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篇文章，看现在风起云涌的宗教恐袭和美国黑人的狙击警察的事件和当年中国的义和团事件，觉得刺马案主角的视死如归突然有了一个合理解释，下面是文章原文：

-----------------------------------------
清末时期时称江宁的南京曾经发生一起惊动朝野的暗杀事件，担任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马新贻竟然遭人谋刺身亡。而这位回族出生的马新贻在曾国藩湘军势力盘踞的江南异军突起，深受慈禧太后的喜爱。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当时慈禧可能要求两江总督马新贻调查曾国藩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军之后是不是独吞了宝藏？因此才引发了杀机。 到底暗杀马新贻的人有没有受到曾国藩或是湘军势力的指使？这个百年历史公案终究是扑朔迷离。

当时地方盛传湘军的势力遍布江南，有人认为曾国藩他想当皇帝。这也使得慈禧有了戒心，到底马新贻被刺的真相是什么？ 许多人怀疑刺马案件的背后曾国藩所属的湘军势力暗地指使张汶祥行凶，但是案件的审理到最后却是由曾国藩来进行主审。但是不管真相如何，当时慈禧太后的政治盘算是希望曾国藩能够收拾残局。 那么如果刺马案与曾国藩无关，有没有可能与马新贻的私德有关呢？许多的戏曲包括了电影《投名状》都把位居要津的马新贻形容是一个好色的贪官。当时坊间也盛传马新贻他还没有任官时，其实早就认识了张汶祥。他还与张汶祥在内的三个土匪进行结拜，没想到马新贻却霸占大哥的人妻。

刺马案的真相到底是如何？

刺马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投名状”刺马案——疑案迷雾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
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

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马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五，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六，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投名状”刺马案——天主教档案里的"刺马"案新真相（上）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1日)，在江宁府衙(今南京市第一中学所在地)的校场演武厅，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一案。颇为离奇的是，刺客并不逃走，而是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等待在场的卫士捉拿。

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审起，该案先后由五十多位官员进行审讯，持续了八个多月，虽有结案，但得不到确供，故让朝野上下产生了许多怀疑。 

民间对“刺马”原因大致有以下六种说法：
一、幕后策划者是慈禧，故意让此案不了了之。
二、马新贻通“