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的结尾回忆到，党卫军经常以讥讽的口吻训诫集中营的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对于那些已命丧集中营的约七百万犹太遇难者，纳粹政权确实取得了绝对性胜利，这些死去的人，没有任何可能为自己的悲惨遭遇进行哪怕一个字的控诉，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永久地沉默了。而错误、并且是彻底错误的另一半是——集中营的历史没有由他们来书写：纳粹党高估了自己遮蔽人类理性和认知的能力，也低估了人类心灵的坚忍不拔和良善意愿。纳粹政权被摧毁不久，集中营的罪恶便大曝天下，巨量的材料揭露了纳粹党在集中营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令人瞠目结舌、不寒而栗。我手头即有一本1951年出版、介绍纳粹在集中营进行大屠杀的小册子。这本出版于六十年前的印刷品，现在看起来，它的印刷质量是粗劣的，内容也不够详备，远不如现代出版物精致和充分，但历史影像依然历历在目：集中营的营房、成堆的犹太女人毛发、高大的焚尸炉、焚烧尸体时升腾起的滚滚浓烟，以及奄奄一息的幸存者。这一切，我们看得见，看得如此清晰，如此真切。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距德国法西斯的覆灭不过短短六年的时间。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部关于集中营的作品。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被抓进集中营之前是一位化学家，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捕后成为集中营的囚犯之一。二战后他成为一个作家，写过多部反映集中营生活的著作，其中《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在我阅读过的诸多关于集中营的材料中具有独特份量，他甚至被称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该著不仅是对集中营罪行的见证，同时也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斯所谓——人性的亲证。

　　人性的飞地

　　作为一名化学家，普利莫·莱维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因此成为集中营里囚徒中的“特权阶层”，有幸躲过死亡并熬到了解放，他能够“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有着广阔的视野”。《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与其他回忆录的区别在于，作者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通过对集中营里暴行的立体透视、通过对人性的层层剥离，揭露了极权主义反人类罪行的极端残酷性。在这部并不算巨著的著作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涉及到在集中营里可能发生许多层面。这种结构性解剖，表现了普利莫·莱维对历史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

　　集中营就是一座提供犯罪的场所，罪恶，在这里是种常态，在众多反映纳粹党统治的作品里，各种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屡见不鲜。但如此滔天罪行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集中营会成为人性的“飞地”？它远远脱离了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正常情感，在这样一块人性的飞地里，我们无法看见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同情、怜悯和善意。

　　除了纳粹集中营，我们还见过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杨显惠笔下的夹边沟，还有新近出版的严祖佑先生的《人曲》。在这些关押“犯人”的地方显示出许多相似之处：对虚构“真理”虔诚但无聊的忠诚、对囚徒的残暴统治、对死亡无与伦比的漠视，但不论是古拉格还是夹边沟，或者是严祖佑先生亲身经历过的监狱和劳改农场，它们与纳粹集中营依然还有本质的不同：后几者固然残酷，但都不是以死亡为目的的，因此又叫“劳改营”，对囚犯进行“劳动改造”（对异类者的生命处置不是没有，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的，它更加直接，更加迅速，同时还更加具有威吓性，对独裁统治的确立有着更加明显的效用。而关押在劳改营里的人，主要是一些可能的潜在威胁者，他们与现实政权的敌对性，几乎完全无法证实，在敌对层面上也是次要的，因而死亡的威胁对于劳改营来说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纳粹集中营则被叫做“灭绝营”，是以灭绝为目的的（必须要指出，纳粹政权所设立的各类集中营超过了一万座，种种条件限制，这些集中营并不都具有“灭绝”功能，加上纳粹政权对不同身份的囚徒所采取的态度也不一致，如西欧囚徒生存条件要比东欧囚徒好一些，斯拉夫人的境遇也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德国境内与境外的集中营也有所差异，囚徒们并不都是在集中营被处死的，大约有一半囚徒是以各种方式就地处决的。但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首的主要三十多座集中营几乎都具备灭绝功能）。

　　种族灭绝，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基本态度，因此罪恶的产生，必然地与这种态度联系在一起：死亡是犹太人所必须面临的唯一结果——这是一个绝对性的后果，若非意外，任何一个囚徒都别指望活着走出集中营。活着，完全是一个计划外的事情。

