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yc雨花石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1个主席毛泽东、6个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56位委员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
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
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
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这63个领导中，非共产党员占了30人。
　　至于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郭沫若和黄炎培两位民主人士，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3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两个正职)。
　　1949年成立的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个政府带有非常明显的联合政府性质。在一个建立在武装夺权基础上的政府而言，给与了民主人士如此巨大的名额，应该是比较大度。
　　联合政府的名额分配，西方一般以选票数量。不管标准如何，名额分配的基础是对新政府组建的贡献。
　　民主党派在新政府的贡献如何呢？
　　1946年10月，国共内战已经打的热火朝天，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中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撕毁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未实现全面和平之前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承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因此，被中共称为“伪国大”）。
　　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有谈判的必要，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但，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共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
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
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
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周恩来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
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
　　周恩来做着
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
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你们不同
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
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
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梁漱溟自我批评：“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
　　梁漱溟马上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梁漱溟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梁漱溟等人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1946年10月的“梁漱溟方案”风波，说明相当多中国的民主人士其实并不坚定，在国共内斗中非常的摇摆不定，而周恩来讲话里那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存在，
国民党不会允许第三党在夹缝里生存的判断是非常合乎实际的，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也是国民党一党执政，其他政党连生存的权力都没有，如果你敢独立建党，他
就敢杀你的头。
　　今日的台湾，之所以出现多党政治，并不是国民党管理的失败，如果说两蒋在台湾的管理失败，全世界没有几个合格的政党，国民党在台湾的分裂和倒台，原因简单：蒋经国选错了接班人。
　　台湾的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丢失政权，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第一领导人的背叛。
　　今日的现实告诉我们，台湾那边的李登辉，不但背叛国民党，而且背叛台湾，他已经公开了自己政治诉求：内心世界的身份是一个日本人——岩田正男。
　　也就是说，李登辉在台湾的政治活动，表面是推进民主建设，真实的目的是彻底搅毁台湾社会并进一步彻底分解中国，更深的目的是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称霸扫除中国障碍。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提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
　　李登辉曾经提出“七板块”理论，他把中国划分为七个独立的板块，其目的不仅仅是台湾问题而是彻底分解中国。
　　1840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即使被迫割让许多国土的清政府，对土地也是非常珍惜的，即使内斗不已的北洋军阀，也多次提出“武力统一”。
　　尽可能的保护国土和维护国家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最基本政治道德，李登辉、达赖这种人，已经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敌人。
　　我支持台湾的民主建设，任何时候民主建设都是正确的，但我反对有些人打着民主建设的旗号分解中国。
　　思考台湾二十年的政治，所有的爱国者都必须谨慎思考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因为中国内部也未必没有日本的潜伏或者美国的利益代言人，否则，无法解释乌克兰的乱局和香港的“占中”。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警惕——这里的“我”不是共产党，是中国，因为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后仍然被北约封堵告诉我们，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建设，中国即使以自我毁灭为代价也加入不了西方集团。
　　苏联解体前后，那些图谋通过分解自己国家乱中取胜获得巨大财富的人大部分失败了。
　　乌克兰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动乱？不过是一些政客想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得自己的利益，但乌克兰动乱的结果是国家利益被出卖，自己利益也必然完蛋，因为任何人发展自己利益的根基都是国家实力的发展。
　　比如，以苏联解体的1991年为基点对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罗斯的资产阶级谁发展的更快呢？
　　1946年的梁漱溟等民主人士，看不透蒋介石内心深处的政治，竟然妄图以牺牲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换取蒋介石的民主改革，他们太天真了。
　　1946年“梁漱溟方案”虽然没有对共产党产生实质性伤害，但暴露了民主政党的投机性和动摇性——你们不够朋友。
　　1957年，中共惩治一部分民主人士的远因就是这个梁漱溟方案：你们曾经背叛过自己的政治原则，你们曾经图谋以伤害朋友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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