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营造了一种错觉，当饥荒在河南铺天盖地蔓延开来时，进入此间的日军开始发放粮食赈济。蒋介石对此感到恐怖，因为国民政府在救灾问题上乏善可陈。被杜撰出来的一句经典台词是：“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
 
    虽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一九四二》花了不少篇幅描述日军滥杀无辜的场景，并努力表达日军发放粮食的初衷是为了军事上收买民心。但突兀地
呈现日军发粮的信息，很容易给观众造成误解。我的几个朋友，就曾私下或公开问我，日军在救济河南饥荒灾时有何优异表现？但事实显非如此。
 
    小说家谈历史一不留神就会弄出笑话
 
    造成这种错误表达，当然和编剧刘震云有关。他1993年写就的《温故一九四二》，就曾更为直白地表示，1943年日军开进了他的家乡河南延
津县，开始发粮，救了乡亲们的命。所以后来，他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当汉奸的非常多：“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
什么不可以卖的呢？”言下颇为理直气壮。
 
    小说家谈历史，一不留神就会弄出笑话。这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刘震云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已沦陷，成为日伪统治区，国民政府的权
力不及于此。即便抛弃侵略的因素，1941-1943年间这里的饥荒，也应由日伪政府负责。所谓1943年日军才开进河南延津等地，与历史并不吻合。当旱
灾、蝗灾在1940年代初漫卷整个河南时，这里大约有三分之一土地已经被日军占据，包括豫北、豫东北和豫东南等地。延津所在的新乡市位于黄河以北，整个都
不是国民政府有效统治区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刘震云是否只搞错了时间，真相或许是，在跨度三年的饥荒岁月里，日伪政府一直都在发粮救乡亲们的命，与国统区构成巨大
反差呢？当然不是。从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描述即可看出，他的亲友和乡亲们在1942年前后，遭遇巨大饥荒，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死人是寻常事。电影
《一九四二》也选择从延津出发，主人公老东家的原型就是刘震云的舅舅范克俭。
 
    类似的证据，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新乡县志》中有日军1942年(在饥民食不果腹情况下)强迫数万民众开挖引黄入卫工程、1943年范岭村田芳春带领村民4次打退日伪军强征粮款等记载。
 
    日本占领区的惨况比国统区丝毫不差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表述。河南修武县也是日伪统治区，该县牛庄村老人郭景道曾在《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一文中回
忆说，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
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务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柱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
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也和日军发粮的影视塑造构成对比。
 
    郭景道举了一个例子，牛庄一家小殷家户许法义，此前常在饭场夸耀说：“三年不下雨，也饿不着我许法义。”但1942年冬一天夜里，修武地方
团队闯进他家，捆绑吊在梁上，一阵极刑吊打，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一粒不留全部抢光。第二年，除了逃荒到大同煤矿的独生子许安朝外，一家十余口全部饿死
了———如果日军一直在发粮，会有这种结局么？
 
    同在日伪区的博爱县老人樊秉泉称，严重自然灾害下，日本侵略军提出“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驻地‘皇协军’，警
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
逃，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日军是否提出上述口号，值得进一步考证，但催要粮款旁证甚多，不容置疑。
 
    在日伪统治区获嘉县老人周长安的回忆中，1943年仍饿殍遍地。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冻死、饿
死30多人，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买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笔者又特地查阅了《获嘉水利志》，其中记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旱、蝗灾严重，麦秋无收，树皮野草吃尽，往山西、徐州等地逃荒的达34654人，占人口的20%。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56928人，饿死的18709人，死亡绝户的543户，2172人。
 
    这个惨况，比国统区丝毫不差吧？
 
    就整个大的形势而言，1943年春麦过后，灾情得到缓解。日伪政府在延津等地发粮，是可能的，毕竟这里是他们的统治区域。但这也反证，在
1943年之前，日伪并未如此行事。中国百姓直到今天还有“感谢政府”的朴素价值观，对政府的义务缺乏要求，70年前更没有问责政府的意识，对日伪
1943年的救济行为感恩戴德并不奇怪；但知识分子只攫取这一片段历史事实而予放大，则形同对完全真相的遮蔽。
 
    另外，与日伪政府几乎同时，国民政府也在1943年加大了救济力度。从现有证据看，用日军发粮救济和国民搜刮贪渎来做对比，在任何意义上都
并不成立。事实上，华北大部都在日军有效统治范围，他们比国民政府更有便利条件从外省调来粮食赈济，何况丰硕的东北当时还是所谓日本掌控的“满洲国”，但
那里更多是作为日本岛的后方粮仓了。
 
    所谓日伪政府放粮救济的真相，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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