　　集中营里的囚徒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绝大多数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仅仅是因为是犹太人，就被抓进集中营。由于自己的种族属性不得不成为囚犯的，这是人类历史的邪恶创造（包括它的各种变形，如阶级属性、身份属性）。他们和我们一样，既没有与生俱来的恶行，也没有天然的优良品质和凛然大义，却突然在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作为一个“人”应当具有的所有正当性，为了活下去——而且仅仅为了多活一天或者两天，只有把自己变得丑恶或者更加丑恶。当“活着”成为唯一争取的目标时，人性被排除在人的属性之外，正义再无立锥之地。如此，就意味着集中营里必然会展开一场囚徒与囚徒之间的生存竞赛。

　　既然所有的囚徒只能面对死亡，“人性”，不论对于党卫军还是对于囚徒，都显得是一种毫无必要的多余。

　　来自管理者的迫害

　　以种族灭绝为目的建立的集中营，所建立的是这样一种体系：“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力自上而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体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第一奴隶般的工作，第二清除政治对手，第三实施具体的灭绝行动。集中营里的一切罪行，都是围绕这三个目标展开的。

　　迫害首先来自纳粹党集中营的各级管理者。

　　党卫军们为了在顷刻之间立即压制住新进囚徒可能具有的抵抗意识和尚未丧失的组织能力，摧毁囚徒的人格和自尊是集中营的首要任务。这些新进囚徒只要跨进集中营就会立刻遭到一顿暴打。莱维将这套邪恶的仪式称为“进入仪式”。这仅仅是暴力的开始，随后暴力就会得到毫无节制的放大。

　　一般情况下，人类使用暴力总是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不论它的性质是否合法，是正义或者非正义的。纳粹集中营的暴力却完全丧失了目的——他们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状态下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

　　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有一批女囚被强迫从事一种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的劳动：在七月的烈日下，女囚们站成一圈，每人前面都有一堆沙堆，她们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前面的沙堆铲到右边的沙堆上，依次像击鼓传花一样，永无休止地铲下去。面对这样的“工作”，智力和想象力不再是人类的必要属性。

　　对囚徒人格的摧毁是多重的，除了肉体的惩罚，还有精神和信仰的羞辱：纳粹党不是把囚犯的编号用布片缝制在囚服上，而是直接刺在肉体上，男人在小臂的外侧，女人在小臂的内侧，每个人，“包括刚出生的婴儿”都要刺青。这种行为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只有动物才会直接在肉体上烙迹进行编号区分，犹太人在纳粹眼中和动物无异，甚至不如。其二是对犹太传统信仰的摧毁，在摩西法典中，刺青是被禁止的。尽管不少犹太人，尤其是西欧的犹太人，很多都放弃了犹太教信仰而皈依了基督教，但这一举动无疑是重复纳粹的观念：犹太人是不可同化的，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恶，灭绝是唯一的结果。

　　莱维将此称为“无用的暴力”。无用，却成为集中营最平常的犯罪。战后，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斯坦格尔交代，这样做是“为那些任务的实际执行人创造条件。让他们有可能去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死亡之前损害受害人的人格，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这是他们使用暴力的唯一作用。

　　囚徒之间的相互迫害

　　这种为暴力而暴力的迫害，摧毁了囚犯的尊严和意志，使囚徒们丧失了基本的羞耻感，导致囚徒们的内部倾轧和自我迫害。

　　通常，我们总是以一个“他者”的眼光去看待集中营里的一切，这是一个绝对的二分世界：统治者和囚徒。纳粹党、党卫军是邪恶的、残忍的，而囚徒是善良无辜的。这幅景象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集中营的全部图景，莱维以自己亲身经历纠正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错误认识：“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在囚徒与囚徒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可能是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纳粹党通过权力的结构分解，分化人的社会性，使每个人，即便处于社会或者某一群体中也只能以单子化、原子化的方式呈现，人变得孤立无援，寂寞无助，很快导致精神性崩溃。这种孤独感不是出自自我的性格选择，完全是外在压迫的结果。因而，暴力并不仅仅来自党卫军的管理者和看守们，通常还来自囚徒自身——一群“老资格”的犯人。

　　集中营里有一批、但为数很少的“特权囚犯”——他们却代表了“这幸存者中的大多数”，如利用掌管犯人食品配给的权力，通过各种巧取豪夺，将普通犯人尚不足维系生命的事物占为己有。任何一个受到盘剥和羞辱的囚徒，绝无反抗可能。一名被抓获的游击队员在分汤时挨了打，他居然推搡了负责分汤的囚徒，于是另一帮犯人一拥而上，将这名游击队员的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淹死。莱维写道：“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

