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儒家士大夫群体来说，肉刑受辱太深，也违反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的规训，这对于重视气节和身体完整性的儒家来说，还不如去死。

但凡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会记得汉文帝“缇萦救父”的故事：缇萦的父亲犯了罪，被判肉刑。女儿给皇帝写了封上书，痛陈肉刑之苦，愿意给官家当奴婢来代替父亲受刑。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

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在教学大纲里，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汉文帝能够了解民生疾苦，对待老百姓宽厚，从而稳固了汉朝的统治；而在中老年人看来，这则故事充分说明了缇萦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女儿，对年轻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一则故事越是被人耳熟能详，越是流传广泛，其象征意义就越大于其历史上的真实面貌。当然，历史面貌的绝对真实，谁也没法百分之百还原，但若追索这些历史故事的前因后果，总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有趣事情。我最近翻检两汉史，就发现缇萦救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颇值得一说。

这段往事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但诡异的是，这段故事居然被记载了三次。这三次记载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于是问题来了，它们真的完全一样吗？反复记载的必要性何在？

不妨分别来看看这三次记载：

第一次是《史记》和《汉书》的文帝本纪。当然，《汉书》的这部分本来就是抄《史记》的，因此，两处本纪的记载应该算作一次。在皇帝的传记里记下这段往事，必然是为了颂扬皇帝的贤明道德。汉文帝给后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缇萦救父的故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分项。所以，这一处记载的主角不是缇萦，而是皇帝。

▲ 资料图：汉文帝像

第二次是在《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扁鹊大家都知道，是古代的名医。而名字不那么熟悉的仓公不是别人，正是缇萦的父亲淳于意，他曾担任汉帝国的太仓令，因此被称为“仓公”或“太仓公”。太仓就是国家粮仓，汉文帝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太仓都由九卿之一的治粟内史（相当于国家粮食局局长）管理。淳于意是治粟内史的下属官员，管理的粮仓位于齐国，因此，他大概相当于今天山东省粮食局局长。这个级别的官职，委实不算高。司马迁著《史记》，不仅是写史，也贯穿着他的政治思想，他写谁不写谁，背后都有所考量褒贬。淳于意之所以能进入司马迁的视野，并不是他管理粮食有什么政绩，也不因为他是缇萦的爹地，而是因为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医生。从司马迁把他和扁鹊并列立传来看，淳于意是自扁鹊之后五百年才出的唯一神医。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是很大的。淳于意被免职释放之后，皇帝亲自下诏询问他是如何治病的？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颇与一些封疆诸侯们交往密切，有时候诸侯王都请不动。司马迁暗示，正是因为他有时候请不动，所以才被人陷害获罪的。

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缇萦一个罪臣的女孩写给皇帝的上书，居然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把感动皇帝得亲自下诏，放了她爹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这最主要的原因，正是淳于意本人的才能、名气，他的案子才能得到帝国高层的重视，从而被皇帝注意。总之，后世之人评说此事时，找的点都不太准，有的说全靠有个好皇帝，可皇帝亲自接待上访人这种事肯定是凤毛麟角；有的说因为缇萦孝顺，可汉代以孝治国，孝子贤孙满大街都是，为什么偏偏是缇萦？还有人说，这是因为缇萦有文化、会写信，所以我们应该让女孩接受和男孩一样的文化教育，我觉得，这个解释可以有，至少比前两个要靠谱。总之，第二次记载的主角也不是缇萦，而是淳于意。

第三次记载，则是在《汉书》的《刑法志》里。在这篇关于古代法律的著名篇章中，我们发现了更为诡异的事情。作为故事，缇萦救父在汉文帝含泪废除肉刑之时已告结束。这个故事已经获得了独立性和完整性，从此成为可供后人随手拈来的典故、寓言。但在历史中，至少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个故事却远未结束。

说了半天“肉刑”，究竟何为肉刑？《史记集解》引述说：“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意思是说，肉刑主要有三种：第一是黥，先用刀在脸上刻字，再用墨涂上，这样疤痕就永远洗不掉了；第二是劓，割掉鼻子；第三是左右趾，即砍掉左右脚。说起来，这几种刑罚确实很疼，即便是黥，也很令人耻辱。汉朝之所以能得天下，后世都说是因为秦法太残酷。但事实上，汉朝从建立之初就延续着秦朝的法律，并不比秦朝好多少，像秦始皇“焚书”时制定的“挟书令”，就是到了刘邦的儿子刘盈当皇帝时才废除。汉文帝此时此刻看到了缇萦的上书，想起传说中上古三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时候，惩罚罪人根本不用刑，给他们穿上带有警示性的“奇装异服”，就足以令罪人们痛哭流涕、深刻反省、整改落实，而自己治理天下还需要这么多残酷的刑罚吗？于是，汉文帝才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的诏书。

▲ 资料图：黥刑

诏书，就如同今天执政党出台的文件，具体落实还要靠政府制定法规和细则。在诏书中，汉文帝阐明了下诏的依据——《诗经》有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这就好比党的文件首先要交代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才出台这个意见。汉文帝批示：要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措施代替。

