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的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１７００万的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都不能忘记他——这位原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一位无职无权贫穷的老百姓，居然敢斗胆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的无米之炊”的困境。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为他亲笔复信，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３００元汇寄给他“聊补无米之炊”。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李庆霖成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传奇人物。在全国千百万老知青的心目中至今他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李庆霖的故事从７０年代延续９０年代，已是古稀老人的他９４年从闽北的劳改农场出狱回乡，过着简单、清苦的生活，他的故事也许会成为民间文学的一个最好版本一代一代流传。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王海容转交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文字，毛泽东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潜然而下。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２０００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他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向毛主席倾诉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毛泽东主席读毕这封信后，当即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３００元汇寄给李庆霖。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其实他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所闻，并已下决心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１９７３年５月６日李庆霖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复信，５月１０日又收到毛主席汇来的３００元钱。毛主席的“复信”寄到莆田，有人高兴有人愁；广大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兴奋地说：“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而李庆霖的信则以“暴露阴暗面”，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的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种种劣迹一旦上告中央，昭示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李庆霖很快便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群起攻讦，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信中反映的问题全盘否定。不过这些人的不光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树”，有毛泽东的复信为倚托，往日含辱忍垢的李庆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李庆霖被宣传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告御状之举促使中央高层领导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他被委以各种要职：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他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时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困难的。小学教员出生的李庆霖不过是一介平民，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与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显露出来。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当时“揪民主派 ”、“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这样便为他日后身陷囹圄埋下伏笔。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２０余年后，李庆霖自述：“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 “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被正式逮捕。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他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的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决不承认犯有被判决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以后，他在闽北崇安县一个劳改农场度过了漫长的１７个春秋，他在农场里先是烧开水，以后一直管理供犯人使用的图书室与广播室，出黑板报，他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人们仍尊称他为“李老师”。８０年初期，一些来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们听说李庆霖关押在这里，买了水果、糕点，步行１０多里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这些知青的真诚感动了监管人员，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人。这些人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们象亲人般围住李庆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老师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根据李庆霖改造表现，提出准予减刑。１９９４年３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３０周年，为了使广大知青了解李庆霖先生的近况，今年２月我专程去莆田采访他。潇潇春雨中，我找到莆田市仓后路居仁巷１５号，这是一座藏在高楼大厦后面一条幽静的深巷，１５号是一座百年老宅，我轻轻叩门，给我开门的是他的次子李良雄，莆田市四中的干部。李庆霖先生早在堂屋里等候我，这是一位慈眉善眼、颇具儒雅风度的老人，当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时，竟有一种见到久别的老父亲那种亲切与感伤，泪水潜然而下。我将武汉知青回忆《我们曾经年轻》送给他，将广大知青对他的亲切问候转给他。

    李庆霖出狱后，他和老伴没有退休金，生活上没有依靠，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和莆田县委写信，县政府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特批的２１０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他们依靠这笔钱维生。在他简陋的堂屋里，仅有一台陈旧的１２寸黑白电视机，一只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桌上摆满大大小小的药瓶，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４日李庆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与人讲话一激动，病就发作。他说这病是刑满前得的，前十几年的大风大浪，他挺住了，马上要恢复自由，但生活没有来源，他不知该怎样面对社会和亲人，精神极度紧张，酿成此病。他的老伴患有严重的肺积水，常年卧床。１９９５年老伴病重住院，莆田县委郑海雄书记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出院结帐欠了６０００多元，郑书记批示让民政部门解决，使李庆霖重新感受到一点党的温暖。１９９７年８月老伴张秀珍终于病重去世，令李庆霖悲痛至极。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地为李庆霖家捐款，总数达万元，使他得以还清了医疗费欠帐，并为老伴发丧。

    今年７０岁的李庆霖，现在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里侍弄几盆花草，还到离家不远的市信访局去看报纸。他的大儿子李良模现在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儿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短跑运动员，现在省体委食堂当会计。但是外界，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在关注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现在，他不时会收到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一般是寄到市信访局转交的。有一位汕头老知青给他汇来６００元让他治病用，在信中称他是“中国知青之神”。

    我问他，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和那３００元的下落，他告诉我，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给他的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复信的原信现存中央档案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打印了１２份。１９７７年他出事后，这份文件连同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他的委任书都被查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毛主席汇来的３００元，是１０元一张共３０张，当时就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１９７７年李庆霖被关押后，莆田有人一直要抄走这笔钱，他的老伴将存单上换成自己的名字，这笔钱才
免遭厄运。 

    我问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经受苦难，如今已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中坚，国家的栋梁，我祝他们好中更好，兢兢业业地更加奋发有为！ 

    李庆霖对自己的现状有怨无悔，因为他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当年的１７００万知青至今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还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物质财富；那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的３００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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