　　为了活下去，还有一些囚徒与纳粹采取了更加深入的合作，犹太特遣队是一个典型案例。犹太特遣队的主要工作就是操作焚尸炉，杀害自己的同胞，他们得到的所谓“特权”，仅仅是在这几个月里能够吃饱，但下场绝不好于已经死去的囚徒——只不过死得更晚一些，党卫军千方百计地使每个特遣队员无法说出真相，在他们参与特遣队一段时间后即遭到集体屠杀。奥斯维辛先后有12支特遣队，无一逃脱例外。

　　而使用“特遣队”还有一个更为恶毒的动机：让受害人自己承担责任。这样，代表了纳粹政权的施害者则可以借此消解自己的罪责。

　　有一位叫米克罗斯·尼兹利的匈牙利医生，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他在集中营里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同时杀死双胞胎。他给莱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6岁的小姑娘，在毒气室竟然没有被毒死，被特遣队发现并救了下来。这原本是个人性灵光乍现的故事，但接下来就是令人发指的残忍：特遣队将此事汇报给了焚尸场的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穆斯菲尔德自己没有动手，而是命令手下在这个女孩的脑后一记重击当场杀死了她。

　　可是，如何去谴责特遣队的行为呢？特遣队本身就是由犯人组成，救活女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让她持久地活下去，特遣队也没有任何能力做到，而且，藏匿她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被称作为“人”的东西，都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体现了极权主义统治的罪恶特征。

　　战后，这个党卫军军官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被绞死。

　　无力的抵抗

　　此种状态下，“不要理解”成为集中营的生存逻辑，试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件痛苦而徒劳的事情，当“死”是唯一结果时，怎样活下去就成为集中营的唯一智慧，必须要用更多的精力、机智设法获得一碗汤、一口粥，至于理解——去诠释集中营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集中营，它远远不是彼时彼刻囚徒们应该思考的，集中营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它所能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死——如何死和在什么时候死。

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来看待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比方，有读者向莱维提出“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逃跑”这类问题。

　　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纳粹断送了囚犯们试图逃跑的所有可能。这些囚徒来自欧洲的四面八方，尽管都属于“犹太民族”，但他们却早已是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不仅语言不通，经过长途押运，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方。此外，无与伦比的饥饿，囚犯们在极强的体力劳动后，每天只能得到八百卡路里的摄入量，一个正常人，即便不从事任何活动的基本摄入量应该是两千卡路里。

　　尽管如此，反抗和逃跑的事情并非没有，只是极少成功和微不足道。

　　1944年7月，有一群来自希腊科孚的四百名犹太人被招募进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拒绝了这份杀人的工作，于是被立刻送进毒气室全部毒死。

　　三个月后，奥斯维辛的特遣队爆发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集中营五座焚尸炉中的两座焚尸炉的操作人员，炸毁了三号焚尸炉，还与党卫军发生了战斗。但结果很简单：不仅战斗很快结束，所有逃跑的人全部被抓住，当场处决了450人。

　　特遣队还是一批能够吃饱、保持了一定体力甚至是战斗力的囚徒，他们的下场也不过如此，而对于那些普通囚徒，几乎完全不具有抵抗能力：“守备部队的武力条件足以在几分钟内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反抗者”。

　　面对残酷真相

　　挖掘真相永远是一件残酷的事，“真相”——那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远远飞出了我们想象的尽头，对我们神经产生了强烈的刺激。莱维说道：“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的子孙身上。”

　　确实，这是必须完成的一个事情。任何一个国家，丧失对历史的记忆，不仅可能重蹈覆辙，而且可能更加血腥、更加残酷；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历史，甚至故意掩饰、刻意淹没历史的错误和罪行，拒绝改弦易辙，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它还打算继续重犯这样的错误和罪行。事实证明，即便在罪恶之后，那些直接从事犯罪的杀人犯，那些最重要、最残酷的职业刽子手们，如阿道夫·艾希曼（犹太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鲁道夫·霍斯（1940年～1943年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威尔汉·博格（德国警察委员，集中营督察，因惊人罪行被称为“奥斯维辛之虎”）、奥斯维德·卡杜克（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突击队队长，被称为“奥斯维辛党卫军中最残忍、最蛮横的混蛋”），对自己的罪恶行径也百般狡辩、无耻抵赖，努力把对自己不利的罪行从记忆中清除出去，他们众口一词地为自己申辩道：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那些决定并不是我们做出的……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

