得巨款的孙中山随后逃之夭夭。
为争夺那份权利，孙中山更丧心病狂，将中华民族拖入了历史的深渊：国家战乱不已，民众困苦不堪。这正是处心积虑的日本人欲趁火打劫所要看到的景象。在孙袁权利之争中，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本非官方怂恿孙中山，官方支持袁世凯，让其两败俱伤，实现其“领导”中国的目的。利令智昏的孙中山想到的总是寻求日本帮助，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日本人则是常施鱼饵，欲擒故纵。孙、袁竞相卖国，国人为其买单，日本趁火打劫，在东北势力日益膨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极其丑恶之剧。孙袁之争，没有正义。只是孙中山手段更显卑劣，卖国更是肆无忌惮。
1913年春，孙中山为从袁世凯手中夺到权利，到日本，乞求桂太郎：“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为得到更多日本人支持，2月，他到东京演说，声称:“中日两国协力进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之光荣历史。”3月，在大阪演说又称：“惟冀自今而后，益提携共同防御欧西列强之侵略，令我东洋为东洋人之东洋。”
1914年，孙中山以宋教仁被害为借口，发动讨袁战争失败后，准备到广东割据一方。早已看透孙中山等人的两广党人，欲将其擒获。当孙中山一行到达福建时，日本驻福州领事将情况告知孙中山。孙中山经比他在日本更神通的黄兴及日本黑龙会人员打通关节，逃往日本。
在日本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看来是为“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宋教仁看来是“专横跋扈的野心家”的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是，自己不够独断专横，便上演了更独断专横的把戏。
是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召开“中华革命党”会议。会上，要求“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即孙中山自己），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分成三级，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强调：“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与袁世凯当皇帝闹剧比，毫不逊色。只是袁世凯当皇帝闹剧国人皆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知者甚少，而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更大。袁氏为中国帝制之终结，孙氏为党阀独裁之兴起。
为联日反袁，孙中山逃亡日本不久，便致长函日本连任内阁大隈，函中承诺：“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讨袁胜利后“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及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免税。”并揭发袁世凯“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为募集讨袁军费，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与日本订立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当上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贪得无厌，为当皇帝，居然将那败逃日本，对那尊位置馋羨已久，比自己更为奸诈的孙中山不放在眼里。为求日本支持，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正是以孙中山与日本人密约为底本。
1915年底，孙中山拜访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并与之密谈。孙中山称：“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土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孙中山恳求：“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收到中日结合的实际效果，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中日两国国界也可撤除。”
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唾骂声中死去。得到出头之日的孙中山，立即请日本相助，圆了他在广东一带割据之梦。
1917年9月15日，日本政客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中山与之交谈，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并说：“这样我们就能推进到扬子江流域，将我们的政府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声称，一旦完成任务，为了中国和他的邻国的完全解放，将与日本结盟。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孙中山特别解释：“当然，我们乐意将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需要它，我们认识到你们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人口迫切需要活动场地，中国在南方有丰富的发展余地，千万中国人民已经或正在去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岛、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 暹罗、缅甸等地，成为富裕者，并且每年寄回家乡几百万美元。这样广阔的区域合法地属于亚洲，它们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比满洲更能给人以指望。”“将来国民党实现对中国的统治的时候，必定将满洲委托给日本。”
1918年，圆上“广东一带割据”之梦的孙中山，开始了更大阴谋，即：著书立说、杜撰历史。这年，孙中山改组广东军政府后赴沪“闲居”，撰写《孙文学说》，将自己精心打扮成自一开始便是革命化身出场，将推翻满清之功尽收囊中。
1922年，主张联省自治、让民众少受战乱之苦，让有限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发展教育的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置民众死活不顾，连年挑起战乱。其部下也不堪忍受孙中山的专横跋扈，早有将孙中山赶出广东之念，发动兵变。孙中山的一些追随者得知信息，一起扑向陈炯明。后以陈炯明“叛变革命”之罪，将其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23年初，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史》出炉，对自己更是精雕细琢，对居心叵测的日本人称友，对众多真正的反清革命志士以匪而论。功归己有，罪由他受。其《中国革命史》，成为一些人编造那段历史之蓝本，延续至今，成为古今中外不曾有过的怪事。
孙中山所谓的“革命生涯”，无论是广东割据前，还是广东割据后，从未离开日本人“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和广东军政府，聘请的日本高参，可以参加各种会议。一切活动甘愿在日本人掌控之中。
1924年，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请的日本教官，都是日本高级间谍。这些日本间谍，以合法身份出入各地，大量收集情报，绘制地图，网络亲信，为日后大规模武力侵华大作准备。
孙中山标榜的“三民主义”，并非人们刻意粉饰后的三民主义。他的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将满人赶回满洲，与日本人共同开发满洲，使中国“成为东洋人之东洋”，“中国及邻国实现脱离清国的‘民族解放’。”他的所谓民权主义，可见他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及“军政”、“宪政”理论。党员在党内没有平等的权利，民众又能有什么权利？他的所谓民生主义，可见以钱买命、以匪而论的反清革命志士的悲惨结局，那死于连年战火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惨死于日寇铁蹄下的无数生灵。
孙中山靠一些别有用心者的吹捧而誉满天下。1940年，汪精卫公开投敌卖国后，搬出了孙中山，称“秉承总理遗愿，曲线救国。”日本人为侵华鸣锣开道，也搬出了孙中山，与孙中山追随者一道，掩盖历史真相，编造历史谎言，助其在中国史坛享有无人可比的崇高地位。日本学者使出拿手好戏，炮制“辛亥革命始源地在日本”等等。孙中山“国父”之称，就是日寇侵华时，日本人与汪精卫等人合谋，戴在中华民族脖子上的沉重枷锁！自今沿袭的辛亥史，就是日寇侵华时，所做的定论。
客观公正地说，孙中山不失为近代中国一大奇才，不然为何得到那么多人吹捧，甘愿做他愚弄百姓的奴隶？他的才能，若真能用于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民众，我民族民众则不可能惨遭那一次次无以言表的磨难！现今中国也不会出现与其邻国为领土而有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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