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情局最新解密文件中，有关毛泽东的情报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机密文件解密期的到来，美国中央情报局陆续解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苏两国的绝密文件。6月26日，中情局又公布了所谓“家中珍宝”、“凯撒、波罗及以扫”两个系列文件，其中既有中情局招募黑手党毒杀卡斯特罗的内幕，也有对中苏两国国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分析预测，而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更感兴趣的还是“波罗系列”，该系列记录了上世纪60到70年代前半期中情局对中国国内形势所作的分析，特别是中情局对毛泽东的“重点关注”。
    妄测毛泽东健康状况
    在该系列文件中，包括一份题为《毛泽东的陨落》的机密级文件，这是中情局动向情报办公室于1962年4月炮制出台的。文中煞有介事地称，中情局的情报来源“注意到毛泽东在此前几年身体和精神状态持续恶化”。报告声称，“近期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接受采访时表现往往不理想，而且创作也骤减，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已开始为退休作准备”云云。报告还猜测“毛泽东可能当时已经患有脑部缺血或老年痴呆”，甚至断然预言，“毛泽东可能会在1962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或下届党代会上宣布退休”。
    同时，报告还推测“刘少奇仍是最可能接替毛泽东的人选”，而且“刘少奇上台后可能更改毛泽东的政策”。
    此外，中情局还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用了四篇报告，花费长达116页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可是，其居然置中苏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于不顾，认为这些理论只不过是列宁和斯大林革命理论的重复，同时，也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否认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现实价值。
    把幽默戏言当作“重大情报”
    对于这些所谓机密文件分析预测的结果，相信历史都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驳斥。
    在“波罗系列”中，佐证中情局作出所谓“毛泽东陨落”结论的一个主要依据，是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接见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谈到了接班人问题、生死问题”，而且据“发现”“保健医生始终在毛主席身边”。由此，中情局就判断，“毛泽东自觉不久于人世，并且开始考虑谁能接班了”。
    其实，对于这次谈话，中方史料也有记载。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熊向晖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披露，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我随时准备灭亡。”并且预计了自己的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一个伟大共产党人的豁达和开朗，但在中情局看来，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这种幽默，也因此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此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如中情局所料病逝以及退休，而是继续执政了14年，直到1976年逝世。虽然其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没有动摇。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参考和借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掀起了空前的反帝反殖高潮，也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指导地位。
    中情局到底哪出了错？
    那么，一向以世界情报界龙头自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何会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这么多的错误判断呢，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
    缺乏情报搜集手段是中央情报局面临的主要问题。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中国情报的主要来源是空中侦察、谍报和无线电侦察。其中，空中侦察由于中国军队采取了有效的隐蔽措施，实际上收效甚微。而在人力情报方面，美国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内地部署的各个情报站随着国民党的败逃，以及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基本被清除殆尽。如此一来，原本就缺少情报工作基础的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自然成了一片空白。
    而中情局情报报告之所以屡次失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其采取了西方式的政治理念来判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即用一贯的“激进”“温和”“保守”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用的理论模式。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政治，只能是摸不清头绪地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情报”。（特约撰稿李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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