诏书一下，帝国政府的总理和首席大法官，也就是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马上就着手落实，很快出台了“刑法修正案”。上面提到的三种肉刑，分别被别的刑罚替代：

黥，改成把犯人头发剃光，脖子带上铁圈，去筑城服劳役；

劓，改为鞭笞三百；

砍去左足，改为鞭笞五百；

砍去右足，改为弃市，也就是在闹市当众处死。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砍去右脚的肉刑改成了杀头？

没有搞错，确实是如此。因为在原有的三种肉刑中，砍掉右脚是最重的刑罚，于是就被处死代替了，古人的思维我们不好揣测，总之汉文帝批了一个字“可”，签署了这项“刑法修正案”。

皇帝废除了肉刑，履行了《诗经》“民之父母”的承诺，这的确是被史书所称赞的行为，毕竟，这表明帝国高层已经着手进行“顶层设计”，开始修改秦代遗留下来的恶法，逐渐走向“以德治国”。

但是，《汉书刑法志》以及后来的《晋书》等正史，却记载了废除肉刑之后的荒诞结果。《刑法志》里，紧挨着汉文帝的那个“可”字，班固就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就是说，肉刑废除后，表面上减轻了刑罚，实则死的人多了，大部分人在遭受鞭笞的时候，还没打完人就挂了。

想来的确如此，改为鞭笞之后，刑罚的轻重就掌握在了基层执法者手中，执法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图，控制鞭笞的轻重，而且花样一定不少。两千年后，清代的一些稗官野史里记载着清代官府的衙役们“打板子”打出了经验、打出了水平、打出了职业精神，他们可以根据上峰的指示或自己受贿的情况，有时候看上去下手巨狠，实则犯人却不疼；有时候看上去轻轻落下，实则打得犯人非死即伤。手段之精妙，堪称国粹。想来，汉文帝时期的鞭笞，与此情形不会差太远。

于是，从缇萦救父算起仅仅十一年，也就是汉景帝登基的第一年，就惩于鞭笞的可怕威力，甚至不避先皇的面子，下诏说：“鞭笞是很重的惩罚，犯人就算不被打死，生活也不能自理，朕实在觉得可怜啊。”于是赶紧修改法律规定，方法粗暴简单：“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减少了鞭笞的数量。又过了十多年，汉景帝发现还是常常打死人，再次粗暴简单的修改法律：“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减少数量还不够，还进一步出台细则，对鞭笞的刑具——竹片进行标准化设计，规定竹片长五尺，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多点；竹片的把要厚一寸，竹片的头要薄半寸。因为竹片是用竹子削的，竹子有节，这些节要刨平，不然会更疼。对鞭笞的部位做了明确规定——“笞臀”。对行刑者也做了要求——“毋得更人”，中途不能换人，否则，一个人打没劲儿了接着换人打，那犯人一准会被打死。

从此，鞭笞总算打不死人了，但《刑法志》说“酷吏犹以为威”，说明鞭笞仍然是令人恐惧的酷刑。东汉的儒者崔寔在他的著作《政论》中曾说：“除肉刑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到了东汉末年，在曹操的主持之下，汉廷的大臣们就是否要恢复肉刑展开了持久的辩论，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有名重当时的名宿大儒。这是因为，儒家士大夫一贯主张德治，反对各类严刑酷法，也反对君权的过分专制和暴虐，于是肉刑让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 资料图：鞭刑

主张肉刑的儒者认为，肉刑的替代刑罚太重，本质上加重了刑罚，因此主张恢复肉刑，减轻人民负担。而且，肉刑的痕迹——刻字、削鼻、砍脚能够警示周围的人不敢犯罪；

反对肉刑的儒者认为，不论肉刑的替代刑罚是重还是轻，废除之后，“德治”的政治意义要大于“法治”的实际意义，也就对皇帝进行了“民之父母”的约束，将皇帝纳入了儒家经典的道德规范之中。汉文帝废除肉刑，使他成为了彪炳史册的道德明君，也就成为了好皇帝的榜样。一旦恢复肉刑，就会有皇帝摆脱道德束缚，走向“独夫”道路的危险。

当然，对儒家士大夫群体来说，肉刑受辱太深，也违反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的规训，这对于重视气节和身体完整性的儒家来说，还不如去死。一代大儒、也是一代能言善辩者孔融就曾表示：遭受肉刑的人，活着就是等死，多半会走向报复社会的道路，像赵高、英布都是例子。即使有个别身残志坚的如孙膑、司马迁等人，但他们一辈子都感到耻辱，生不如死。我大汉帝国废除肉刑，是开了革除恶政的先路，当然不能恢复肉刑了。

所以，尽管历史上时不时还会有人遭受断手断脚和宫刑等惩罚，但肉刑作为法律上的一种独立的刑罚，从此再没有正式恢复过。这不能不说是缇萦的功劳，而且，透过缇萦救父这个故事，历史的复杂性、政治性，立法与执法的矛盾性一概显露无疑，值得后世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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