　　为了给自己脱罪，他们的回答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性倾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服从命令，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糟。但面对如此滔天罪行，有哪一种标准能够衡量谁比谁做得“更好”？难道杀一万人会比杀十万人竟然具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平庸的恶”会比“聪慧的恶”更值得谅解（我曾经使用过汉娜·阿伦特所创造的“平庸的恶”这个术语，但对“恶”之前加以“平庸的”这样一个定语，至今依然表示谨慎，我觉得我必须要彻底厘清这个术语在政治学、政治法学和法学三者间以及与实体罪判定的关系，我才能放心地决定使用或者放弃这个术语）？

　　这群罪犯尚且如此毫无廉耻地为自己辩白，那些普通民众呢？岂不是更有理由漠视这种赤裸裸的残酷？莱维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莱维出狱不久，于1947年出版了《活在奥斯维辛》一书，揭露了纳粹集中营所发生的种种暴行。十多年后，该书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在德国的销售达数万册，平均每一千位德国公民就拥有一本《活在奥斯维辛》，但莱维在1961年至1964年间，仅仅收到40封来信。在这少有的来信中，有些读者却对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为何选择希特勒进行了辩护。

　　其中一位T·H博士写道：“然而，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的确，但两害相权，必取其轻。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溢美之辞隐含的虚伪和背叛。”——这显然是要说明，在德国、在集中营，有罪的仅仅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任何过失、也很无辜。莱维回信进行了驳斥。

　　莱维写道：“你们最大胆的陈述是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并不普遍。它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神秘的本性；犹太人不能是‘被上帝选择的人’，因为德国人才是。希特勒没有任何一次演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着迷般地重申对犹太人的仇恨。对于纳粹主义来说，反犹思想并不是边缘化的，它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事实也是如此，犹太人在德国所遭受到的敌意比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显得尤为强烈，如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批判的欧根·杜林，就写过一本极具挑衅性的小册子《作为种族习俗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中，呼吁灭绝全世界的犹太人。

　　正如我们所知道一样：莱维的驳斥并非出自对德国人的敌视，也不意味着强迫全体德国人共同承担罪责（事实上，包括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德国人必须承担“共同罪责”，美国作家米尔顿·迈耶明确认为“德国人整体有罪”），但T·H博士的信明显在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遮蔽，来消解作为一个德国人的罪恶感，我们固然能够理解这种民族情结，而对民族尊严的维护不太可能通过对历史的扭曲、在对罪恶的沉默中得到。1923年希特勒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他在狱中所写《我的奋斗》一书，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一位书评家评价道：“用书面语言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其露骨直率，令人毛骨悚然。”纳粹上台后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对希特勒狂妄和罪恶世界观的履行，希特勒从来没有什么“溢美之辞隐含的虚伪和背叛”，他从来都是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犹太人的态度，莱维对此评价道：“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与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的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文明——连同人性，在第三帝国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

　　对未来的拷问

　　如果人们在拥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做出错误、甚至罪恶的决断，为了抽象的国家利益、所谓的民族感情而投身于罪恶，那就必须要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一旦等到极权主义者控制了全部国家权力，建立起集中营，手无寸铁的血肉之躯不太可能作出有效的抵抗。为推翻希特勒的残暴统治，全世界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

　　莱维对极权主义的控诉理性而强烈。此著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对现实的拷问：在相当意义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一部写给未来的书，莱维在书中多次对未来世界可能的专制和暴力提出了严厉警告：假如我们处于同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良知、耻感、心灵，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曾经的种种遭遇，会不会被全盘继承？我们会不会成为一场新悲剧中的角色？他写道，类似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在未来“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祥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的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我以为，我们不能把集中营的耻辱、把大屠杀和极权的罪孽，仅仅看成是德国的或者是日耳曼的，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历史和世界之外，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木然地看待这种反人类的暴行。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比另一个人、比另一个民族有着更高尚的人格、更伟大的情操，没有谁会与生俱来地自动具有对金钱、对权力的免疫力；我们不大可能在一个毫无制约、充满欲望的世界里练就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丧失检讨自己心灵的能力是可怕的，这将丧失防范强权的能力，最终还将葬送自己。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意】普利莫·莱维，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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