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案子相当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毕竟“批胡风”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艺界发动的“三大战役”之一（前两个是“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下面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有个简要的了解。
话说1936年的中国，有个著名论坛叫“左翼作家联盟”，首席斑竹是行将就木的鲁迅，另有两大板斧周扬与胡风。“左联”的主办方实际上是中共。中共为了扩大在国统区的影响，几年前让文坛泰斗鲁迅做了首斑，用那时的话说叫“旗手”，不过论坛实权控制在周扬手中。对于此人，毛泽东曾有入木三分的评价：“周扬还是懂一点逻辑的，他的长处是跟党走，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从骨子里说，周扬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名政客，有着政客的机巧与势利。周扬并不把鲁迅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一名扛旗的砖手；胡风则对鲁迅奉若神明，对党的指示却放在其次。那时论坛的管理员是王明，周扬按照他的旨意确定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希图借抗战的名目一统天下。但鲁斑对此并不感冒，指使胡风抛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由此引发了“左联”内部关于“两个口号”的一场砖战。

周扬不敢直接冒犯鲁迅，便唆使青年砖手徐懋庸给鲁迅发了一信，盛气凌人地教训了首斑一通，奉劝他不要为胡风一伙挡驾：“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鲁迅看后怒不可遏，当即作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威力惊人的一块砖，鲁迅用尽绍兴师爷的全部老辣，作平生的最后一击。鲁迅死了以后，这块砖仍在空中盘旋了许久，直至将敌手全部击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四条汉子”：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

文中的“周起应”即是周扬，那时已与胡风势同水火。鲁迅对两位板斧的态度截然不同：“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胡风并不‘左得可爱’（徐懋庸语），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鲁迅不久辞世，“左联”也于同年解散，这场砖战便不了了之，但周扬与胡风的私怨已经很难化解。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一篇重要的宣言书，它宣告“自由文人”作为一个物种，将在新中国绝迹。凡是看不懂这一点的文人，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大吃苦头。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是从政治角度、甚至军事角度来看待文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这种“党指挥枪、枪指挥文艺”的路数，还真让不少“小知识分子”一时难以接受。小知识分子属于草根阶层，比较同情劳苦大众，不过也有往上爬的欲望。他们在革命阵营里，最不招人待见之处便是“自由散漫”，或称“个人主义”。他们有文化，不安分，经常乱说乱动，不听指挥。延安整风时期的王实味便是极端一例，此人最后被打成“托派分子”，脑袋也搬了家。另一方面，作为联系工农大众的知识阶层，小知识分子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思想改造彻底，能把自己变成“有文化的工农兵”，这样的人便可担当“革命传教士”，把更多的民众争取到共产党这边来。

1944年4月，胡风正在重庆筹办《希望》杂志，延安来人传达整风精神。胡风等对毛泽东的《讲话》颇为抵触。1945年1月，《希望》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在革命文学阵营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舒芜是研究哲学的，很受胡风青睐，他的《论主观》等文章系统阐释了胡风集团的核心理念——“主观战斗精神”。在胡风、舒芜、路翎等人看来，“革命”乃
是小知识分子的一种主观的、自发的要求，这种心理能量十分巨大，推动他们朝着革命目标顽强迈进，并使他们从小资产阶级蜕变成无产阶级。这个蜕变过程痛苦而
美丽，因为要变成超人一样的革命者（如牛虻和保尔），他们必须压抑乃至抛弃普通人身上的脆弱人性。革命文学的一个主旨就是揭示革命者的成长历程，弘扬“主观战斗精神”。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和《洼地上的战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然而，在“左得可怕”的革命文学家看来，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完全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小知识分子用不着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体内涌动着革命激素，到了青春期，他们的革命性征就会不可遏制地显露出来。“革命”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使他们成为和工人、农民一样的高贵者。这与毛泽东在《讲话》里的描述是完全相悖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更危险的是，在“主观战斗精神”的催化下，小知识分子完全可以自发革命，这样就不存在什么“革命导师”和“革命权威”了。“只要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这还了得！所以《论主观》一出现，胡乔木就去重庆找舒芜谈话。舒芜当时20多岁，血气方刚，对这位党内一号笔杆子并不买账，搞得不欢而散。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革命文艺也开始了“全面大反攻”。这时的斗争方向是所谓“中间派文人”，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之流。郭沫若抛出《斥反动文艺》，根据反动程度给他们贴上颜色标签。沈从文神经有点脆弱，差点被这块巨砖砸死。与此同时，党的地下文委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动了对胡风的围剿，领衔砖手是有“小乔”之称的乔冠华，党内理论权威胡绳则专砸路翎。
 
其实在重庆时，乔冠华是同情胡风的，他用马甲“于潮”写过一篇《方生未死之间》，与胡风观点十分接近。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乔冠华在香港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对重庆文艺界的错误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甚至点了自己马甲的名，但主攻方向却是胡风。小乔这一招十分毒辣，不光狠砸了对方，还“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胡风不甘示弱，花三个月烧出一块10万字的大砖头《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等手下也纷纷著文回击。这场砖战打了几个月，以胡风调往解放区而告终。虽然未分胜败，但胡风一伙明显处于下风。
 
解放后不久，文艺界又开始清算胡风。此时周扬已经成为中国的“文艺沙皇”，而胡风不过是“一颗被踢在路边的小石子”，话语权自然不同。但胡风仍然进行着顽强抵抗，在路翎等死党的帮助下，炮制出30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对周扬一派的指责进行全面驳斥。没想到在中央调查的过程中，舒芜却反戈一击，把与胡风的私人通信交了出去，里面有不少胡风的“反党言论”。当时正值赫鲁晓夫上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突变，毛泽东对于“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进攻”非常敏感，很快便把胡风一伙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则被投入大牢，关了25年。
 
纵观胡风一生，他虽然当不起“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的光荣称号，却是一名真正的砖手，尽管被人砸得头破血流，依然挥砖上阵，绝不搞下三滥的勾当。若不是管理员跳出来封了他的ID，相信胡风会抡砖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