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邓丽君对海峡两岸以及整个华人世界音乐的影响，可能还未有人能超过。她的歌声至今还随处可闻，有关她的介绍文字不断在媒体出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她的一生被政治紧紧困扰着。

邓丽君的葬礼规模空前，在台湾，这几乎是自蒋介石过世后最大规模的葬礼：宋楚瑜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包括连战在内的台湾政界高官悉数到场默哀。

有人把这个视作“间谍论”的一个旁证，在邓丽君的演唱生涯中，这种关于政治的窃窃私语始终没停歇。

最早披露的公开信源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谷正文。据台湾杂志《独家报道》，谷正文承认，“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按谷正文的描述，一九六八年夏天，邓丽君应邀去新加坡参加慈善演出，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均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连外交部门都不例外。”谷正文说。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能否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进行情报工作。这是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特务政治”，许多台湾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为了出境，都不得已接受这一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员。而那一年邓丽君十五岁，还是个未成年人。



日本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两人曾共同对邓丽君生平进行了四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以上说辞是否值得采信，始终存疑，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邓丽君始终被时代政治所襄挟。她曾经梦想来大陆演出，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不收门票，就唱给大家听”。这在那个时代听起来也像一句不切实际的梦呓。

据邓丽君的妈妈说，丽君生前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有嫁人，而是始终没有机会回到祖籍。小时候，作为外省人的眷村子女常被台湾当地孩子欺负，邓丽君不参与打架，但会编排歌曲唱回去，比起她的同时代人，她身上始终有一种深厚的原乡情结。

邓丽君一生的艺术生涯都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而且对她的演艺事业发展最重要的三个地区：台湾、日本、大陆，恰恰有着极其错综纠缠的历史恩仇。她去日本发展，曾是抗日军人的邓爸爸不同意，在大陆青年人一度只能偷偷听她的歌；而她陷入“护照危机”，台湾民众也表示难以原谅，纵是人美歌甜，夹心人终归难做。



一九七九年美国即将跟台湾断交，台湾陷入国际困境，适逢事业巅峰期的邓丽君涉嫌使用一本印尼假护照入境日本，平生第一次被警察拘捕扣押调查，台湾媒体群起攻之，视如“叛国”。在被扣押的两个星期里，邓丽君哭干了眼泪，最后的调查结果：护照是真的，但是护照取得的途径不合法，邓丽君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回台湾，她可能面临封杀和起诉，于是她直接从日本飞到了洛杉矶，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这是她人生的又一次巨大调整，也为她日后成为名贯东西的国际巨星埋下伏笔。

不管邓丽君主观意愿如何，在台湾，她的歌曲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了政府的“心战”工具。从一九七九年起，台湾广播系统开始推崇“软性宣传”，台湾“国防部”委托光华电台特别制作“邓丽君时间”栏目，播音稿件由情报局负责撰写，而海的这边，大陆也有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对台广播。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时有发生。“邓丽君时间”广播中常常强调：如果驾机、驾舰，或者携带什么文件投诚，会有多
少奖励。

一九八〇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专家认为，邓丽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是精神文明的“大毒草”。会上批得最猛的是《何日君再来》。歌词从字面意思理解是男女依依不舍，属于“黄色歌曲”；这首歌创作于一九三六年，正值日本人侵中国之时，“君”或指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在来”暗指“何时收复失地”，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属于“反动歌曲”。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中，来欣赏一段当时音乐界主流专家编撰的书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首黄色歌曲；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这是对血泪现实的掩盖，是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歌颂，是以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现在还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同志要认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开’，还是应该用我们双手去创造永不凋谢的花朵。

西山批判会议之后半年，一九八〇年十月，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义唱，门票收入悉数捐给公益基金会。

第二年，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看望海陆空的国军将士，并为他们演唱。她跑遍各地军营，包括在金门前线用电台对大陆喊话。台湾电视公司据此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邓丽君也因为配合劳军表现良好，常常受到台湾“国防部”表彰，被称为“爱国歌手”“军中情人”，邓丽君在大陆主流体系里的“敌对大陆”身份更是彻底坐实了。



在大陆民间热传，却被官方禁止，在“抵制精神污染”的运动中，邓丽君成为文艺领域的“黑靶子”，这种现象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渐渐改变。一九九五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了关于邓丽君的新闻，这也是大陆主流舆论体系第一次公开报道邓丽君，但这第一次，却播出的是她的死讯。

时任文化部长的刘忠德曾回忆说，“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可刚决定没几天，报纸上登了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猝死于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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